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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首先热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参观游览。参观前，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渤海国的历史。
距今一千多年以前，公元七世纪末，在我国东北地区美丽富饶的白山黑水之间曾经存在一个以靺鞨部落为主体，联合部分高句丽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建立渤海国的主体部族靺鞨族是我国现今满族的先祖。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名称，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满族的历史沿革，最早在商周至秦朝时期称为肃慎，到汉魏晋时期改称为挹娄，南北朝时又称为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它的后裔至辽、金、元、明时期称为女真，清代至今称为满族。可以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满族人的发源地。
史学家们认为，“渤海国是隶属于唐朝的一个附属国，也是唐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它自公元698年建国于公元926年灭亡，前后经历十五世国王，存在了二百二十九年，它雄踞我国东北200多年，以亮丽的色彩宣称自己的存在，以磅礴的气势实现自己的发展。本馆所陈列的文物将直观的向大家展现渤海国当年“海东盛国”的辉煌。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副版图是渤海国史浓缩画，简要地介绍渤海国从建国到灭亡的情景。
公元698年，靺鞨部落首领大祚荣率众在现今吉林省敦化敖
东城自创政权，最初自立为震国王。“震国”有东方的国家之称，当时他自立为东方之王，靺鞨人的古代国家组织正式的诞生了，历史上的“海东盛国”从这里发迹起步，著名的“海东文化”也从这里揭开了序幕。震国时期仅存在了十五年，公元713年，唐朝唐玄宗统治时期对震国实行了招抚政策，派遣郎将摄鸿胪卿(相当于外交官身份)崔淅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加授他为忽汗洲都督。自此以后去靺鞨、震国号，而专称渤海，渤海王国的名称就是由唐朝册封的渤海郡王而得的。震国归附并统一于唐朝通过招慰与册封得了巩固和发展，这在渤海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公元714年，崔淅完成使命返回唐朝内地复命的途中来到今辽东半岛，他为了纪念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出使册封活动，在今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并刻铭文留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胪井碑石刻”碑上的题刻是“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井中清水映古今，石上字字重千金。鸿胪井和石刻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它是唐朝与渤海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实物例证。碑文中明确指出崔沂是以宣劳靺鞨使的身份前来渤海进行册封活动的，而靺鞨族又是现今我国满族的先祖，所以鸿胪井碑无可辩驳地证明渤海是靺鞨族建立的国家，属于中国的领土。可是这样一件极具历史见证的珍贵文物我们大家见到的只是一个复制品，它的真品在史据上记载是“其大如驼”的巨大石刻，在二十世纪初被侵占旅顺的日本军官富冈定恭出于难以描述尽
人皆知的心理偷运过海，藏入日本皇宫，现今还在日本皇宫建安府中，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没有留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的遗憾；
渤海作为唐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同唐王朝是地方与中央的从属关系，国名来源于唐的封号，国王必须得到唐的诏册才算合法，作为附属国它必须遵守向唐缴纳赋税的臣属义务，为了监督其尽职守，唐在渤海设有长史监领之职，这幅画面表现的就是渤海遣使朝贡的场面。
在盛唐文明影响下，渤海有相当繁荣的文化，其统治集团尊奉儒学，倡导佛教，通用汉字，重视教育，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渤海社会生产门类齐全，有中世纪农业和畜牧业，也有较先进的手工业和渔猎业、采集业，生产已形成一个整体。渤海有较活跃的对外贸易活动，除了同中原内地的官私贸易外，与日本等邻国也有贸易往来，并有与之适应的水陆交通干线。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自统帅契丹大军攻破渤海城，至此传国十五世历时二百二十九年的渤海国灭亡了，渤海全境悉归契丹。这是渤海末王大諲譔着素服、举素幡、藁索牵羊，率僚属出降的场面。
这幅是“渤海盛时疆域图”，渤海国全盛时期，东至于海、南接新罗、西接契丹，北至黑水，西南接唐，全境方达五千余里，它包括现在吉林省的绝大部分，黑龙江省的大部分，辽宁省的一
小部分以及俄罗斯沿海洲的南半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洲、一百三十余县，人口达到三百多万左右，史称“海东盛国”。我们现在所在地渤海镇也就是当时的上京龙泉府是当时的五京之首渤海国的王都所在地，另外四京是它的配都。
这里是渤海王族世系表，渤海国前后经历了十五世王，政权创立者高王大祚荣在位二十二年，为渤海王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武王大武艺扩大疆土，使渤海王国得到巩固和发展。文王大钦茂推行向中原内地学习的政策，提倡儒佛，右文图治，发展经济文化，使王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复经成、康、定僖诸王的接续发展；特别是在宣王大仁秀“中兴国势”后，领土拓大，整定府洲，国力增强，进入“海东盛国”之世。又经大彝震、大虔晃二世之巩固与发展，渤海王国达到极盛时代。自大玄锡以后渤海逐渐走向衰落，大諲譔时亡于契丹。《上京城与长安城的平面示意对比图》各位游客朋友，前面说到渤海国是唐朝附属国，是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它受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和宗教以极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及其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包括“京都”制在内。上京龙泉府是防唐都长安城（今西安）格局设计营建的，这是渤海都城上京城与唐都长安城的平面示意对比图，上京龙泉府遗址由外城、内城、宫城三城环套，基本模仿唐都长安城形制，长安城外城周长约73华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上京城外城周长约32华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周长是长安城
的二分之一，面积是长安城的五分之一，就城市规模和街坊数量而言，上京龙泉府比长安城大约小二、三十坊，（长安城109坊，渤海上京82坊）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之一。由此可见上京龙泉府是中世纪我国和西方的大都市之一。
《渤海上京宫城复原模型》
观众朋友们，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渤海上京宫城复原模型，渤海上京宫城是渤海王国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这个模型是根据遗址原貌，史书中的记载对它进行复原的，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宫城城垣有四门，北一门，南三门，南中门与北门相对可连成一条中轴线，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排列五座宫殿，各殿之间依靠回廊成一体，每座宫殿又自成一体。在五座宫殿东西两侧设有东西两区，东宫区是王子、公主居住的地方，西宫区是嫔妃居住的地方。宫城东墙外是禁苑俗称御花园，是渤海王族娱乐的场所。由这个宫殿模型可以看到渤海建筑粗狂严谨、雄伟壮观，充分体现了我国唐代宫殿的建筑风格，也体现了古代王孙贵族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
出土文物
公元926年渤海国灭亡，公元928年上京城毁，遗址保存至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是我们了解渤海历史的直观资料。
这边展出的是建筑材料，渤海上京遗址地面遗物最多的是瓦，遍地皆是，其次是建筑石料，史料记载，唐代极少琉璃瓦，青筒瓦是唐都长安宫殿房顶的主要建材。渤海上京宫城内出土的
风景名胜古迹解说词
山西名胜古迹介绍之杏花村:地址:山西汾阳县城北15公里
有古井一口，俗称神井。古井上有一亭，名申明亭。
据古碑文记载，井水“味如醴，甘馨清洌”，取水酿酒，馥郁芬芳，为汾酒和竹叶青酒的水源。
杏花村酿酒始于北魏，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历代文人墨客，题诗刻碑，盛赞佳酿。神化传说中的“醉仙居”酒店，最为人乐道。有谓仙翁老道，衣著褴褛，三次饮酒，不付分文，巧吐芳香，清水成酒，变古井为神井。
杏花村北依文水，南靠汾阳，自然环境好，交通很方便。改革以来，汾阳县政府为扩大杏花村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为使名特酒(汾酒、竹叶青)更具吸引力，下工夫致力于四业(服务业、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建设，成效显著。拥有全国唯一一座独立的汾酒博物馆，藏有中外各界名人的书画作品3000余幅，并兴建了“酒都碑廊”。
现在，酒乡杏花村气候宜人，环境舒适，正期盼客人的光临。
蒙顶山风景名胜区宣传片解说词
雅安蒙顶山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名山县境内，紧傍成雅高速公路和318线国道，东距成都121公里，西距雅安15公里。198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审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001年通过国家旅游局检查验收为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如何撰写文物遗址解说词】
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历史上与峨眉山、青城山并称蜀中三大名山。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在那里设立道场而成为一座“佛山”，青城山因张天师在那里修道而成为一座“道山”。蒙顶山则因女娲在此补天，夏禹治水在此祭天，茶神吴理真在此种茶而成为一座“神山”。三座名山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组成了驰名天下的蜀中三座名山。在“蜀中三大名山”中，蒙顶山的历史文化最为悠久，我国第一部地理志《尚书.禹贡》有载：“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里蔡蒙之“蒙”，即指蒙顶山。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蒙顶山就已经形成了对茶神、女娲神、大禹神的信仰。而此时道教还没产生，佛教也没传入中国。因此，即使是峨眉山、青城山成为文化名山的历史也要比蒙顶山晚几百年。【如何撰写文物遗址解说词】
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蒙顶天下雅。这蒙顶山的“雅”字如何得来？待我慢慢为你讲来：
山之雅，一在于秀。蒙顶满山拥翠，爽心悦目，其森林覆盖率高达95％，植物树种有58科373种，其中珍稀树种有珙桐，千年银杏，五星树，八人会抱的红豆杉，千年的野生古茶树，以及婀娜多姿的红杜鹃，红白玉兰，七心茶花……这里面，尤以“仙茶”、“仙菌”（又名千佛菌，学名灰树花）、“仙果”（无胚白果）、“仙笋”（方竹笋）最为独特。每逢初春时节，万物
复苏，争相吐蕊，山里景色美不胜收。蒙顶三十八峰，各具秀姿。环列山巅的上清、甘露、玉女、灵泉、菱角五峰，如“五峰参差比，真是一朵莲”。站在高高的五峰顶上，东观峨眉山、瓦屋山，西看贡嘎山、夹金山，北览西岭雪山、天台山，一山览六山，此情此景非它山可比。故世人有“蒙顶旷览绝天下”之说。今在智炬寺前一石座上还留下清代文人黄云鹤写的“旷览”二字。蒙顶山春天山花烂漫，茶畦拥翠；夏天云烟飘渺，蓊郁清景；秋天层林尽染，姹紫嫣红；冬天火树银花，瑶峰绝壑。春香、夏凉、秋览、冬雪，各领春夏秋冬四季之佳景。“人夸峨眉天下秀，蒙顶堪比更添幽”。
山之雅，二在于古。蒙顶山文物古迹，历史遗产颇多，而且保留完好。为人瞩目的有“七株甘露种，五峰碧云芽”的皇茶园遗址，“乳滴倾听久，还防动雷雨”的蒙泉古井，“日月盘根转，风雷入地含”的石笋，盘龙翩翩起舞，分颉有遗篇的盘龙亭，“云来钟杆湿，僧定古楼空”的永兴寺，“不知何年代，骓在白云巅”的天盖寺。还有自唐至清分工管种茶、采茶、制茶；评茶的庙宇千佛寺、静居庵、智炬寺、永兴寺。阴阳石麒麟，蒙顶山全石牌坊，工艺精湛，令人稀奇。还有近代作品大禹像，蒙茶仙姑，皇茶石虎，因造型厚动，位置迁宜，也添雅议。
山之雅，三在于高。蒙顶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声名远播，高雅独特的茶文化，享有“蒙顶名茶扬天下之说”。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早年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蒙顶山腰药农吴理真就开始在蒙顶山载培训化野生茶树，在五峰之中手植七株，“高不盈尺，不生不长，不死不灭，迥异于寻常至今而春生秋枯”，后人称为“仙茶”，也就是现在的皇茶园《中国茶经》（陆宗懋主编）就有详细的记载。蒙顶仙茶不断，由于品质特佳，制作精细，自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被引为皇帝祭天祀祖的专用品，一直沿袭至清末（1911），历经1146年从不间断。在民间，蒙顶茶被看作祛痛除疾的神奇之物。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便传为“服一两能祛宿疾，二两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服四两为地仙矣”。这未免传得过于神奇，但蒙顶茶的保健价值，确实是得到科学证明的，华西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实验证明：“常喝蒙顶绿茶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防癌保健措施”。在新世纪之初，蒙顶山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这更为蒙顶山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注入了新的活力。
蒙顶的雅，融入风景，凝于品味，但久闻不如一见。现在请允许我取道禹王宫，参观茶史博物馆，登天梯上“天盖寺”。我将依次向大家介绍沿途景点。
天梯。从我们踏上天梯的第一步开始，我们便正式进入蒙顶山风景区了。相传昔日大禹治水成功，率众登蒙顶祭天，曾历经此道。古时，每至阳春三月，县官带领僚属各僧人，亦沿此道上山，采摘贡茶。天梯从禹王宫至天盖寺正殿前有石梯1436阶，落差240米。故自古有“上山高不极，云梯可到天”之说。眼前的天梯置身于山顶悬垂飘渺的云雾之中，登山石级盘旋飞，有道江泉珠戛玉。在天睛的时候，登天梯向南俯视，茶畦杉径，座座山峰像只只凤凰，沐浴在旭日初升的朝阳中，披着霞光跃跃欲飞。这就是蒙顶山特有“丹凤朝阳”胜景。向西鸟瞰，巍巍周公山下温泉尽收眼底，浪漫之都雅安城群楼林立，青衣江更象一条玉带，飘逸萦绕。金鸡关以东九道山脊如九条巨龙矫首腾飞，向青衣江扑去，这便是世人常说的“九龙过江”。【如何撰写文物遗址解说词】
天盖寺。登完古道天梯，便置身于蒙顶山五峰之下的天盖寺。因史载：蒙顶山雨偏多，俗称漏天。故以“漏天之盖”而得名。寺始建于汉代，宋淳熙年间重建，占地8000平方米，寺周12株银杏参天蔽日。该银杏据传为西汉药农吴理真在蒙顶山亲手所植始植14株，唯有一颗王（雄树）在七十年代因雷击而亡，另有一株后（雌树）也在伟人邓小平去世当晚向东方拔地而起，至今仍是蒙顶山一大迷解。1996——1997年银杏树通过科学手段人工授粉，所产果实圆而无胚，且腰挂绦带，被奉为“玉带空心果”，在古时，人们赞曰“仙果”。
从玉女峰府视下来，十二株银杏苍秀勃郁，犹如一只强劲有力的关爱之手将天盖寺这个“婴儿”揽在怀中，安静慈祥。逢春至秋，置身天盖寺品山、品茶、品文化，不实为蒙顶山最佳去处。天盖寺前始刻于大清雍正元年的“天下大蒙山碑记”出自于中国第一部地理志《尚书》，是蒙顶山茶文化的有力证明。1978年冬，中国茶史专家陈木缘教授受国家委托，组织十余人的专家队伍，到全国各茶区进行考察，为撰与《中国茶叶通史》搜集材料，到蒙顶山实地考察时，他看到有关蒙顶山人工种茶的史料，尤其是天下大蒙山碑文时，兴奋地说：“我走遍了各省名茶区，从未见到有时间、地点、有名有姓的记载。”后来他在《茶业通史》中写道：“蒙顶山有我国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样较为严密的说法为蒙顶山确立其茶文化发源地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天盖寺主殿茶神殿中间为时代建筑古柱大殿。西汉药农吴理真在此结庐种植仙茶。故正殿塑吴理真全身坐像，右塑茶圣陆羽，左塑宋朝雅州（今雅安）知府雷简夫。殿内陈列历代茶具和有关文史标本。游人至此，休憩品茗，听茶文化介绍，赏蒙顶千年活化石——“龙行十八式”茶技，吃茶膳，购名茶，潇潇洒洒，清清闲闲。
阴阳石麒麟。跨出茶神殿，走过“人间仙境”洞门，漫步幽径，一堂石屏映入眼帘，这就是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甘露灵泉院时选蒙顶山特殊石料精心雕刻而成的石麒麟，麒麟头顶辽阔的云天，足踏翻腾的海水，无论春夏秋冬，晴雨皆同，浮雕上的云雾和海水终年湿润，而麒麟却始终干燥，为蒙顶之一大奇观。在麒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座三开门布局的石牌坊，驻足细看右过有“一飘甘露”四字，字上方有双狮戏球，浮雕始终为干，左也有“龙聚雾蒙”字的上方有双凤互朝浮雕常年为湿，而中间门上方则有“西来法沫”四字，字的上方龙凤浮雕也是常年为湿。据传，右门为历代采茶僧人必经之道，而左门为宫女侍从之路，而中间则为历代钦差检贡必走之径。一座牌坊精雕细琢，无不显示出古人建筑水准的高超，一座牌坊它无不展示出中国古代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古蒙泉。相传为西汉吴理真种茶汲水之处，又称“甘露井”。传说羌江河神之女从此井出入，故又名“龙井”，井侧立有“古蒙泉”和“蒙泉”两碑，均刻于清朝。井后石壁上斗大的“甘露”二字苍劲有力。此井有盖，形如盘龙，据《雅州府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日旱不涸，后人盖之以石。游者虔礼，揭石取水烹茶，则有异香。若擅自揭取，须晴日，即时大雨”。游人至此，常有揭盖而天下雨的佐证。在过去年代，历来逢旱时，古蒙泉是虔诚的人们祭祀天神求雨必到之处。
皇茶园。继续前行，过彩色龙照壁，神秘的皇茶园映入眼帘，因周围五峰形似莲花，皇茶园正落于莲心，而成风水宝地。西汉甘露大师吴理真植灵茗之种于此，“高不盈尺，不生不长，不死不灭”，自唐到清，每岁于园中采茶360叶（注：象征中国阴历的360天）为正贡，作皇室祭祀太庙之物。”此园始建于唐朝，宋孝宗淳熙一年（公元1180年）正式命名。园的正面大门前有刻有二十四座弥勒佛（象征中国阴历的24个节气）的精美砂岩香炉，（香炉部份受损）为历代采摘贡茶、烧香祭茶所用。园后有石虎巡山护茶图像，体现了皇茶的尊严性。蒙顶山皇茶园是我们游览蒙顶山重要景点之一，体现悠久深厚的茶文化。
蒙茶仙姑。1985年名山县文化局根据记载蒙茶仙姑和吴理真的爱情故事，选用汉白玉将蒙茶仙姑的塑像塑在了蒙顶山的最高峰，塑像高5.3米，其雕刻手法和艺术特点通过仙姑的从头脚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最鼎胜的三个朝代女性特点：汉代的头式、唐朝的服饰，现代人的线条和身段。蒙顶山多雾，神话传说当年蒙茶仙姑和吴理真结为夫妻。因蒙茶仙姑为河神之女，吴理真为凡人，人神结合触犯天规，河神强行收回了蒙茶仙姑，蒙茶仙姑临空去时抛下了身上穿的白纱巾，化成了蒙顶山的浩渺烟云。“千载美赞万断，一尊玉魄永存”有媒体记者这样感叹：“即使站在川藏线上看蒙顶，蒙顶山也犹如一位披着婚沙的朦胧少女在翩翩起舞。”我们现在站在蒙茶仙姑脚下，所处的位置即为蒙顶最高峰，海拔1456米，这里近可腑碧峰峡，远可眺贡嘎山。
甘露石室。又名蒙顶石殿，当我们欣赏完仙姑的风姿后，转过身，即可看到甘露石室。石门、石柱、石室、石梁，为双檐斜山式全石结构建筑，漏光不漏雨，建筑风格甚为独特。相传此屋为吴理真种茶休憩之所，也是神话传说当年吴理真和蒙茶仙姑结庐处，历经历史沧桑，此室仍然保存完好。
红军纪念馆。人们常说，“要知工作苦不苦，看看红军二万五，欲知生活累不累，看看红军老前辈”。座落于蒙顶之巅的红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红军1935年11月进入名山县的活动史实，除文字图片外，还有兵器、货币、分田证、公文包、石刻标语与实物。馆内尚存有红四方面军217团所挖的战壕，工作遗址。馆周围有邓小平、徐向前、张爱萍、刘伯承、杨成武、肖华等题词的碑刻，驻足这些实物和题记面前，四周林林苍翠，遥想红军北上抗日历经之艰难险阻，缅怀革命先辈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敬仰中使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禅惠之庐。世人云：“旅游蒙顶山不登后山等于白攀”，当我们步入后山时，顿感世外桃源意境。薄雾翩翩，山泉潺潺，藤萦慢绕、鸟鸣山涧。座落于后山的禅惠之庐正体现了深山古寺的韵味。该庐是宋朝佛学界一代宗师禅惠结庐修行，著书立说之处。是禅慧大师创建蒙顶山派“龙行十八式”茶技的场所。游人至此，驻足烧香，春闻香、夏体凉、秋览胜、冬赏雪，游趣倍增，好不遐意。
蒙顶山文物古迹甚多，现在向大家介绍的是永兴寺。该寺地处蒙顶山西山麓，相传三国时，
天竺僧空定大师来华，见蜀蒙顶山云雾缭绕，古木参天，有大乘气象，结庐于此，有“梵音远播三千界，各随其心而深解之意，是为建寺之始”。大梵音院历经晋、隋三百载风雨，有五台道宗禅师发宏愿重建名“龙泉院”取蒙顶山龙脉之意。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佛教衰弱，待赵宋立，天下一统，佛法再兴。西域不动大师来蜀（台湾佛教界大师考证，不动禅师乃天竺人）佳锡蒙顶山。此庙易名“龙泉院”。不动禅师悲心广大，集显宗经典及瑜伽诸部而成《蒙山施食仪规》。此仪规留传至今，凡大乘佛教在大陆、台湾及东南亚等国，佛教徒晚课作仪规。以超渡孤魂野鬼。其智其愿，其悲甚行，如甘露之天上妙药，普渡众生，而获“甘露祖师”之称。清初，有僧照恩出于儒门，因佛典有“续禅灯于不坠，永兴兴永遐昌”之句，更名为“永兴寺”。此僧因出儒门，胸怀慈悲，兴办义学，教贫家子弟，名声远播，后二百年义学成为定制。代代举办，至民国三十年止。“蒙顶佛经传天下”绝非虚传。现在的永兴寺，山门右雕有九龙盘绕图案。该寺大殿石楼3间两阁12米，为全石结构建筑，该殿有一种现象令人叹为观止，那就是从不结蜘蛛网，也异常清静，就连两米多高的佛像身上也滴尘不染。寺内文人雅士留下众多笔墨，是永兴寺一大瑰宝。逢佛教节日，善男信女纷涌而至，永兴寺至今仍香火旺盛。
河南博物院内藏文物解说词
河南博物院的中心建筑的外形呈覆斗金字塔状，其建筑灵感来源于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外形，内部分为三层。其中的“河南古代文化之光”共设有七个展厅，分为五个部分，即：原始时期；夏、商、周时期；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北宋、金、元时期。此外还有古代玉器展厅、工艺品展厅、楚国青铜艺术馆、华夏渊源展厅和中原丰碑展厅，平时也有临时的展出，例如书画展、摄影展等。 我们现在所在的一楼大厅，可以看一下正中间的这个巨型雕塑，它就是我们河南省的简称“豫”的来历，大家都知道，“豫”字是由“予”和“象”呈左右结构组成，“予”就是人。这里中间的这个人和两边的象，也正是“豫”字的象形写法，一人从中间推开二象，如开门状，就好像是开启“华豫之门”，迎接天下宾客，再者，这好像是一个人和两只大象搏斗的姿势，也暗含着“人定胜天”的寓意。在这个巨型雕塑的后面，是以中岳嵩山为背景的，两侧还有开封的铁塔等河南历史遗迹的标志建筑。
下面我们从河南古代文化之光的第一个展厅——原始社会开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距今已有8000——6500年的裴李岗文化，黄河流域是人类较早出现的地区之一，河南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就有二十余处，出土的遗物及人类化石表明：距今几十万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他们以洞穴为家、打制石器、采集、狩猎、懂得用火，创造原始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展出的有旧石器时代的一些工具，有用于削刮的削刮器，用于砍伐砍砸器和用于雕刻的尖装器等，还有一颗出
土于南阳南召的类人猿牙齿。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是形成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拟场景就是距今已有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大地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锄耕农业。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相继产生，先民的开拓奠定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人类从打制石器也逐渐的向磨制石器是转变，磨制石器更加锋利，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也表明了人类有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这里我们展出了石斧、石镰和石铲，还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陶鼎，叫做乳钉纹红陶鼎，1977年出土于新郑裴李岗，它表面的这种纹饰叫乳钉纹，在以后很多的陶器和青铜器上都有应用。定的作用类似于我们今天锅的应用，这个鼎通高22cm，口径23cm，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手工制作的，首先搓泥成条，盘制成胎，烧制而成。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一件非同一般的展品，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模拟场景中看到的“骨笛”，这件文物1978年出土于漯河舞阳贾湖遗址。它是用仙鹤的腿骨制作而成，长23.1cm，因为是仙鹤的腿骨，所以它的两端粗细不一，这样就导致了音调的难以调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二、四两个孔旁边还有两个小孔，以调节音阶，1987年11月3日，经中国音乐研究院测音发现，它可以吹奏出六个音阶，甚至有可能是七个音阶。
这件展品叫做双连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1972年出土于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通高20cm，以泥质红陶作成两壶并联，连腹处有一圆孔相通，两壶体近似于橄榄型，通体施红衣，绘黑彩平行线条纹。是
一种饮酒器皿，使用时两人共执此壶，同时饮用。这种饮酒习俗在现在的少数民族中仍有沿用，它是友好、团结、联合及爱情的象征。
[篇一:参观首都博物馆观后感]
基地分会组织我们参观了首都博物馆。首博新馆于200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投入使用。它集北京珍贵文化遗产和当代建筑成就于一体，是一座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北京国宝荟萃，首博收藏了一大批极具文化和艺术欣赏价值的历史文物。首都博物馆观后感。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历代宫廷古瓷，还欣赏了名家翰墨；从温润玉器中体会古人对平安生活的向往，从古朴的青铜器遥想燕赵悲歌。3000多平方米的展厅，陈列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与城建>、<古都北京艺术精品展>、<京剧文化展>、<京都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可谓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
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每一层的展览。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民国解放时期的历史文物一一陈列在橱窗中，货币、撰文、玉器、碑文以及皇室专用物品。清朝盛世时期的街市微缩景观图全部用木头雕刻，做工精细，工程繁杂，陈列了皇帝身穿的龙袍，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了制工者的智慧与辛劳。皇帝戴的金翼善冠制工相当考究，笔筒、带勾、凤钗、金簪、金錾花饰件、纹镯等全部是纯金做的，显示了皇室生活的奢华，的思想。陈列展览要有一个准确“定位”。观众同藏品、陈列一样，是构成博物馆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很难想象没有观众博物馆是个什么样子。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为观众服务的。这是博物馆的社会价值的一个主要方面。
博物馆要适应变化的现代社会，对社会公众保持持续的吸引力，就必须以内部管理结构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为基础。实现快速有效的展览创新。就要强化科研力量，加大科研开发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就是借用社会力量办好博物馆。对理论进行研究，只有准确地探明博物馆和现代社会关系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博物馆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博物馆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博物馆是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收集保藏文物和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举办各种陈列展览，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组织陈列展览时，要明确主题思想和主题范围，因为主题的确定又在于能准确引导观众，要使它既能反映本馆藏品实际，又具有时代特征，做到陈列与环境，内容与形式，设计与制作，管理与服务的和谐统一。做到这些的前提是要求博物馆管理及从业人员对了解社会，对观众的行为进行相关的研究。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藏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向人们展示科技进步是同文化遗产紧密相连的，它既要展示和传播当代的最新信息，又要展示和传播古老的传统文化遗产，要把这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反映在陈列展览中，让大多数观众能看懂并感受到。如: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出土于海淀区小西天黑舍里氏墓的大明成化斗彩葡萄纹酒杯。我认为就可以把当时考古的录象、图片、资料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展现给观众。使观众不但了解斗彩瓷的艺术价值，还可以了解发现这对酒杯的传奇过程有所了解，提高观众的兴趣。这样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更加全面。这就要求对陈列的主题，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陈列中，确定什么样的主题，选择哪些展品，运用怎样的解释性材料及采用何种展示方式等等。可在陈列展览的计划阶段，准备有关专题时，通过问卷和观众座谈等形式来了解社会、观众的需求，尽量将深奥的专业知识，组成通俗易懂观众能理解的陈列方案，使陈列做到形象准确生动，组合明了，反映时代，增加审美情趣，适应当前观众的文化素养和要求新、奇、乐的心理，来制定陈列内容和细节，使陈列方案变成符合陈列这个特殊教育形式的内容所采取的方法。展出后再通过观众对陈列展览主题理解的水平，提出修改意见，完善陈列展览中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方面，改进一些需要做的更合理的地方。这样做，能鼓励观众参与的意识，又能对陈列展览后的评审提供了参考。
另外，陈列展览在保护和弘扬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为民族与地区的文化特性提供保证，表现地方特色。首都博物馆毫无争议的要展示北京的历史。它的特点是具有北京的地方性、综合性。北京仅是现今的首都，也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从周初“封召公于燕”，一直是座重要的城市，辽金元明清，直至今日，北京依然保持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位置。应注意突出北京历史上北方多民族融合、团结、交流的特色，突出帝王都城王者风范的历史和地域文化。表现出北京城独有的魅力。
[篇五:首都博物馆观后感]
2013年7月24日，红居南街居委会组织管辖区暑假在家的小朋友参观首都博物馆。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很开心。我们一下汽车，就看见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物呈现在眼前，悬挑的屋顶气度不凡，玻璃幕墙晶莹透亮，这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全面参观。
走进展览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牌楼。牌楼可是老北京的象征，他仿佛是一个早已恭候我们多时的导游，引导我们向各个展厅前进。
我们来到北京文物精品展厅，北京文物精品展厅有分为很多类。
“温温玉色照瓷瓯”——龙泉窑青瓷艺术展，展示了龙泉窑这个古老窑系的整体发展脉络，展示了各个时期龙泉窑青瓷所呈现的不同艺术特点。
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分宋辽金、元、明、清四个展厅，以辽金至明清时期北京地区重要遗址、墓葬、窑藏出土文物。该展览充分展示了北京各历史时期出土及传世瓷器精品，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各阶段及当时北京历史的发展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华瑰宝——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历史风貌。
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分为汉传佛像艺术和藏传佛像艺术两大部分。全面系统的展示了我国汉藏佛像艺术的历史风貌及北京地区佛教文化的历史底蕴。
还有燕地青铜艺术精品展、古代家具艺术精品展、古代文房四宝艺术精品展……
接着我们来到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文化，在北京得到了集中而又典型得反映。北京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多民族得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造就了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
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分为十个部分:文明曙光、燕蓟神韵、千年蓟城、幽燕风雨、都城序幕、帝王之都、国际都会、日下积盛、落日余晖、民国风云。该展馆以北京文化为视觉，表现了北京从原始聚落，经过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历程。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中，据我估计有些物品运用现今的技术也不一定能制造出来。而有些东西，则体现出了古代人独具匠心。如其中一样东西——七星铁剑，虽然现在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破铁剑。但当初用x光照射剑身时会在其中看到北斗七星的形状，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时间总是短暂的，我还没有满足，我是多么的希望故地重游，再好好的品味一番啊!
[篇六:首都博物馆观后感]
今天在学校的领导组织下，我们来到位于北京长安街沿线的首都博物馆。刚来到这个壮观的比武官时，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从外观上看这个比我馆的设计是十分独特的，有一个像绿色的大钟似的东西突出来，拒收这是一个十分大的放映厅。从总体上看这个东西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
一进入博物馆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硕大的老北京式大牌坊，顿时一股浓浓的京味气息扑向我们。我们首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这个馆中有272件展品是英国博物馆捐献出来的，展品出自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不同时期与各大洲。同时记录了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多样化表现。在这次展览中有许多的展品都是举世无双的藏品，而且是首次在中国展出。如来自新西兰的毛利人战时用哨，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版画代表作<三个十字架>，达·芬奇的<裸体男子画像>，拉斐尔的<圣女像>等。我想这些展品的展出意味着我国与别国文化的交流。通过展出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了解世界，了解我们的历史。当然看完大英博物馆的展出，让我不得不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侵略”别国的文化?如果 少一些侵略和掠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完好的把持各国的文化，在以后各国的交往中，可以享受一下各国的文化历史的特点。还有在以后的交往中就会少一些纠纷!
中午午饭过后，我们来到首都博物馆的其他展馆。这个展馆一共有五层，每一层都据有各自的特点，而且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明祖的特点与风采。二层的展区主要是一些历史事件及一些关于历史事件的产品，在这一层，我们找到了许多关于历史课上的指示，通过兰立体电影与详细地介绍，让我们对历史这一学科更加得感兴趣，而且知识也掌握得更加牢靠。同时也知道了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几个重要转折点的实践与电表的人物，通过这一层参观让我更加的热爱祖国，而且有一种想为祖国献出自己全部力量的决心。而第三层则是我国的建筑，进入展馆，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古建筑的模型和一些门上的装饰品，在这里我了解到我们北京的几个“门”的分布及名称。通过我们对“门”和建筑装饰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出，我国古代人的生活气息及生活习惯。才可以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而四层则是以宗教为主，大多数是以宗教为主，大多数则为佛像的展出，这些佛像显得十分的庄重，而且具有神圣的感觉，每个国家的佛像都是不同的，都具有各国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前的人们拜宗教的程度以及信仰与爱好。以便于我们以后的学习和研究。
最具有民族气息的就是五楼的展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旧式玩意，如“七巧板，抖空竹，抓周盘”等，这些都是老北京的特色玩意儿，而且还有描绘，嫁娶的展馆。真是京味十足呀!让我们感觉到了老北京人的热情与热闹。而且通过这些东西的展出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北京的习俗，和国粹“京剧”的历史!
总体来说，这次的首都博物馆只有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因为通过参观我学习到了许多历史知识，还看到了世界闻名，让我了解了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认识了自然。了解到了老北京是如此的热闹与好玩。这让我更加的热爱学习，热爱历史，热爱自然。热爱祖国!
[篇一:清代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清朝科举制度。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篇二:清代科举制度形式]
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已日臻完善，不过与此也益发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而这一切也最终结束了它千余年的历史。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命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篇三:清代的科举制度]
十多年前，笔者花3000元从河西走廊一家古玩店购得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文科殿试册。此册是用白宣纸精制而成，卷长233厘米，卷首注有考生履历、家庭背景和礼部弥封印，骑缝处有朱红玺印，并有毛笔书写的“礼字第捌拾伍号”。册中为策文，即正式答卷。册底有8位阅卷官姓氏和阅卷后的圈号。从册首履历看，是广东省肇庆府开平县司徒煦参加殿试时的答卷。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三级进行，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各省城设有“贡院”的地方进行。每三年一科，考试日期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称为“正科”。遇有新君登极、寿诞庆典而特诏举行的，称为“恩科”。在清代，凡是在地方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者和中央国子监贡监生出身者均可参加乡试。乡试考中正榜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是由中央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会考，在乡试中获得举人资质者，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三月。会试中榜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历代也是清代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会试中获得贡士资质者再行考核。清代殿试在会试后的四月举行。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以后改在保和殿。评阅殿试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清初为14人，以后减为8人。殿试的内容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拟出策问考题，密封后送皇帝圈定。考生答写殿试册，有固定格式。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笔者收藏的这份殿试册在册首写道:“应殿试举人臣司徒煦，年贰拾玖岁，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人，由例贡生应道光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道光拾叁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包开具于后———三代:曾祖德音、祖浚明、父修。”册中的对策开头要书写“臣对臣闻”字样，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文尾必须用“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字样。答题不限字数，但最短者不得少于千字。
经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称为鼎甲，只限三人，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若干名。司徒煦这份考卷，用工整娟秀的楷书书写88行，1914个字，回答了道光宣宗皇帝关于用人治国保邦的策问，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放到四川省石泉县(现北川县)任县令，官至陕西潼川府同知，正五品。
进士既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又是跻身政界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起点。进士即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天下士人自垂髫启蒙开始，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经县、府、院试成为秀才，经乡试成为举人，再经会试成为贡士，经殿试成为进士。经此层层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人已为数不多，可谓人中之杰，笔者收藏的这件殿试册也算文中之粹了，因此很具史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如今，流散在民间能保存至今的殿试册已是凤毛麟角。在10年前的拍卖市场上，清代的殿试册仅拍万元左右，如今已涨到5万元以上了，而且很难求到。
[篇四:论清代科举考试]
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士人采取优惠政策自古就有。在汉朝察举制时代，统治者在各地举额的分配上就曾对边疆地区的士人给予照顾。清代科举考试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考生的优惠政策更具体、更详细。
一、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立八旗科举以照顾满族、蒙古族的考生，此外又设翻译科用以选拔满族官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权利，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八旗科举和翻译科
清朝的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部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1]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八旗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2]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乡试，康熙八年的时候“，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3]。康熙九年满、蒙编满字号，汉军编合字号，与汉人一同参加会试。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4]。康熙八年的时候“，满、蒙取十名，汉军取十名”；乾隆九年的时候，“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二十”；同治年间“，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5]。八旗会试的取中名额，开始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的时候，满蒙、汉军“各中四名”；后来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6]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除了八旗科举外，满洲八旗子弟还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考试“，雍正八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7]。翻译科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种。翻译科的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12]，所以没有殿试。翻译科的设置有利于保存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清初，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如果不考虑文化发展水平只强调“凭才取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将不利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八旗科举和翻译科的设立，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提高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此外，翻译科的设立也使蒙古族、满族的文化得以流传，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保障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权利的措施
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倾斜政策，对其它少数民族也尽量采取优惠政策，以带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乡试中，“湖南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保靖县苗疆，嘉庆十二年编边字号，应试士子至三十人取中一人，苗生数至五十人，编田字号取中一名”[8]。为了保障苗族考生的礼仪，规定如果苗族考生人数达到50人，就另外编号取一名。前面已经提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乡试中也另编字号保证这些地区的考生中人数。在童试中，出现冒籍考试进而挤占少数民族指标的现象，为此清政府采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如为了防止湖南考生冒考瑶籍，湖南的学政钱沣建议童生考试前要查明“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科凭”，还要“取具瑶头，瑶总甘结”，然后才可以参加考生[9]；清政府在顺天府的童试中实行的审音制度以照顾少数民族的土司子弟入学等[10]。清政府为了维护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取中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的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而考中举人、进士，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实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科举考试中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清代，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日趋走向完善，不管文举还是武举，都实行分省定额，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而实行明通榜，并对参加会试的边远地区考生发放路费等。
(一)乡试中举人取中的的分省定额
明朝的举人名额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制，清代乡试沿用明制，也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但是名额的划分比明朝更为详细、更具体。
在清代，各省乡试的名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11]。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在省内专门划出一定的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考生。如顺治二年在陕西省内另编丁字号取宁夏两名、编聿字号取甘肃二名；康熙三十六年将隶属陕西的凉州、西宁编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编聿右字号，各取一名；雍正八年为隶属陕西的榆林等地编木字号取一名；乾隆三十六年将凉州归为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号，肃州、安昌、乌鲁木齐等编聿右号，各取一名。光绪元年陕西和甘肃分开，陕西取41名，甘肃取30名。康熙二十六年在福建省为台湾考生另设台字号，后改为至字号。[12]虽然为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划定的录取名额较少，但是毕竟还是以硬性的政策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参加会试进而考中进士。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也滞后。如此详细、具体的分省定额可以避免遗漏这些地区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缩小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距离，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章来自:
(二)会试中的分省定额
分南北中三卷考试是在明朝宣德元年(1427)正式形成，其中南卷取中人数占55%，北卷为35%，中卷为10%。[13]清朝初年，会试沿用明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以文取人，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顺治九年(1652)改会试为南北中分卷考试，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发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4]各省依据报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5]。表1显示，明朝嘉靖五年时录取的301名进士中，中部考区内的四川为15人，而广西只有3人，贵州仅1人；从比例上来说，四川的考中进士人数分别是广西、贵州的5倍、15倍；在南部考区和北部考区内也存在录取人数相差较大的情况。表2是顺治九年(1652)的进士(不包括顺治九年策试满洲八旗进士)籍贯统计，南部考区内的浙江、江苏的分别为47、65人，广东3人；浙江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15倍，江苏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22倍；在中部考区内，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个省为0，这对这些地区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南北中分卷录取并没有考虑到南部考区、北部的考区和中部考区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大考区内各省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同一个考区内，也会因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录取人数的不均，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很难考中进士。
实行分省取中定额后，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来确定该省进士录取人数。由于各省大小不一，所取中的进士名额也不同，多则30至20余名，少则10余人或数人，[16]但边远落后地区不会再出现零进士的现象。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考虑到了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以固定的名额确保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文人考中进士，使得这些地区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中进士进入上层社会。有人对明清两代的几个省份进士取中数额进行了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边远落后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辽东地区清代的进士取中数额与明代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浙江、江西、福建等发达地区在明代的进士取中数额较多，而在清代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很明显，清代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营造了积极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激发平民百姓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加速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17]，有利于实现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篇一:土司制度]
大多土司的隶属关系属宗族关系
划定隶属关系时，“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蛮司合志·湖广>)施州所属田、覃二姓，自“永乐以来，二氏子弟分为十四司，传之后世”(同治<来凤县志>)，此即“部领蛮落”(万历<湖广总志·兵防三>)之制，其目的，在于维护土司对土民的世袭统治。
始行长官司与蛮夷司分设之制。宣德二年(1427年)，设剑南长官司，隶忠路安抚司；摇把峒、上爱茶、下爱茶三长官司及镇远、隆奉二蛮夷长官司，皆隶东乡安抚司；东流、腊壁峒二蛮夷长官司，隶散毛宣抚司；西关峒长官司、西坪蛮夷长官司，隶金峒安抚司。土司制度。土司武职，“皆以其酋长为之。先是，忠路安抚司等各奏，。为此，土司们召开了几次大集会。正因为土司们的反应过于强烈，云南省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也在<关于暂不废除土司制度的建议报告>中提出:“查土司制度，自不容于今日民主之时代，唯诚如原案主张，不宜操之过急，否则外诱之分子既多滋生事端，即有如为丛驱雀，况当此之严重之戡乱时期，尤宜以怀柔政策，争取内向团结。……即由土司暂行分层统制，较县局统制为有力量，且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我各级政府，但求六辔在手，控制土司，随时宣导，渐纳之于正轨，即可收即之效。边陲既安，我政府即可无外顾之忧，所有部队，可多调赴戡平匪乱。一俟戡乱结束，时局澄清，即不难以一纸公文，便如以律令之行也。”“严重之戡乱时期”确也道出了当时云南省政府的几分苦衷和实情。
到1949年8月，整个国民党政府面临全面崩溃，当时云南省政府派往滇西的军队指挥官余建勋提出的<土司政治改革纲要草案>也就力主缓和:“为适应边地特殊情形，司官制度，仍旧保存，惟继承法统，应予改善，凡司官出缺，有子成年，其能力可以继任者，仍由其子继任。”“县局对司署居于监督指导地位，不必强令土司政制与内地完全划一，致生干预。”这个草案实际上为民国时期在云南边区前后推行三十余年改土归流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
由此可见，抗战胜利后，云南改土归流的情况是:政府方面是“有心无力”，虽仍有改流之想，实际上无法采取有力之措施，土司们则从他们一贯的立场和自身利益出发，坚持要求保留土司制度。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边疆土司制度终于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新中国去解决。
[篇三:恩施州土司与土司制度]
自元朝开始，恩施地区实行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也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当时在恩施推行的土司制度，是为了“以夷制夷”，也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管理统治的羁縻制度。土司由朝廷颁发印信，每年需向朝廷进贡，并有征调赋役的义务。土司实际上就是本地的土皇帝，其地位世代相袭以保持独家统治特权。他们掌握着军、政、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在土司制度下的百姓皆为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了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
恩施地区土司以明代为最盛时期，当时的大小土司35个，其中宣抚司4个，安抚司9个，长官司17个，蛮夷长官司5个，这些土司的品级也时有变动，有时为宣慰司，有时为宣抚司、安抚司、或降为长官司。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官制度方宣告结束。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存在数百年之久，如今仍有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如久负盛名的唐崖土司皇城、容美土司保留下来的万人洞、万全洞、九峰桥、百顺桥等。在这众多的土司遗存中，唐崖土司皇城遗址是目前全国土司历史文化古迹中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之一。该遗址依山傍水，气势恢弘，其占地面积1500余亩，拥有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共历经了三朝四百余年。明天启年间朝廷赐建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牌坊位于土司城中央，威严的土司墓位于土司城后部的玄武山下，墓门外石刻精美，厅门壁嵌有八扇石门，后部为灵寝，并排四间，整墓全石结构，其精雕细刻堪称土墓之冠，显示出了土家族独特的墓葬文化，它将恩施州民族历史文化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近十几年的抢救性发掘和收集、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高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施南土司以金凤冠为代表的各种文物78件和以容美土司的“河图洛书”、“大日如来佛”、“土司大铜钟”、“土司官印”为代表的文物近千余件。这一大批文物已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恩施地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篇四:藏医藏传佛教及土司制度]
“布达拉宫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还有比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更精彩的描述吗?罗布林卡的小导游不以为然，撇撇嘴说:“西藏人认为，布达拉宫是火焰，红宫是跳动的火苗；拉萨河是酥油。”
谁的描述更真实?坐在布达拉宫广场前，身份的差异成为无可抑止的困惑——藏人、外来人，谁更能认知、描述并解释神秘的西藏?
82年前，法国妇人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经过8个月跋涉，终于渡过拉萨河，布达拉宫就在眼前……回到巴黎后，“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热烈欢迎她”。在布达拉宫广场，大卫-妮尔曾经激动当然可以想象。不过，她那本引发法国人欢呼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在这里已经到了高潮。是神秘的拉萨以及布达拉宫，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大卫-妮尔给我们最深刻的提示是:在传媒时代，观察者更容易成为戏剧的主角，而拉萨与西藏只是她的舞台。
很遗憾，我们不是藏人，没法逃遁的身份是外来人。我们有可能接近并认知西藏吗?或者，首先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必须杜绝自我表演，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光客般对亮晶晶的西藏片断的热衷，让西藏成为主角。这是一个挑战。
布罗代尔的“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可历时千年，所呈现的时间最长，漫长得令人完全不易觉察”，可以被当作一个方法论。由此而观西藏，发源自“神山”冈底斯山的雅鲁藏布江最为引人注目。源头亦在此的还有印度河与象泉河(苏特里杰河)。由北而南，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都穿越西藏。但是，看起来，西藏人对人类文明根本的河流，并没有对神山那般充满敬意。更多被观察被记录的是:“(西藏人)每当到达一个山口，便脱掉帽子，向山神默祷，然后往石堆上抛一块石头作为祭品。插在石堆上的两个木杆间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五彩的经旗。这些旗子上印满了经咒，被山风吹拂着向远方的天际飘扬。这时，行人会大叫一声，并倾听群峰间传来的阵阵回声。作为临别礼物 ，可以在旗杆上系一块旧布，就这样把自己的奉献留在多风的高山上。”
高山与河流的这种分别，稍有例外的是从北而南注入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支流拉萨河。这一西藏故事的核心河流，其例外甚至也不是河流本身，“它的上游有热振寺，建于公元11世纪，是喇嘛教的教派噶当派的发源地。在富饶的彭波河谷中，坐落着达龙寺，它始建于1178年，一度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的大本营。止贡河流入拉萨河东部的拐弯处，这条河的名字来自一度影响巨大的止贡寺。该寺建于1177年，是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根据地。随后，拉萨河蜿蜒曲折地绕过拉萨南郊，这里有著名的三大喇嘛教寺院:甘丹寺居东，色拉寺位北，哲蚌寺处西。拉萨正西，拉萨河的一条南向支流的上游有楚布寺，是噶举派另一有影响的分区教派的据点”。
在那些被研究者称为“写本”的西藏典籍里，没有留下描述山川与河流的空间，有的是寺院与教派。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祺在与西藏人讨论民主的定义后，西藏人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是由神组成，被神统治，并为神服务的政府”。
在这一境况里，那位罗布林卡导游的描述，其实更“真实”，也更容易得到认同——对布达拉宫，一座建筑的奇迹，意大利藏学专家图齐的解释是，“建造意味着按照祭坛的模式来重塑世界”。丹麦建筑师克鲁德·拉森(knudlarsen)在他出版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里，从建筑专业的角度发现，“在藏族宗教建筑物中，内外空间的对比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猜测:受建筑材料和施工限制的建筑师仅仅在内部空间展示了他的真实的构思”——在这里，在内部空间，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布达拉宫与大昭寺的观光客都能体会的事实是，“似乎过分地被表现和装饰，这个空间每一个界面都挂有壁画、金属工艺品、木刻、唐卡和装饰性的纺织品。这种势不可当的结果也许真正强调了崇拜的体验，一个神殿内部代表了神在天上的住所，一个在每一方面都与生俱来的富丽世界，而且显示了赐予他们的无限富足”。因此现实，克鲁德·拉森的结论是，“在西藏，正式的公共空间并不存在”。
看起来，真实的西藏人消失在“被神统治，为神服务”的轮回里了，“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至少目前尚不是西藏人的兴趣。
神的降临，以西藏人的观点看，他们定义为松赞干布时代，这位赞普被认为引进了佛教。从事实与学术的层面，这一观点未必不值得讨论。不过，纵观西藏历史，真实改变施主与福田关系，创造性地建立宗教权力逻辑与权力事实的，是萨迦派的八思巴。1260年，年仅2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皇帝封为国师。4年后，忽必烈迁都燕京，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管理宗教事务。蒙古人与西藏组成世俗—宗教联盟，自此，“驾驭着整个中国，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即使内地无数次地改换皇帝”。曾经与唐朝有过无数次对边疆争夺的吐蕃(西藏人)，因为佛教或者神的降临，当蒙古人进入时，柳祺感叹，“蒙古人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之国，而是喇嘛之国，或者是精神导师之国了”。有趣的是，当八思巴获得至高无上的国师地位与权力5年后(1265年)，但丁出生于意大利，53岁时，但丁完成了他杰出的<神曲>。薄伽丘在<但丁传>里这样评论:“但丁，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某些人称为诗人，被另外一些人称为哲学家，还被另外一些人称为神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描述:“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的视野，无论在观察客观世界，或在认识自己时，都被一层纱幕遮住了。这层纱幕由宗教信仰、毫无根据的幻想、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织成的。意大利人最早把这层纱幕撕去了，因而认识了客观世界，并且认识了自己。”这一文艺复兴的开始，始自但丁的发现，“人世间的幸福，可以通过道德的和精神的实践而获得；天上的幸福，则需要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和仁爱的德行生活才能获得”。之后，神圣世界让位于世俗生活，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
至少在尝试对西藏做出自己界定的欧洲藏学研究者那里，“中世纪”是他们乐于用之测量西藏的一个坐标。
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引用科尔布恩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标准:“主要的关系是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政治活动取决于为数有限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政治权被看作是一种私人财产；各种职务(军事、法律等)之间的区别相对不大；贵族中明显的等级差别；领地一般是君主为犒赏某些人的效劳而赏赐的土地。”以此标准，石泰安给出的判断，“笼统而言，这些定义也完全适应于西藏”。不过，石泰安这本藏学专著<西藏的文明>，即使出版于1962年，他在书中也谨慎地宣称，“这并不是说西藏文明仅仅是作为另一种样板，或者是以一种人们已经很熟悉的制度的新例证，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神圣/世俗，二元对立的概念使立论者无论选择赞美还是批评，都会依循一个方面建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在这种情势下，似乎进化论史观更具意识主导性。那本被誉为，“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喇嘛王国的覆灭>核心的诉求便是，“覆灭的原因”。戈尔斯坦理解的原因，“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价值’垄断”。
解释系统的建构，真实西藏，看起来是个令人绝望 甚至需要放弃的命题。
回到“写本”，回到西藏典籍，梳理众多藏文典籍而成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以及被译成汉文的那些西藏高僧传记，符合强调信史，把历史研究变为“科学之历史”的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习惯的主题方向:政治与战争。这是一个已经被超越了的过窄的观察向度。在此种历史观念的教导下，兼有“神治社会”的遗留惯性，“超自然”是西藏人真正的兴趣，对此经典的描述是，“他们习惯于用提问的方式开始攻势，在钦佩对方深奥精确判断的同时，含而不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旦扯到超自然的话题，他们会无休止地列举西藏盛产的奇人怪事，让你大开眼界又不可思议。”——所以，无论西藏人，还是外来人，西藏仍有待发现。
寻找西藏的谜底，或者说接近西藏的过程，像审视法国人是“神秘的拉萨还是接近神秘拉萨的过程让法国人狂热”一样，来审视我们曾经的种种发现，或许结果不再那么令人沮丧。在那本力图摆脱意识形态控制，却最终被控制的<东方学>里，爱德华·w。萨义德的定义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所发现与解释的西藏:“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
或者，西藏当下更具解释力的价值，是作为“他者”的存在。观光客、记者、研究者发现西藏以及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其目的是为了“自我身份的建构”。似乎，神圣、世俗结构，可以因此而在更温和的态度下被重新使用。
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对西藏轰动或不轰动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对布达拉宫还有一段容易让人忽略的叙述:“它恰到好处地缺少一棵大树或是一座高山那样的匀称美，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漫不经心的芜杂先是突出了红色的中央，继而突出了宫顶金色的亭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处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被牵去了。”那将“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牵走了”的宫顶金色的亭阁，下面是各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布达拉宫广场仰望这一大体量的建筑，我知晓这一事实后，震惊查普曼无意识的发现，更震惊西藏建筑师的天才——各位达赖喇嘛的肉身就在这金亭之下的灵塔之中。任何一个西藏人都会告诉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
也许，即使很偶然，外来人也有可能一窥神秘西藏的真相。
中秋节的来历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也称仲秋节、团圆节、八月节等，是我国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流行于朝鲜、日本和越南等邻国。因为秋季的七、八、九三个月(指农历)，八月居中，而八月的三十天中，又是十五居中，所以称之为中秋节。又因此夜浩月当空，民间多于此夜合家团聚，故又称团圆节。中秋节的来历和习俗。
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礼记>中载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就是拜月的意思。两汉时已具雏形，唐时，中秋赏月之俗始盛行，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究中秋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有关。赏月、拜月、吃团圆月饼等，均源于此。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通常有许多人讲，中秋节源自嫦娥奔月的故事。据史书记载:“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嫦娥此举所付出的代价是罚作苦役，并终生不能返回人间。李白为此颇为伤感，写有诗句:“白兔捣药秋复春，女亘娥孤栖与谁邻?”嫦娥自已虽觉月宫之好，但也耐不住寂寞，在每年八月十五月圆夜清之时，返回到人间与夫君团聚，但在天明之前必须回到月宫。后世人每逢中秋，既想登月与嫦娥一聚，又盼望嫦娥下凡一睹芳容。因此，许多人在焚香拜月之时，祈求“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年复一年，人们把这一天作为节日来庆祝。
有人则认为，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的。唐代<开元遗事>一书中记载:中秋夜，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游到兴处，二人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霓裳羽衣曲>，后来补充完整，成为传世之作。唐明皇念念不忘这月宫之行，每年到此时刻，必要赏月一番。百姓也来效仿，月圆之时欢聚一堂，享受人间美景。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传统沿袭下来。
而有人提出，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的一次起义纪念日。在元朝末年，老百姓不堪忍受官府的统治，在中秋季节，把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字条藏在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到了八月十五日晚，家家户户齐动手，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来，每逢中秋节，都吃月饼来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胜利。
另外有人提出，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个月中间的一天。
<周礼>中出现过中秋这个词，但它指的不是中秋节，而是秋季的第二个月。汉代有“秋节”，时间是在立秋的那一天，也不是八月十五，唐朝的类书里有四时十二节令的记载，也没有中秋节，但唐诗中已出现了“中秋月”。“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韦庄<送李秀才归荆溪>)。第一次对中秋节作了明确记载的是南宋人吴自收，他在<梦梁录>一书中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临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书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赏月逛夜市的盛况。
中秋节的习俗
中秋祭月
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文人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民间拜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俞益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此，“民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
月光马儿
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一九○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兔爷儿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明人纪坤(约一六三六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戢袍的、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麒麟虎豹等等。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饨、茶汤的，不一而足。
“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此外，南纸店，香烛也有出售的。这兔儿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兔首人身，手持玉杵。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着狮、象等猛兽，有的骑着孔雀，仙鹤等飞禽。特别是兔儿爷骑虎，虽属怪事，但却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爷，俗称“叭哒嘴”，更讨人喜欢。它虽为拜月的供品，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玩花灯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早在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它中秋节的习俗
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秋节的过法也是多种多样，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穿行南浦桥，以求长寿。在建宁，中秋夜以挂灯为向月宫求子的吉兆。上杭县人过中秋，儿女多在拜月时请月姑。龙岩人吃月饼时，家长会在中央挖出直径二、三寸的圆饼供长辈食用，意思是秘密事不能让晚辈知道。这个习俗是源于月饼中藏有反元杀敌讯息的传说。金门中秋拜月前要先拜天公。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主要是妇女和小孩，有“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的俗谚。晚上，皓月初升，妇女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银烛高燃，香烟缭绕，桌上还摆满佳果和饼食作为祭礼。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惯，潮汕有俗谚:“河溪对嘴，芋仔食到”。八月间，正是芋的收成时节，农民都习惯以芋头来祭拜祖先。这固然与农事有关，但民间还有一则流传广泛的传说:1279年，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破后，百姓惨遭屠杀。为了不忘胡人统治之苦，后人就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中秋夜烧塔在一些地方也很盛行。塔高1-3公尺不等，多用碎瓦片砌成，大的塔还要用砖块砌成，约占塔高的1/4，然后再用瓦片叠砌而成，顶端留一个塔口，供投放燃料用。中秋晚上便点火燃烧，燃料有木、竹、谷壳等，火旺时泼松香粉，引焰助威，极为壮观。民间还有赛烧塔规例，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则胜，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则负，胜的由主持人发给彩旗、奖金或奖品。据传烧塔也是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反抗残暴统治者，于中秋起义时举火为号的由来。
江南一带的民间在中秋节人习俗也是多种多样。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外，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桂花鸭”于桂子飘香之时应市，肥而不腻，味美可口。酒后必食一小糖芋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桂浆”，取名自屈原<楚辞?少司命>“援北方闭兮酌桂浆”。桂浆，一名糖桂花，中秋前后采摘，用糖及酸梅腌制而成。江南妇女手巧，把诗中的咏物，变为桌上佳肴。南京人合家赏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圆月”，出游街市称“走月”。
明初南京有望月楼、玩月桥，清代狮子山下筑朝月楼，皆供人赏月，而以游玩月桥者为最。人们在明月高悬时，结伴同登望月楼、游玩月桥，以共睹玉兔为乐。“玩月桥”在夫子庙秦淮河南，桥旁为名妓马湘兰宅第，这夜，士子聚集桥头笙箫弹唱，追忆牛渚玩月，对月赋诗，故称此桥为玩月桥。明亡后，渐渐衰落，后人有诗去:“风流南曲已烟销，剩得西风长板桥，却忆玉人桥上坐，月明相对教吹箫”。长板桥，即原先的玩月桥。近年来，南京夫子庙已重新修葺，恢复明清年间的一些亭阁，疏浚河道，待到中秋佳节时，就可结伴同来领略此地的玩月佳趣了。
江苏省无锡县中秋夜要烧斗香。香斗四周糊有纱绢，绘有月宫中的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及彩色旌旗。上海人中秋宴以桂花蜜酒佐食。
江西省吉安县在中秋节的傍晚，每个村都用稻草烧瓦罐。待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这时就会有香味飘满全村。新城县过中秋时，自八月十一夜起就悬挂通草灯，直至八月十七日止。
安徽省婺源中秋节，儿童以砖瓦堆一中空宝塔。塔上挂以帐幔匾额等装饰品，又置一桌于塔前，陈设各种敬“塔神”的器具。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绩溪中秋儿童打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发辫状，浸湿后再拿起来向石上打击，使发出巨响并有游火龙的风俗。火龙是以称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游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
四川省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有的地方也点桔灯，悬于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叫做“舞流星香球”。嘉定县中秋节祭土地神、扮演杂剧、声乐、文物，称为“看会”。
在北方，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在八月十五祭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在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山西省潞安则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县则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在中秋夜有守夜之俗。
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若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则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佳。
陕西省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安排佳宴。不论贫富，必食西瓜。中秋有吹鼓手沿门吹鼓，讨赏钱。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带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于校内聚餐。
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外，还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