【www.guakaob.com--报告】
人们在上网时总是会遇到各种广告插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流氓软件。
据国内安全公司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2015年度PC互联网安全报告》，目前对用户侵扰最大的是主流商业软件的侵权行为(商业软件流氓化、病毒化)，其危害数十倍于传统病毒。而常规电脑病毒的疫情也令人担忧，传统的木马、广告类病毒和“感染型病毒”依旧猖獗泛滥，以“勒索型病毒”为代表的新病毒种类也在愈演愈烈。
从电脑病毒疫情状况来说，木马病毒(39%)和广告软件(33%)占主体，绝大部分的病毒都以牟利为目的，除了传统的“偷窃”、“肉鸡”等牟利方式外，近几年新出现的“勒索型”病毒日渐增多，火绒在2015年截获了高达6万多个“勒索类”新病毒。需要强调的是，古老的“感染型病毒”对目前流行的“云查安全软件几乎免疫，全国每天有2%的电脑被此类病毒攻击。
比起常规的电脑病毒，商业软件的侵权行为更加困扰PC用户，“火绒安全软件”拦截到的商业软件侵权行为，数十倍于电脑病毒的攻击次数。报告中列举的流氓软件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每天有10%的用户被浏览器快捷方式被篡改，每天有8%的用户IE首页被篡改，平均每台电脑每天被强行或者诱骗捆绑安装1次软件……。
目前的商业软件已经整体“流氓化“，其通用的标准业务流程是：通过捆绑、欺骗诱导甚至电脑病毒等手段安装进用户电脑，然后通过劫持浏览器、默认首页、捆绑其它软件等方式牟利。在大家都关注移动互联网、O2O这些热门领域的时候，一些互联网公司将PC互联网看作是无人看管的“狩猎场”和“提款机”，肆无忌惮地掠夺尽量多的金钱。
而流氓软件已经形成井然有序的产业分工，有软件开发、渠道推广，还有广告经营等。
记者调查发现，“流氓软件”肆虐背后，是一条渐成产业的灰色利益链条。据了解，一款捆绑五款软件的“流氓软件”半年获利达数百万元，而大量因此遭受损失的手机和电脑用户，维权困难重重。
黑色暴利生意
“真正最上游的是插件源程序公司，他们负责给中小网站站长和软件程序员提供共享软件”，业内人士柳洪（化名）一开始并不把自己曾经代理的产品称为“流氓软件”，而叫做“插件”。
“我是6月26号从一家名为IE工具网的网站得到插件源程序公司的代理权”，柳洪介绍，当时这个网站提供的“插件”大致有四种，相当简单，零售价格从300元到1000元不等。比如最基本的开机弹窗插件，300元/套，可以在电脑开机后按照设定的时间弹出指定的网站，弹出时间可以依照自己的设置更改，如果再加500元还可以自动点击弹出内容中的广告图片和Flash。还有赫赫有名的QQ消息插件，500元/套，据说可以模拟QQ广告样式，“一般不会被怀疑是恶意广告，可以大大提高广告点击”。
“最贵的当然也是最绝的还是一种霸王弹窗软件”，谈起它的威力，柳洪至今“心有余悸”，“基本上是国内最强的了，杀毒软件对它根本没有办法，后来我的电脑也中了这种插件，只好重装系统”。为了更好地对付瑞星、卡巴、金山等杀毒软件，“霸王”不仅时常更新，还不提供试用下载。
正是由于这类程序简单易用，一段时间内众多想一夜暴富的小网站或者论坛站长纷纷杀入这行，柳洪进入时正是这个产业最鼎盛的时期。
柳洪回忆，一开始他只是个初级代理，拿货没什么特别优惠，但网站许诺销售3套送1套，15天后他卖掉了6套。
这时，柳洪又被告知已经晋级中级代理了，可以以软件市场价格的6折提货，凭着这个优惠的价格，柳洪以7折的价格仅用10天就销售了十多套。
这时，他又被升级为高级代理，可以以5折价格提货，“这可是100%利润”。凭着薄利多销，以及在中小论坛上不断“灌水”做广告，柳洪很快卖出超过200套这种软件。
接着，又因为“销售出色，一个月总套数超过60套，柳洪还得到IE工具网的1000元现金奖励”。开心之余，他继续做下去，有一个月竟然赚了10000元！
那么，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柳洪是不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呢？“其实我每天只花了两个小时上网成本”。柳洪说。
但柳洪并不认为自己是“流氓软件”帮凶，“我卖的插件可以正当地装一些有用程序，总不能有人杀了人，就说卖刀的有罪吧，顶多算纵容”。
向柳洪购买软件的人，居然以学生居多。“很多人都比我小，最年轻的只有16岁，其中大部分是小网站站长和一些论坛斑竹，还有程序员”，这些人购买软件后，再与广告中介谈价格，把需要弹出的广告页面制作进插件后，放进网站的源程序或者弹出程序中，用户登录这些小网站后下载任何软件，就再也摆脱不了“流氓软件”的困扰。由于这些网站往往会拿出一些有诱惑的免费软件做诱饵，网民很容易上当。
“大多数站长赚钱还是比较客气的，少数年轻人就太吼了--设定每三五秒就弹出广告页面，这样很容易造成中招死机。”柳洪与不少“下游”站长都有联系，据他了解，站长大多数靠弹窗流量赚钱，弹窗流量售价为3-6元/每千IP流量，“按插件装入1000台电脑为例，每天每台傀儡电脑上网半小时，每分钟弹出窗口一次计算，每月收入几千元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是弹出两个不同的广告，收入翻倍”。
柳洪说，还有部分站长的盈利方式是直接从上游拿插件包，然后放到自己的插件程序中，再按照安装量拿钱。一般每台电脑安装一个广告插件的价格在3到6分钱，“这样可以避免赚不到钱---因为插件一旦被删除就赚不到流量钱”。
“广告中介的利润其实最大”，柳洪说到这里还有些愤愤不平，“自己做插件还不如做中介商赚钱”。
这些中介一边负责和商家联系，一边联系插件拥有者。柳洪仍然以弹窗流量收费举例，捆绑插件的网站站长每千IP流量能得到3到6元，而中介商至少能得到一分钱，多的甚至能占总费用的50%或60%。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中介商可以对应很多个网站站长，而其本钱为零，暴利程度可想而知。
现在，很多“中介”受到整个产业链的“质疑”：“前几天我一个朋友接了单‘魔客插件’，当时讲好是安装一台3分钱(
知情人士透露，小网站希望通过弹窗流量来提升网站排名，“吸引风投注意”，或者来屏蔽竞争对手的网页。“比起其他宣传方式，真是花小钱办了大事”，但美誉度多少就难说了。
原因：利益驱动营销变形
去年7月，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在网络调查基础上，公布了十大流氓软件。在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列举的十大流氓软件名单中，3721、百度、淘宝、ebay易趣等大公司赫然在列。是什么让流氓软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这些大名鼎鼎的IT企业都不惜放下架子，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都想分得一杯羹呢？
揭开流氓软件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是产业的利益驱动。在监管的缺失和行业潜规则的默认下，流氓软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灰色产业链，整个链条利润丰厚。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即使是一些知名的大公司也难以洁身自爱，加入到流氓软件的产业大军中，使本来为消费者服务的软件完成了一次并不完美的质量变形，从消费者的助手演变成消费者的噩梦，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演变成“流氓软件、人人喊打”的境地。
据了解，这个产业链的运作流程大致如下：做弹窗生意的人，一般会先找“上游”的软件作者，以每次捆绑5分钱左右的价格捆绑木马程序，然后他们再向“下游”的客户销售弹窗广告。此外，在上下游之间，又存在若干环节的“中间人”或“代理人”。以我们非常熟悉的上网助手软件为例，当软件使用者将这些软件安装到自己的电脑以后，只要用户一使用这个软件，预先埋伏在软件里的木马程序就会启动，相关的广告网站就会违背用户的意愿频繁自动弹出。同时，还无法卸载。
“将网页、广告等成功送达消费者的电脑以后，各利益方就可以开始分成了。弹窗流量目前的售价为6元/每千IP流量，也有人愿意以4元的价格接单。生意没有以前好做，但也绝对是暴利。按每天弹百万次计算，每月收入几十万元很正常。”一位业内人士说。
赛迪顾问软件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张曦指出，这些做流氓软件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做流氓软件的小企业，它们主要依靠流氓软件来赢利，一个点的流量多少钱，都有业内默认的行规。另一种是其他的大的IT企业，它们可能只是做IE插件之类的软件，但受整个流氓软件的冲击和利润的诱惑，最后为了市场占有率，同样开始做流氓软件。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现在有超过130种恶意插件通过互联网传播，截止到2006年上半年，新型的恶意软件受害用户数首次超过了病毒，成为了新的互联网公害。
随后加入反流氓软件阵营的瑞星、金山等杀毒软件厂商同样面临质疑之声。据了解，早在2005年6月28日，瑞星就发布了自己的反流氓软件卡卡助手，然而却在反流氓软件运动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宣布进军该领域，瑞星将其归结为“法律滞后问题”。“现在才开始集体喊杀，说明杀毒软件与流氓软件之前可能有一些利益的协议，因此尽管从客观上对反流氓软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同时也是最大受益者。”张曦说。
评论：“流氓软件”不仅仅是流氓
然玉（媒体评论员）：流氓软件，业已成为某种 “上下相蒙”产业骗局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骗局中，流氓软件负责强迫用户不断下载的多余软件；而由此所增加的“无效装机量”，又会反过来变成相关软件产商骗取广告投放和投资人出资的“耀眼成绩单”。可以说，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分工协作的连环骗局。终端的消费者，与上游的资本力量，乃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受害者。
明乎此，我们便很容易发现，现阶段法律关于“流氓软件”的表述，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即，更多只是将之视作“侵犯公民知情权、选择权”的琐碎案例，而未曾意识到其所给市场秩序带来的系统化危害。
只有充分意识到流氓软件的整体危害，才能有动力去调整立法表述、去强化日常执法。也唯有如此，才可从而避免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业风气，蚕食掉健康的市场的价值判断与竞争秩序。
消息：工信部新规征集意见 手机不能预装“流氓软件”
天津日报2015年12月8日：记者前从工信部官网获悉，《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APP)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进行公开意见征集，该《规定》明确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所有预装软件必须可卸载，由此规范手机APP预装市场。
所谓基本功能软件，是指那些保障手机和操作系统正常运行的软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基本组件、保证手机正常运行的应用、基本通信应用、应用软件下载通道等，而预置的实现同一功能的基本功能软件，至多有一个可设置为不可卸载。
《规定》要求，除了上述基本功能软件之外的所有APP需供用户方便卸载，卸载后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且手机中附属于该软件的资源文件、配置文件和用户数据文件等也能被方便卸载和删除，同时要确保已卸载的预置软件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升级时不被强行恢复。
文/世强
部分小贷公司暗藏玄机牟暴利 灰色小贷反成小微克星
2014-06-17齐鲁金融网
四川部分小贷公司暗藏玄机牟暴利 “灰色小贷”反成小微企业“克星”
一直以来，江浙沿海一带是民间融资最活跃的地区，也成为小额贷款行业风险积聚的焦点。然而，前段时间，包括四川腾中重工案在内的一系列中西部民间融资风险案件暴露，将小贷行业的关注目光引向内陆地区。数据显示，仅在四川地区，2013年底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就已经达到344家，从业人员超过8000人。
记者近日在四川采访发现，尽管资金量和沿海地区相比尚有差距，但“灰色小贷”仍然相当活跃。通过狂轰滥炸的低利率广告吸引客户，以额外费用或曲解贷款合同变相计息，以账外经营规避监管，暴力收贷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灰色放贷”行为，不仅难以帮助“三农”及小微企业摆脱资金困局，反而加重企业负担，扰乱了小贷行业的市场秩序。同时，一些不规范的逐利资金流向房地产等行业，恐加大金融风险。
不规范经营牟取暴利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通过低利率广告吸引客户、以额外费用或曲解贷款合同变相计息放高利贷、借助账外经营规避监管、暴力收贷等小贷公司不规范行为层出不穷。
成都市民汪先生最近经常会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贷款广告短信：平安无抵押信贷，非中介当天放款，月息0.9%至2.3%之间。同事几乎都收到过，他猜测有人通过短信群发器匿名推送。
如今，“快速贷款”“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的小广告不仅在地下通道、公交站、电话亭等城市街头曝光度极高，而且充斥地铁电视、手机短信、广播电台、地方报纸等媒介平台。
但是这些广告存在明显夸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通过这种途径借钱，通常都是以按揭住房、商铺或汽车这些已经在银行抵押过的资产进行二次抵押，估值低、利息高。如果没有抵押物，利息只会更高。【灰色暴利】
以广告短信中最高的2.3%月息为例计算，年息达到27.6%，已经超过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
实际上，记者了解到，为规避法律风险，有些“水公司”(不规范的小贷公司)除了约定还款利率外，还变相收取贷款手续费、提前还贷手续费或其他名目的服务管理费，这部分额外费用虽然不算在利息中，但本质还是属于高利贷。
日前，由于工程施工付款周期错位，包工头周老板需要200万元垫款，但银行信贷速度太慢，他只好用自己的两套商品房和一辆越野车作为抵押向小贷公司借钱“救急”。一家公司愿意按3%的“综合月息” 借给他，月息6万元，折合年化利率高达36%。但周老板在合同中发现，所谓3%的“综合月息”其实分为两部分，其中借款利息为2%，年化利率为24%，另外1%则是向某财务公司支付的“财务咨询费”。【灰色暴利】
除了额外费用，还有一种形式是在合同中暗藏重复计息条款来达到高息放贷的目的。记者了解到，个别小贷公司玩文字游戏曲解“等额本息”还款，先用贷款总额算总利息再按月平均分摊，就是每个月归还了本金，但所付利息并没有减少，这样算下来的实际年利率接近50%。
同时，“账外经营”也是个别小贷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近日，个体户李女士为扩大经营规模，向某小贷公司借款10万元、月息为2.2%。不过，合同上的贷款人一栏并非该小贷公司，而是一名自然人，签章也非公司章而是个人章。小贷公司解释称这是避税需要。
业内人士透露，账外经营一般是小贷公司在自身合规资金放完以后，用股东或壳公司的资金打着小贷公司招牌进行放款，以获取高利。
除了高利息之外，暴力收贷也是小贷行业乱象之一。四川一生猪养殖联合会所负责人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有会员曾经通过该类民间渠道补充流动资金，最后养殖场却损失惨重“公司在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办公，看起来非常正规。放贷之前谈得很顺利，但稍有拖欠就罚款加息，还不上就采用恐吓甚至暴力手段，最后不得不贱卖资产抵债。”该负责人说。
逐利资金利用监管漏洞“剑走偏锋”
对于以经营自有资金为主的小贷公司来说，大部分监管仅体现在严格的前置审批条件中。现有的监管体系中存在重前置审批轻过程执法的弊端。高进入门槛并不能阻止个别小贷公司去趟“高利贷”雷区牟利。
在我国，虽然小贷公司目前尚未纳入金融机构监管序列，但注册通常要经过县区、市州以及省金融办三级审批，在资本金、人员素质、业务范围和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成立后需不定期接受检查。
以四川为例，小贷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单一股东持股不超过30%，出资额不低于50万元；公司高管须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信用记录良好。此外，监管机构对违规公司建立处罚退出机制。
然而，如此高的进入门槛并不能阻止个别小贷公司去趟“高利贷”雷区牟利。西部某省小贷公司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个别小贷公司的董事会对经营团队下达过高的经营考核目标，可能迫使经营团队追求短期收益而罔顾金融风险，或采取违规经营行为。
暴利到底有多高？以放一年期款项100万元为例，若按法定最高民间借贷利率及正常“等额本息”方法计算，利息为13.47万元，而按前述曲解后的“总利息均摊”算法，利息则达到24万元，高出近一倍。
西南财经大学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地方监管部门最怕民间金融引发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最敏感的是民间金融触及非法集资红线。因此，对于以经营自有资金为主的小贷公司来说，大部分监管仅体现在严格的前置审批条件中。至于对公司业务运营的监控，则主要依赖小贷公司的定期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然而，小贷公司不可能主动上报灰色甚至违法的放贷行为。由于缺乏行业规范，监管者也很难或者没有动力去监督。也就是说，现有的监管体系中存在重前置审批轻过程执法的弊端。
放高利贷还能披着合法的外衣，不少曾参与地下民间借贷的企业和老板转向成立小贷公司。为了规避监管，这些灰色贷款通常借着小贷公司的壳而不走小贷公司的账，也就是以小贷公司的名义招揽生意但实际出借的是非公司所有的资金。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愿意承受如此高利息的借款客户，要么是信息不对称病急乱投医而上当受骗；要么是达不到正规贷款要求又急用钱的短期拆借；还有就是变相融资投向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行业，“只有房地产利润才能应付这么高的利息”。
资金流入房地产加大金融风险
专家认为，如果不能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追逐暴利的民间资本涌入房地产、建筑等周期性较强的行业，会让泡沫与风险更快积累，伤害实体经济。只要一开始挤泡沫，一条断掉的资金链就有可能引发一张资金网的崩盘。
实际上，自2008年在全国试点以来，小贷行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四川为例，作为全国最早试点小贷公司的地区之一，吸纳了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目前机构已经覆盖全省80%的县级行政区。2013年四川小贷公司向近9万名客户累计发放10.6万笔、1063.21亿元贷款，贷款余额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成为服务当地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主要金融力量之一。
“但狂轰滥炸的小广告，时不时曝出的高利贷骗局，让公众对小贷行业产生巨大误解，市场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四川省小贷协会会长陈泓贵认为。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商业银行研究所所长郭建鸾教授分析，部分小贷公司放出的灰色贷款，若流入小微企业，恐因融资成本高、暴力收贷等因素影响，不仅可能无法缓解其资金短缺，反而加重他们的负担，中伤本来就面临发展困境的“三农”和小微经济体。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前常常把这类风险积聚限定在沿海地区，认为不管是法定的小贷经营范围，或是民间金融本身延伸的宽度都相对固定。但江浙一带小贷行业最近两年披露的部分违规违法案件显示，这类融资渠道已经深深嵌入当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生态，尤其是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建筑等周期性较强的行业，只要一开始挤泡沫，一条断掉的资金链就有可能引发一张资金网的崩盘。
西南财经大学微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翁舟杰认为，绝不能低估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同类风险。他说，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确实有不少资金是流向房地产及其相关的建筑材料等行业。尤其是市场上不少没有在金融办备案，只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理财公司、担保融资公司、金融顾问公司等，其投资工具其实就是经过多重包装的高利贷，而且投向这些受经济形势影响的强周期行业。
实际上，四川最近曝光的腾中重工案已经引发关注。这家因为收购悍马汽车而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早在一年前就被传出资金链紧张，而其实际控制人李炎据称在今年4月底跑路，涉及民间资金数十亿元，当地相关部门已经着手调查。
翁舟杰认为，如果不能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渴望暴利的民间资本涌入会让泡沫与风险更快积累，伤害实体经济。监管层应直面小贷行业乱象并加强整治，既是促进小贷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防范地方金融风险不可或缺的内容。
相关专家建议，应该明确指定央行或银监会作为小贷行业的监管部门，统一进行政策协调、风险控制和市场规范。同时，建立全国性行业协会以加快构建行业自律机制。此外，还应该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建立行业动态评级体系，对于信用级别相对较低的小贷公司则要加强监控和检查，对违规违法机构建立退出机制，严防个案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一半污泥无出路 滋生偷排暴利灰色产业链
时间：2012-07-31 15:20来源：南方日报作者：杨大正 潘思名 林思伟 中国水网编者按 根据中国水网《2011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城镇污水处理量有343亿立方米，接近于一个三峡水库的总库容，每年产出的脱水污泥接近2200万吨，其中有80%未得到处理。人大环境学院教授王洪臣进一步表示，“这仅仅是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泥量，全国近千个各类经济或工业开发区的工业废水污泥大多并不在统计之列，其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技术路线备受争议，监管体制尚未健全，越来越多的污泥怎么处理？一条污泥偷排的暴利灰色产业链悄然形成，广东、浙江、北京、上海、贵州、宁夏、四川、重庆„„太多的城市饱受污泥围城、偷排的困扰。清除这颗城市环境的“定时炸弹”，从技术、设施到运营、监管，太多的行动亟待展开。
7月12日深夜，满载着四五百吨污泥的广西(桂)桂平货3621号货轮，从广州天河猎德码头出发，前往广州市天河奥特农化新技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奥特农化”)肇庆生化处理基地。然而，这船含有重金属、病原体和细菌的污泥，并未运往生化基地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是被偷排到了广州、中山市交界的洪奇沥水道。
中山市环保局的执法人员刚好在此水域巡查，将涉嫌排污的船只逮了个现形。案件牵涉到中山和广州两地市，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相关部门至今尚未给出处罚决定。“但是污泥偷排的事实可以基本认定。”
“见怪不怪”——长期在政府水务部门工作的许庆看来，由于污泥处置设施建设滞后，偷排现象屡见不鲜。
“大量的污泥最终排放到哪里，根本没人跟踪！”民进广东省委资源环境工作委员会主任、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日远质疑。
污泥去哪儿了？南方日报记者就此向广州市环保、水务部门以及猎德处理厂询问，但却均得不到正面回应。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厂作为此次涉嫌偷排的当事单位，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避而不谈。
偷排被抓
污泥偷排是行业潜规则，不出事大家都没事，人人有钱赚，出事了各方能赖就赖，急于撇清关系
据广州、中山市环保局的通报，奥特农化涉嫌偷排污泥事件简称为“7.12事件”。
7月12日23时许，中山市环保局在该市三角镇水域发现可疑货船，涉嫌往洪奇沥水道倾倒污泥，执法人员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一恶性行为，并扣押了涉事货轮。
经执法人员调查，船主承认了偷排事实，坦承自己受雇于奥特农化，负责为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厂运输污泥。船主此外辩称，案发之前他曾开船前往规定目的地——奥特农化肇庆处理基地，但基地的污泥泵发生故障，所以没有卸完污泥就离开基地，航行到洪奇沥水道时刚好被中山环保执法人员发现。
记者从环保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是，桂平号3621号货轮刚开始在洪奇沥水道偷排时就被发现，于是惊慌失措停止了偷排行为。
洪奇沥水道是珠江入海水道之一，位于中山、广州和顺德交界处。据知情人士透露，交界地段是不法商人偷排污泥的最佳地点。不过，偷排者这次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按照猎德污水处理厂和奥特农化签订的污泥处理协议，污泥从广州猎德码头运往奥特农化肇庆基地，经过微生物干化处置，转化为生态型有机肥，用于林业以及城市园林建设。
奥特农化执行董事长梁文涛见到南方日报记者，第一时间表明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他称公司在污泥运输管理中的确存在漏洞，如果偷排事实确定，完全是船主个人行为，公司并不知情。“我们也在想办法调查，但船主跑了，不排除船主是接了私活或者私自卖污泥给其他地方。”梁文涛告诉记者，公司并没有专门成立船运队伍，而是委托第三方进行运输。国内航道运输的货轮基本都是私人老板，没法签订相关协议，不可控风险很大。
许庆则透露，为了防止偷排，作为监管单位的污水厂和水投集团，制定了严格的监管制度——污泥出厂要登记，污泥到达要签收，监控单位双方交签收单才能进行处理款项结算。“但实际操作并非如此，不管污泥有没到达，签收单早签了，原因很复杂。”
广州市水务局接到污泥倾倒事件通报后，立即向市水投集团发出整改通知，要求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非常气愤！”广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接到省环保监察局的通报后，立即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彻查此事，“严堵漏洞，一查到底。”
“偷排是行业潜规则，不出事大家都没事，人人有钱赚。”在许庆看来，出事了各方能赖就赖，急于撇清关系，“都说是委托某某公司去处置的，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污泥生意
中国在污泥处理投资有望达到600亿元，但污泥处理市场混乱，不法商人正打造一条暴利灰色产业链
记者据广东省环保厅严控废物处理许可证发证情况统计获悉，截至今年3月，奥特农化被核准每年经营污泥、废液等严控废物的总量为10万吨，是广州最大的处理厂家之一。公司负责人也承认，他们签订的处置合同占到了广州污水厂所产生的污泥总量的1/3。
据奥特农化的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在肇庆建成目前国内最大的工农业有机废物及城市生活污泥处理处置的新型生物有机肥制造基地。该公司简介中还透露，奥特农化至今已接纳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肇庆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下污水厂共12万吨的污泥。
梁文涛告诉记者，奥特农化从2009年开始接受城市污泥处理，包揽了猎德污水厂的污泥处理业务。特别是2010亚运会之前，污泥围城的严峻形势摆在了眼前，奥特农化尝到了污泥处置的甜头，“高峰时公司曾雇请了50条船运泥。”去年，奥特农化处理的污泥总量超过21万吨。
按照猎德污水处理厂和奥特农化签订的协议，处理价格为每吨193元。据奥特农化统计的数据，猎德污水处理厂平均每天委托他们处置的污泥约为600吨。也就是说，猎德污水处理厂每天需要向奥特农化支付近12万元的污泥处置费用，一年的花费超过4000万元。
“我们基本没赚钱，只是帮助政府承担任务。”梁文涛抱怨，污泥处置价格太低，而且处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奥特农化之所以以成本价运作，主要是看中了今后广东污泥的市场份额。
据环境保护部的有关规划，未来10年是中国污水处置的黄金时期，上千座污水处理厂将陆续建成。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称，“十二五”期间，中国在污泥处理处置上潜力巨大，投资有望达到600亿元。
以公共场所卫生学检测与评价见长的广州市赛特检测公司总裁郑永旭介绍，目前奥特农化所采取的污泥堆肥处理方式成本相对较低，但运输距离会增加成本，处理费用很难控制在每吨200元以内。
“污泥的处治成本的确很高。”许庆表示，国内污泥处理的投资建设成本一般为每吨10万到30万元，运营成本约为每吨200到400元不等，污水处理厂基本上无力承担这笔巨额费用，处理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市民缴纳的污水处理费用和政府的财政补贴。“我们日常缴纳的水费中，在污水处理费中就包含了污泥处理费用。”
多名固废处理业内人士透露说，目前污水厂大多不对污泥进行处置，而是将污泥处理外包给第三方污泥处理厂进行处理。由于污泥处理市场混乱，成本高，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将未处理的污泥偷排入河道，造成河道污染严重。“一般是偷排到辖区交界地域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属于监管空白地带。”
“如果直接偷排，那就是真的暴利了。你想想，一艘船可以运载四五百吨污泥，如果偷排，只需要雇条船花点油费，一两个小时搞定，偷排一船污泥可获利七八万元。”
许庆作为业内人士，揭露了这一暴利的灰色产业链，“受害的是市民，我们本来交了污水和污泥处置费用，但可能喝到的水却是自己排出去的屎尿，想想都觉得恶心。”
毒泥围城
污泥正让城市陷入恐惧之中，这些含有有害物的污泥，正为找不到出路而发愁，犹如一个个定时炸弹【灰色暴利】
据知情人士指引，记者前往猎德污水处理厂对面的污泥装载码头，远远便闻到刺鼻的臭味，几艘来自广西的污泥运载货轮在码头停靠。码头被大铁门锁得严严实实，注明“生产重地，闲人免进”。发现记者在外面拍照，一中年男子立刻从里面出来，紧盯记者的举动。
根据猎德污水处理厂向媒体发布的公开信息，目前猎德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约在120万吨，按每处理1万吨污水产生5吨湿污泥计算，日产污泥总量超过600吨。同时根据《广州市污水治理总体规划》，2010年全市每天因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2425吨。到2020年这个数据将增加到3120吨。截止到2011年8月，广州污泥的日处理量不超过1000吨，每天约有一半的污泥找不到去路。
广州污泥处置的境况也是全国的缩影。中国水网最近出炉的《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2011版》披露，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城镇污水处理量达到343亿立方米，脱水污泥产生量接近2200万吨，而且其中有80%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糟糕的现状源于城市污水处理“重水轻泥”。“十一五”以来，虽然中国的污水处理行业快速发展，很快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污水处理能力，但与国外污泥占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近半的比例相比，我国污泥处理设施的投资一直处于滞后状态。
梁文涛称自己长期混迹于广州污泥处理领域，算得上半个专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污水处理厂遍地开花，“但是建厂的时候怎么就没考虑到污泥呢？要等污泥总量上了规模，才明白污泥原来也成了公害。”
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后，污泥正让城市陷入恐惧之中。这些含水量极高，含有寄生虫卵、病原微生物、有机化学毒性物和重金属等有害物的污泥，正为找不到出路而发愁，犹如一个个定时炸弹。
陈日远教授介绍，目前广东城市污泥处理处置方式仍处于简易填埋和临时堆置为主的初始阶段，无害化处理率很低。但污泥严重影响城市垃圾填埋场的作业，加之污泥管理体制不完善，一些垃圾填埋场已开始拒绝接纳污泥。据悉，我国城
镇污泥的含水量约为80%，这样的污泥就像黏稠的汤，即使填埋后变干，随时可能造成垃圾场的垮塌。
因此，广州市政协委员田小群数次在两会上呼吁重视污泥处理问题，“大量的污泥最终排放到哪里？没人跟踪，有极大的可能被偷排到江河中或是弃置在山沟里。像电池、印染行业排放的污泥中，含有不少重金属和致癌物，其二次污染非常严重。”
广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污染物的浓缩。随意堆放或简单处理会存在较高的二次污染风险，破坏土壤、大气和水资源，部分污泥中的重金属渗入地下水后还可能通过食物链，重新回到餐桌上，“如果现在不进行科学处理，将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
猎德污水处理厂污泥外包发生的偷排行为绝非个案。今年年初，广州广州嘉天保洁公司把应该运往花都区狮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泥，偷倒在花都赤坭镇瑞岭村，造成三坑水库污染。
“污泥偷排的利润太高，违法成本太低。”在许庆看来，如此之大的利益关系和灰色监管空间，肯定有人铤而走险。
广东省环保厅固体废物处理中心一位工程师坦言，全省仅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总量就有216.4万吨。预计到2015年，污泥产生量将超过300万吨。如此之大的污泥总量，一旦失控，我们面临毒泥围城的形势比垃圾围城将更加严峻。
污泥去处
城市污泥处理是软任务，如果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污泥处置就是一句空口号，所以软任务要变硬指标
早在2009年，民进广东省委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推进我国城市污泥规范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建议》，指出污泥处理是污水处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污水处理的成效和城镇生态与江河环境安全，有关政府部门应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充分考虑到城市污泥的污染威胁，把污泥处理视为污水处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切实转变“重水轻泥”观念，做到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并重，积极推进城市污泥规范处理，消除污泥的二次污染。“不能一边治污，一边造污。”
实际上，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管理者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发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被誉为“污泥进入政府视线的标志”。
“7·12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水务局要求猎德污水处理厂整改，其中要求按市政府的要求，加快推进厂内污泥减量设施项目的建设，提高自身处理污泥能力。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不再接受非在校生的报名”的规
定，已经实施了7年。然而，社会人员的报考路径并未完全堵死，各种代报名机构层出不穷，生意兴隆。这些机构公然宣称，只要交300元左右的报名费，哪怕只有初中学历，也可参加考试。更有代报名机构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交4000元可保证免考通过六级，该机构内部人员甚至还称有替考“专设考场”存在。
四六级考试为何出现代报代考乱象？与规定的报名费相比，代报名费用贵了20倍左右，这些钱究竟进了谁的腰包？替考专设考场为何能够存在？高昂的“保过费”究竟由代报名机构和哪些“合作方”共享？每一个疑问，都折射出四六级考试制度的漏洞，并衍生出暴利链条。严肃的国家考试似乎已成非法利益滋生的灰色地带。
四六级拒绝非在校生，代报名产业火热收费约300元，是高校收费标准的20倍
又到一年四六级报名的时候，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四六级”3个字，会发现很多“代报名”信息——“四六级代报名，名额有限！”、“英语四六级代报名，不过退款！”、“四六级极高通过率，独家优势，无可复制！”……众多代报名网站喊出诱人口号，争抢生源。
某代报名机构网站称，之所以能够代报名，是“借用”了某些高校的学籍信息，让无资质者“借壳”应考。拿到的四六级成绩报告单不仅盖有正规的公章，显示的个人信息都是考生本人，用来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都没有问题。据该机构内部人士透露，代报名对报考者资质没有任何要求，即使只有初中学历，带着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便可交钱报名。
据悉，教育部早在2005年便印发《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部分考务管理工作交接的通知”两份文件，其中规定，“从2006年1月份考试起，逐步将参加考试的考生范围尽可能限制在高等学校内部”，报考四六级考试的考生须是“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研究生在校生”，以及“各类全日制成人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在校生”。文件明确规定：2007年起不再接受非在校生报名。
但绝大多数代报名机构都声称可以为社会考生提供可靠的报名途径。据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的代报名生意异常火爆，一家机构的内部人员称，本来3月26日截止报名四六级，结果当天又放出30个廊坊考点的名额，且只收“85后”，即使条件如此“苛刻”，30个名额仅一天便全部告罄。
市场如此火热，有的机构甚至已经提前开始了2013年12月份的四六级考试的代报名业务。
国内高校在校生的四六级报名费并不高，北大与清华一样，四级15元、六级17元，山东大学稍高，均为32元。而网上各类代报机构的报名费多在300元左右，有的甚至近400元，是北大、清华收费标准的20倍左右。而教育部规定的正常收费标准是四级不超过8元/人/次，六级10元/人/次，口语50元/人/次。
大学四六级考试替考暴利：
4000元包过
一次性保过实际上是找人替考专设考场勾结监考承诺无风险
不仅可以代报名，这些代报名机构还声称可“一次保障通过”。某代报名机构官方网站这样解释：“此处不便回答，请联系在线QQ，或者拨打免费咨询电话400××××××0”。
有代报名机构网站更为直白：“四级保障通过3000元，60人免考名额；六级保障通过4000元，30人免考名额。”还声称：“签订合同、一次不过、全额退款”。
记者假装成一名考生，与该代报名机构的一名内部人士进行了交流，并从他那里拿到了一张四级成绩报告单的扫描件。据他称，这张报告单的主人就是
委托该机构替考而拿到的成绩，
报告单上学籍地显示是廊坊某学院，院(系)是机械工程系。调查发现，多家代报名机构的考点在通州、大兴，稍远一点的有廊坊、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等考点。
据这位内部人士称，代报名机构有专设的替考考场，监考者都是机构的合作方，整个考场都安排了由该机构组织的替考考生。当记者问，如果被识破会有怎样的处罚时，他表示，一般不会被抓出来，即使被巡考人抓到，也只会被赶出考场，没有其他处罚措施，以后可继续参加考试。
为求职加码成代报名驱动力用人单位难以一一核实真伪
据悉，2012年6月全国四六级报考考生共计924万人，12月共计938万人，全年共计1862万人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考试，意义何在？
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大学英语考试是教育部主管的一项全国性的教学考试，其目的是对大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测量，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服务。”
从定位来看，四六级的作用应该是测量大学生英语能力，为英语教学提供服务。既然如此，为何非在校生如此热衷于一项测量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考试呢？
据教育专家表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国内英语认可度最高的考试之一，很多用人单位将四六级成绩作为招聘的一项硬性要求，这就使一些在大学时没有通过四六级考试、或者不具备报名资格的人员需要一份成绩单，为求职加码。
但是，非考生本校学籍的四六级成绩报告单在招聘部门那里能通过吗？某企业的一位人力资源助理介绍说：“在日常招聘环节中，由于简历数量太多，关于四、六级的部分一般就是看看姓名和分数，最多再看一看公章，较难做到一一核实他们的学籍信息。”
张晓丽(化名)本、硕皆就读于清华大学，已经顺利通过了六级考试。但是她用来报名六级考试的四级成绩报告单上，“学校”一栏却赫然写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显示的考试时间是2007年6月。当时，张晓丽还是高中在读生。张晓丽说，她用这张四级证书考六级、保送研究生、找实习等都没有遇到过任何阻碍。(据《人民日报》)
第二章 中小学教育 九年义务乱收费 第二章 中小学教育 九年义务乱收费 中小学教育——九年义务乱收费 在我国，中小学教育还不成为产业，因为我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几乎都是官办的，是由国家划拨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的，中小学校都是事业单位。但在权威媒体公布的"十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教育连续两年都榜上有名，说明了社会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对教育收费这个问题的敏感。 因为教育不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无从它的投入产出情况来对教育的收益情况作一个评判。但我们深知，所谓教育的暴利主要是人们对中小学教育乱收费的不满。而乱收费并不存在于全国各地，贫困地区的教育是暴利不了的，你暴利我就不读了，要暴也无从暴起。暴利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最近几年，中小学教育费用的支出已成了家庭支出的大头。中国的中小学共有3亿的适龄儿童在读，而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费竟从他们的家长身上额外搜刮了2000亿。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中小学教育为九年义务教育，但中小学的乱收费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人们戏称，中小学教育是九年义务乱收费。 在一些教育部门乱收费的同时，全国2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总额达到76.68亿元，平均每个教师被拖欠1000元。而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400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面临短缺。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6944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3713亿元，教育费附加965亿元，农村捐集资经费596亿元，杂费631亿元，其他1039亿元。在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有近一半是由农民承担的。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行，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都不能再收取，将会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 暴利从何而来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收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比较复杂，其中的界限比较模糊。学校收费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属于生存性的，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往往不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一种是发展性的，有些学校希望发展更快一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设施更好一些，但是仅仅依赖政府拨款是根本办不到这一点的；除此之外，就是纯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巧立名目。现实地说，不考虑所收费用的使用和去向，只单纯考虑某种费用从法律角度或行政管理角度该不该收也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用途与去向的合法性是判断收费是否合理的关键。如果学校所收取的费用真正用于改善学校教
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上，限于目前国家拨款确实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学校收取的费用上交国家财政或全部用于学校了吗?没有!这些钱的分流状况是这样的：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物品采购；由于监督普遍不足，在物品采购和基建中，相当一部分钱以回扣、贿赂等形式流到了某些人手上；另一部分用于教师福利，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很少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进了个人腰包。这正是一些校长对各种形式的教育收费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和原始动力!所以，当善良的家长把自己辛辛苦苦的积蓄"赞助"给学校的时候，一些人天真地以为钱都用于教育事业了，殊不知也养活了一些蛀虫，培养了一批教育界的腐败分子。 中小学校，本来就不是一个经营实体，所谓的暴利，就是来源于不合理的收费——乱收费。 1.择校费。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过，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就没有享受过义务教育，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接受基本的教育仍然要掏这样那样的钱；而在城市，很多家长根本瞧不上政府对自己尽的那点义务，为了自己孩子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不惜血本，大笔投资。 据媒体披露，北京是择校最严重的地区。正常的择校收费标准是3万元，而不少一类校的择校费严重超标，达到四五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六七万元。北京地区共有中学791所，其中有择校生的多达200多所，占四分之一。据初步统计，北京市中学收入过千万的至少在20家以上，而且这些收入可以视为纯利润，因为基础教育的投资包括学校的各种费用支出都是国家财政划拨的。在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政府明文规定，寄宿制高级中学、市重点高中的择校费最高分别为4万元和3万元。 其实，择校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情。父母有权决定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而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从而有一个较好的前途。但好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进入的门口就存在竞争，有竞争就需要一个甄别标准。以前的甄别标准就是孩子自己的考试成绩和父母的权力，现在则在这之外，又增加了金钱因素——分不够、钱来凑。 至于这些费用的使用情况，在北京，高中的择校费不上缴，初中的择校费通常自留70%至75%，剩余的25%至30%由教育局统一调剂给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三类校，以提高三类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对于相当于工薪家庭一年总收入的费用，家长们自然不乏怨言，但想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仍然咬牙掏出，而且是争先恐后。面对中学阶段择校收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屡禁不止，
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遵守“三限”政策，即：限分数，即不准违反规定录取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新生；限人数，即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班额，不得挤压招生计划指标，变相扩大择校生人数；限钱数，择校生交费标准，由教育部门提出，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学校不准超过规定标准收费，不得向择校生收取赞助费或建校费等。 事实上，规定虽然对择校费的收取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在具体操作中，违反规定的现象频繁发生，既有数量超标，也有金额超标。更严重的是留存于学校的择校费的使用成为了少数人谋利的根源，由于数量大、范围广，择校费是中小学收费暴利的最大源泉。 2.借读费。 在各大城市的中小学，向就读的外来人员子女收取借读费在乱收费中占第二位。在北京市，全市流动人口子女中的学龄少年儿童共有24万人，其中有17万人在公办学校上学，占在京流动人口子女总数的71．4％。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外来人口子女需要交纳借读费，目前的收费标准为小学每学期每人200元，初中为每学期每人500元。即使按规定，这一项每年就可收取1.7亿，而其中还不乏违反规定抬高收费的现象，就是按保守的估计，北京的教育部门每年要向外来人口收取借读费两个亿。 3.巧立名目收费。 除了以上两项费用外， 各个学校还巧立名目。九年义务教育免了学费，却引来了什么赞助费、校服费、这费那费名目繁多，变本加利。教育为本的国家政策被国人聪明的对策所变通利用，在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依据"多种级别"向学生征收不菲的费用。而在学习中，还有名目繁多的杂费，如校服费、资料费、补课费、体检费、游泳费、保险费、水电费、看电影费、自行车管理费以及各种各样的带有硬性强制的"捐款"等。这些乱收费学校有的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扩大范围收费或者肢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有的继续收取国家明令取消或禁止的费用；有的则提高标准收取学费、杂费及代管费；有的将收费与入学挂钩。突出体现在招生录取、新生入学、在校学习考试、后勤服务、毕业离校等5个环节。 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曾就进一步做好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实行一费制的农村地区，每名小学生每学年只交费160元，每名初中生每学年只交费260元，除此之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但在许多地方，教育乱收费却很难制止，一些地方教育乱收费甚至在各种行政乱收费中唱起了主角--教育乱收费为何屡禁不止？专家认为，各个
利益主体都把学生当作唐僧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学收费在法律上是一个灰色地带。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又有规定可以收取少量杂费，但学费与杂费却没有明确的界定。 4.假公济私。 公立学校的资产和教师理所当然属于国家，一些学校利用国家资源举办各种校中校、校外校、分校、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各种名目的高收费学校，借机向社会敛财，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另外，利用学校资源办理各种补习班,或将学校资源向社会出租等名目的创收也屡见不鲜。 5.以各种名义向社会拉赞助、要捐资。 少数名校还利用学校基础设施改、扩建之时或利用校庆之机，向一些关系单位或企业索取赞助费、捐款等，而捐款单位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单位居多，他们打着捐资助教的旗号，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或者干脆这就是变相的“择校费”，捐资单位的职工子弟均可选择该校入学。 乱收费的的原因 1.教育资源匮乏。 每年的中小学新生录取工作结束后，不少家庭都为“择校”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家长拿着赞助费没人收，择校无门，有钱没人要。教育的需求如此旺盛，“优质学校”自然价格飞涨。在国家对教育投入尚不可能完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能够理解作为补充的某些市场行为的方式，但义务教育最终成了某些群体和个人谋利的工具，却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毫无疑问，选择学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学质量存着差别，所以有人提出要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以杜绝乱收费现象。这种设想当然有道理，但提高教学质量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另外，辩证地看，事物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无差别则是相对的。可以这样说，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有高有低，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人们对学校的选择也就不可避免了。 2.教育经费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随着我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实行，特别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进行，建立和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教育投入，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和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较快速度增长，为2000年在85%的人口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但与巨大的义务教育经费需求相比，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投入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在教师工资拖欠，贫困地区办学的基本条件难以保障、公用经费严重短缺。同时，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未有明显改善，表现为政府负担比较低，非政府负担比重较高，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较重；在政府负担中，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过少，县乡两级政府负担过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区间、城乡间的差别过大，且呈扩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出现，教育费附加的征收，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的建立，我国形成了多渠道筹资的教育财政制度。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为3849亿元，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为2086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54.2%，其中用于义务教育1085亿元。2000年底，我国在85%的人口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目标，但仍有15%的人口地区、522个县(旗、场)未实现“普九”目标，绝大多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义务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实，它既是一种体现教育公正平等的权力，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义务教育经费就必须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来承担。但据有关资料表明，我们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只有2.5％左右，远低于世界3.6％的平均水平。而这点教育经费还有相当部分未投入到义务教育之中，更突出的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的学生的2/3，而教育经费的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拨款的27.5％。在义务教育经费本来就偏低的情况下，小学和初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在微观领域又进一步向“重点学校”集中，使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正现象加剧。 3.教育行业内的不正之风盛行。 利用国家资源借机向社会和民众敛财，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这就是某些人对刺激择校需求、额外高收费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和原始动力。教育产业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教育也成了一种生意。一些所谓的名校、重点学校靠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赞助费、择校费发了大财。市场法则常常是某些人士心安理得牟取暴利的挡箭牌，他们的一句口头禅是教育应该由受益者自行投资。于是，富家子女上学分不够钱来凑，名牌学校、重点学校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好像这才符合教育产业化的方向。教育产业化，如果实际成为商业化，成为谁有钱谁才有受教育的机会，那实在是对以公正平等为原则的教育精神的亵渎。国家投入不足是牟取教育暴利的又一个天然借口。应该承认，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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