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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金刚组工人，在20世纪早期拍摄。
有统计称，截至2012年，在日本，存续超过1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已突破2.1万家。历史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更有7家企业历史超过了1000年。排在世界最古老企业前三位的都是日本企业。超过200年历史的长寿企业在欧洲也不少，德国有837家，222家在荷兰，还有196家在法国。就连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百年家族企业也达到1100家。
而在中国，经营历史超过150年的百年企业，仅有5家。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是成立于1538年的六必居，之后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再加上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以及王老吉，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仅此5家。而超过100年的企业还有青岛啤酒、泸州老窖等。
有资料显示，我国的集团公司平均寿命7-8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2.9年。我国每年近100万家企业倒闭。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司：金刚组公司
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企业叫“金刚组公司”，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司。其创立于公元578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已有1435年的历史，专门从事寺院建筑业。
金刚组曾经历多次危机，曾多次差点倒掉。第一次是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反佛教运动导致许多寺庙被毁，金刚组惨淡经营。第二次是1934年，金刚组传至第37代时，世袭传人无意经营，家族只好任命第37代嫡孙之妻担任“堂主”才让金刚组避免了解体。第三次是二战时期，因为战争，金刚组差点关门，这家坚韧的公司最终通过制造军用木箱才熬过战争时期。第四次危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1955年金刚组转型有限公司，除建造寺庙、庭园外，开始承办一般建筑，但过度扩张的行为最终引发庞大负债。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金刚组负债累累，终于在2006年宣布清盘。但经过各方努力，新公司最终保持了“金刚组”的名称，并延续了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传统因此而被传承下来。
金刚组虽然结束了家族式经营，但新公司将延续了1400多年的组织结构与经营模式却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下来。金刚组的祖传家业是做“造寺工匠”们的总管，上层有总部和堂主，内部分成多个造寺工匠小组，约5至8人为一组。“堂主”相当于总裁一职，总部则会承接佛寺和神社的建造和修复工程，经过评估各造寺工匠小组能力后分派工作。金刚组内的各小组会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相互竞争，同时又会集中改良固有技术，共同支撑金刚组。各个工匠小组通过相互切磋磨砺来谋求技术的提高。这种引入内部竞争机制，独立但不分散的经营模式，是金刚组保持企业活力的重要力量。
此外，金刚家族还将建筑工艺的提高与改良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核心。在1400多年中，金刚组不断吸收中国、西方的新建筑手法，结合先进技术，将其与家族传统工艺相结合。曾参与法隆寺修复的一位工匠如此表述：“等到两三百年以后把这些建筑物拆开的时候，人家负责拆房子的木匠会想起我们这些匠人来。他们会感叹说，瞧这活儿，干得真棒!”对技艺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追求，是支撑金刚组乃至整个日本制造业傲立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工匠达人的亚洲”和“商人的亚洲”
日本经济学家野村进认为，就外部条件来说，免遭欧美殖民地化、未受华商威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外因。相比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既没有因沦落为殖民地而遭到欧美的商业打击，又没有因华人的大量涌入而受到华商的经济威胁。
但究其根本，野村认为，植根于日本文化中的对工匠达人的崇尚精神才是造就这一奇迹的主要原因。在他的定义里存在着两个亚洲，即“工匠达人的亚洲”和“商人的亚洲”。
在日本，家族手工业和制造业的数量非常庞大，据《老店企业研究》统计，在10万多家百年以上的日本老店中，约有45000家是从事制造的。即使古代“士农工商”的身份识别制度非常严格，手工业和制造业却依然能够家族式地传承下去。这是基于日本人对“工匠达人”的喜爱与尊敬。
在亚洲将工匠达人尊为人生目标和典范的国家，可能只有日本。在日本，不论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都对工匠达人充满了尊敬，并且竭尽所能的厚遇和庇护。
而一些百年企业没落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警惕和借鉴。
金刚组的没落也在其中，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时，公司大举借债投资房地产，迅速扩大规模。9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衰退，其拥有的资产大幅缩水，以致资不抵债，最终被收购。其最大原因是，适应不了泡沫经济出现后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老字号企业直接受到泡沫经济崩溃后造成的资产价值暴跌影响的打击。究其根本，“多元化经营”被视为老字号店和企业倒闭的最大原因。
在经历过泡沫经济引发的危机后，金刚组的整体战略发生了转变，决定禁止“宗教建筑”以外的一切工程。
200年以上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家族企业
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诞生于英国(1554年)。但值得思考的是，今天全球拥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是家族企业。90%的日本百年企业都是员工少于300人的中小企业，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经营范围大部分是制作食品、了就、酒类、药品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行业。
日本家族企业多具有“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特点，超越血缘来选定继承人。为了在内部形成竞争激励机制，日本家族企业往往会通过招赘女婿、收养养子等做法，在不分割财产的“总有制”前提下，将没有血缘关系的才干之士立为一家之主。这种制度在全世界非常少见，而其他国家的企业则多采取家族式继承制度。
泊头火柴厂的一扇铁门锈迹斑斑，不经人指点，很难将其与亚洲第一大火柴厂扯上关系。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破旧不堪的门卫室里坐着，阻止外来人员的探访。
步入大门，正对着还有第二道铁门，里边坐着一名保卫人员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右面一座白色的办公楼，入口已经封死，门前生了许多杂草，楼前的水池肮脏不堪，时不时地散发出一股股的恶臭，明显已经很久没有人光顾了。
“现在火柴厂的资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听说只剩了一点地上资产，所以还有少数留守人员，等这部分资产拍卖完了，火柴厂就彻底没了。”在火柴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王洁（化名，火柴厂员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随后，记者找到泊头火柴厂原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扬（化名，火柴厂员工），从他提供的资料和从当地文化局拿到的地方志中，记者了解到了泊头火柴厂是怎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成长为亚洲最大的火柴企业，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座火柴业巨擘轰然坍塌。历史前进的车轮固然无法阻挡，但是如果能顺应时代进步，及时调整步伐，或许这家百年企业也不至于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恍如隔世
一度是民族工业标志性企业
“泊头火柴”曾创造了同行业规模第一、产量第一、创利税第一、总产值第一、上缴利税第一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第一等数项第一。
据了解，国内的火柴工业诞生于19世纪后半期，第一家民族火柴工厂创建于1877年，是近代轻工业中最早的行业之一。但难与国外同行业企业竞争，以至于国内市场进口火柴充斥，“洋火”成为火柴代名词。
刘扬告诉记者，我国进口火柴可以追溯到1865年，而日本和瑞典为主要生产国。而其提供的火柴厂史料显示，1894年我国从日本进口火柴约580万罗（每罗144盒，每50罗等于旧制1箱），占当年中国进口火柴总量的88%；随后则逐年增加，1912年进口火柴数量达最高峰，进口量为3000万罗（约合432万件，每件100包，每包10盒），其中日本火柴占2300万罗。
“泊头火柴”正是在此背景下，由沧县兴济盐商钱立亭等人发起，最初选址定在沧县兴济镇，而由于当时天津自来火局吴懋鼎得到清臣李鸿章的支持，批准在河北地区享有专利权15年（即天津周围300华里以内火柴生产和销售专利权）
随后，河间人白聘三筹资入伙，经股东大会推选，白聘三出任泊镇永华火柴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这样，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泊头火柴厂前身）就于1912年5月22日破土动工，1913年8月31日正式开工，成为落户泊头的第一家现代工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东南亚及南洋群岛一带进行经济扩张，输入中国的火柴逐渐减少，泊头火柴厂恰逢时机，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契机。但是，1916年泊头火柴厂为缩减成本，以本地土硝代替氯酸钾原料，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地方恶势力也乘机刁难和压制厂方。
白聘三向时任民国代总统的河间人冯国璋求援，冯国璋派曾为其当管家的赵春溪带了一个连的兵力押送四万元现洋到泊镇，入股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可以说是该厂第一次改组。随后，白聘三继续出任董事长，赵春溪任总经理，公司由此声名大振。
刘扬还透露：“厂里有这样一个典故，据说有一年冯国璋乘坐专列路过泊镇，当时的驻军首领和地方官员要求晋见，冯国璋都没有接见，只召见了白聘三，这样影响很大，加上冯国璋又入了股，所以火柴厂不仅经济上有了支撑，政治上也有了靠山，当地官员都大力支持，所以发展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1950年国家颁布《公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方股东要求集体退股，当年5月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归属国有，成为全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早的企业之一，并更名为：河北省省营泊镇火柴厂，主管机关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业厅。
“泊头火柴”曾创造了同行业规模第一、产量第一、创利税第一、总产值第一、上缴利税第一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第一等数项第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火柴生产厂家，将外国的“洋火”赶出中国的市场，中国也成为世界火柴出口大国。
而泊头火柴厂的快速发展，也使其成为各行政区都想得到的香饽饽，导致其属地频繁变迁：1958年天津市专员公署轻工业局主管，更名为泊头火柴厂；1959-1960年12月更名为天津市泊头火柴厂，由天津市县社工业管理局主管；1961-1962年更名为河北省轻工业局泊头火柴厂，1963-1966年又改为河北省泊头火柴厂，主管机关为河北省轻工业局；1967年又更名为河北省泊头红工火柴厂，主管机关为河北省轻化工业局；1968年主管机关移交沧州地区工业处管理，随后则一直由沧州地区各部门主管。
盛极而衰
引外资方案被否境况持续恶化
河北省政府将放开的火柴视为计划调拨产品，泊头火柴厂又丧失了自主经营权。
1985年全国火柴业开始处于产大于销的低谷时期，泊头火柴厂产品由包销转为自销。而产品滞销，效益下滑，至1987年火柴年产量仅为77万件，还外欠450万元工程贷款和近300万元的贷款，企业处于困难状态。
为此，1987年下半年沧州地区行署决定在泊头火柴厂搞承包试点，主宰了火柴厂16年的王维龙正是这时候接过了工厂的掌控大权。据透露，当时的承包原则是，三年承包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由承包人全权负责，包袱不外推，包死上缴基数，承包者收入与完成指标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超额利润承包人可提取4%。
随后，王维龙组织设备维修和生产管理，将产量恢复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企业实现利税超千万元。王维龙组织火柴产销联谊会，为工厂拉来越来越多的订单，火柴的销售形势迅速扭转，滞销转为畅销，价格也由每件20元提高到最高时的70元。资料显示，1990年实现利税突破千万元大关后，1991年和1995年又分别达到1044.29万元和1188.43万元，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该企业还盖了20余栋宿舍楼，同时学院、医院、派出所等也一应俱全。
走进泊头市场，所有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对“糊火柴盒”保存着一些记忆。一位在火柴厂附近路过的泊头市民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糊火柴盒，火柴厂依次到每条街发放材料，糊好之后等工厂收盒的时候交上去，一手交货一手领“工资”。
但是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省政府将放开的火柴视为计划调拨产品，以低价（政府收购价21.40元/件，市场价62-67元/件）收购，也就是说，泊头火柴厂又丧失了自主经营权。但是省经贸委、省轻工厅、省商业厅联合下文承诺：“今后如果火柴出现滞销，泊头火柴厂的火柴全部由政府包销。”
但是几年后，全国火柴行业再度陷入低谷，产大于销的形势严峻，但是省里并没有兑现“包销火柴”承诺。1996年火柴厂的利润由上年的566万元急降至225万元，1997年更是跌至33.2万元。
1997年企业希望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准备与瑞典火柴集团合资，出让70%的股权，引进7000万元现金和部分先进技术。本来看似划算的合作，最终并未达成。
“工人干部们都反对，说不能卖厂，厂里要缺钱我们工人自己出钱，不能让外国人赚我们的钱！”王维龙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那时候成功了，我们现在可能就变成跨国企业了，我们的产品就能销到海外了！”
值得国人警醒：多到惊人的日本百年企业
2013年07月25日 08:49 作者:蔡成平
与中国靠巨头国企垄断经济不同的是，日本的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实际上是靠中小企业在支撑，百年企业的实际数量恐怕超过10万家。日本的寺庙建筑公司“金刚组”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企业，创办于公元578年，衣钵相传至今已四十余代。
日本的“金刚组”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企业，创办于公元578年，衣钵相传至今已四十余代。
前不久，笔者受邀在日本霞关做了一场内部演讲，与以往演讲略微不同的是，此次演讲的30多名参加者全部是大型日企的部长或董事级别的人，而且大部分人都与中国打交道已久，甚至是所属企业中国市场的负责人。
在讨论环节，有一位日企董事A先生谈到了中日企业家的区别。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灵活、大胆、冒险精神赞扬不已，但说完后顿了顿道，“或许是大环境使然，接触的中国企业家大多只关心‘钱生钱’，对脚踏实地地做实业，尤其是成就一家百年企业，基本上都兴趣不大”。
笔者自是亦有同感，当看到中国的富二代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媒体娱乐版，而日本的富N代们还在默默地继承维系祖辈基业时，总是颇多感慨。
不过，笔者亦补充道，“实际上，10多年前，柯林斯和波拉斯合写的《基业长青》一书在中国出版时，曾得到联想集团柳传志等人士的大力推荐，曾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大江南北。这或许能说明有些中国企业家还是对百年基业长青感兴趣的”。
A董事听完微笑着说，“那本书当年在日本也很畅销，但研究的标本都是欧美企业，而真正的企业长寿大国当属日本。日本企业长寿的秘密，恐怕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更具参
考价值。”
A董事所言的确不虚，若说创业超过100年就算“长寿”的话，那么全球大多数“长寿企业”都集中在日本。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显示，创业史超过百年的日企多达21666家，而1975年后才建立的公司仅620家。
经常被人问道同一个问题：“日本经济到底怎么样？日企真的在衰落吗？”对此，我总是忍不住反问“您所谓的‘日企’具体是指哪些呢？”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丰田、索尼、夏普、东芝„„
但实际上，这样的“先入印象”与日本的实态相去甚远。从数量上来看，日本的中小企业多达460万家，所谓的“大企业”(注：通常是指资本金1亿日元以上、职员数超过100人的企业)只有16653家，像丰田、索尼、夏普等广为人知的巨头就更是少得可怜。
也就是说，与中国靠中石油、中石化等这些巨头国企垄断经济不同的是，日本的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实际上是靠中小企业在支撑，比如丰田汽车下面就有无数的中小企业在供应核心的零部件，而丰田汽车更大意义上只是一个组装厂，在这些中小企业中，“百年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更准确地说，东京商工的统计还仅限于其掌握了信息的企业。据拥有亚洲最大企业资信数据库的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统计，截止2010年8月，日本的百年企业共22219家，创业超过1000年历史的企业有7家，超过500年的有39家，超过300年的有605家。尤其是日本的寺庙建筑公司“金刚组”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企业，创办于公元578年，衣钵相传至今已四十余代。
尽管如此，日本研究专家们仍普遍认为，东京商工和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都未能完整反映日本百年企业的实情。“日本还有大量的百年企业不为外界所知，若全部统计，估计总数至少近10万家”，日本东方通信(5.20,-0.25,-4.59%)社社长古川猛对笔者如是说道。“长寿企业”研究专家横泽利昌教授也推定认为，日本百年企业的实际数量恐怕超过10万家。
此外，韩国央行2008年曾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日本企业长寿的秘密及启示》。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远多于排第二位的德国(837家)。而日本经济大学教授后藤俊夫的调查则显示，创业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实际上多达3937家，德国约有1850家。
各种调查统计的数据虽然存在差异，但无疑都表明了，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百年企业之多实在令人惊讶。若将视野缩至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这一“异常”状况就更加一目了然。
在韩国，有句民谚叫“店铺难续三代”，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所称的“富不过三代”。据日本拓殖大学教授、百年企业研究专家野村进调查，目前韩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企业或百年老店。韩国《朝鲜日报》也在2005年12月18日的报道中感叹，“在韩国，京城纺织、三养、柳韩洋行等都只不过80年左右的创业史。”
台湾地区的百年企业数量，尚未查到可靠的统计，但综合各种信息查找，可以查到的有彰化商业银行、台湾菸酒、丸庄酱酒、旧振南、度小月、金长利、台湾度小月担仔面、大同酱油、山东小磨香油食品店、王德传茶庄、有记名茶、郭元益、玉珍斋、李锦记等。但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当年随国民党政权一起迁台的大陆企业。
中国大陆的百年企业也少得可怜。据悉，创业历史超过150年的企业只有六必居、张小泉、陈李济、同仁堂(23.73,0.28,1.19%)、王老吉等5家。创业超过100年的企业还有全聚德(13.94,-0.04,-0.29%)、云南白药(108.00,-2.68,-2.42%)、青岛啤酒(42.21,2.09,5.21%)等，但总体数量并不多。
通过这些比较不看发现，全球的长寿企业在日本得到高度集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异常现象”呢？此外，中国要壮大中小企业是否可借鉴日本的经验？诸如此般，且听笔者下回细细分解。
八成日本百年企业始于明治
2013年08月08日 13:57 作者:蔡成平 文/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 蔡成平
根据东京商工的调查，82.8%的日本百年企业创建于明治时期。而且从数量上来看，在明治时期呈现出递增。明治时期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当于中国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爆发，同一时期中日两国都有数不清的企业诞生，但在企业传承、可持续性上却是天壤之别。
中国自始至终都在走“国营官办”的路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僚与实业家的边界模糊不清。日本明治政府“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
继《多到惊人的日本“百年企业”》之后，笔者打算根据现有的研究和数据，分别从创
业时期、所属业种、企业规模等角度来逐一阐述百年企业为何异乎寻常地在日本得到高度集中，通过这样的努力，唯求一解其神秘面纱。
一切的寻找，不妨先从时间(即企业创业时期)说起。根据东京商工的调查报告——《全国创业超100年企业实态调查》，在其统计调查的213万家企业中，百年企业有21666家，而在这些百年企业中，创建于明治维新之后的企业多达17212家，比例高达82.8%。
在《多到惊人的日本“百年企业”》一文中，笔者已经强调，东京商工的调查范围仅限于其掌握了信息的企业(213万家)，而日本仅中小企业就多达460万家，因此日本百年企业的实际数量远多于东京商工的统计数据。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久保田章市就推测，实际数量恐怕是东京商工调查的1.5倍至3倍。但是，东京商工对如此众多的企业进行信息萃取，其参考价值自然不容忽视。
百年企业始于明治
所谓“创建于明治维新之后”，而日本的明治时代始于1868年，结束于1912年，即距今恰好约一百年。换句话说，日本的百年企业绝大多数都创建于明治时期。
明治时期仅持续了40多年，如果我们大略地进行4等分、以约10年为单位进行划分比较便知，不仅百年企业多数创建于明治时期，而且从数量上来看，在明治时期的4个十年内呈现出递增态势。
创业于明治元年至明治9年(1868年至1876年)、并传承至今的日本百年企业有2035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现在的日本NTT、1869年)、日本通运(1872年)、资生堂(1872年)、每日新闻社(1872年)、王子造纸(1873年)、第一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1873年)、东芝(1875年)、大日本印刷(1876年)、三井物产(1876年)等。
创业于明治10年至明治19年(1877年至1886年)、并传承至今的日本百年企业达2681家。此时期的一大特色就是民间银行遍地开花。比如，十八银行(1877年)、北陆银行(1877年)、广岛银行(1878年)、七十七银行(1878年)、山口银行(1878年)、秋田银行(1879年)、青森银行(1879年)、富士银行(现在已并入瑞穗银行、1880年)等。
除民间银行以外，创建于这一时期并传承至今的百年企业还有川崎重工(1878年)、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现在的东京海上日动、1879年)、朝日新闻社(1879年)、日本精工(1881年)、立邦漆(1881年)、东洋纺织(1882年)、三菱重工(1884年)、伊势丹(1886年)等。
创业于明治20年至明治29年(1887年至1896年)、并传承至今的日本百年企业多达4240家。其中，典型的企业有花王(1887年)、雅马哈(1887年)、朝日啤酒(1889年)、任天堂(1889年)、尤尼吉可(1889年)、日本生命保险(1889年)、三菱地所(1890年)、帝国酒店(1890年)、狮王(1891年)、大林组(1892年)、藤泽药品工业(现在的Astellas制药、1894年)等。
创业于明治30年至明治45年(1897年至1912年)、并传承至今的日本百年企业更是多达8256家。据悉，日本在2012年这一年就有多达1960家企业迎来创业百年纪念，换句话说，仅创建于1912年的百年企业就多达1960家。
颇具典型的主要企业有宇部兴产(1897年)、住友金属工业(1897年)、住友电气工业(1897年)、三菱制纸(1898年)、森永制果(1899年)、三得利(1899年)、日清制粉(1900年)、阪急电铁(现在的阪急神控股集团、1907年)、夏普(1912年)、JTB(1912年)、大正制药(1912年)等。
不难发现，创建于明治时期、并传承至今的这些企业，随便拿任何一家来评判，都无疑是在其行业内享誉盛名、且实力不凡的知名企业。
中日企业结局为何截然不同
明治时期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爆发，在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日两国都不仅优秀的政治家辈出，且都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日本有岩崎弥太郎、大仓喜八郎、涩泽荣一等，中国也出现了盛宣怀、郑观应、张謇等。
但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三菱，如今已发展成规模超出外界想象的巨大财团，旗下包括三菱东京UFJ银行、三菱商事、三菱重工、日本邮船、明治安田生命保险、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旭硝子、麒麟控股、三菱地所、三菱综研、三菱汽车等诸多企业。大仓喜八郎作为日本大仓财阀的创始人、涩泽荣一作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由其创建并流传至今的知名企业也是数不胜数，比如帝国酒店、东京证券交易所等。
而盛宣怀、郑观应、张謇等所创建的企业，如今大多早已烟消云散。这绝非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家智不如人，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两国当时所处环境、此后所经历的灾难不同。实际上，两国在差不多相同的起点上出发时，在创办、运营企业的方向和理念本身上就存在实质性差异，这恐怕才是根源所在。
中国自始至终都在走“国营官办”的路子，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僚与实业家的边界模糊不清。
正如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杨小凯所言，“(中国)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与之相比，日本明治政府“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日本首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也明确表示，政府最初办一些“国营官办”的企业只是为了鼓励民间兴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民间兴业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后，政府很快便改弦更张，或撤出企业实际运营、或直接将官方企业民营化。
同时，“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和日本都在那一时期，有数不清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但在企业传承、可
对中国企业史的几点思考
——读《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感想 吴晓波先生的两部史书式的巨著《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清晰生动地展现中国
企业一百多年来的成长史，中国企业曲折的命运和坎坷的成长历程，给整部的中国企业史增
添了几分的悲壮和凄凉，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企业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的企业源于清朝的洋务运动，中国的企业不是中国当时经济政治条件下能够出现的
产物，而是在清末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从西方传进来的产物；与西方企业是由
于商人追逐利润而产生的相比，中国近代企业的建立最根本的目的不在于商人追求经济利润，
而在于富国和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国家政治
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中国企业的成长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的命运并不掌
握在中国商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政治家的手里，与其他因素相比，中国近代政治形态和政【中国一百年的企业】
治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企业命运的影响则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清朝末年，由于长期以来闭关锁
国政策的影响，政治思想、政治体制极度僵化，多铁路、钢铁等近代工业极度恐惧，导致中
国近代工业企业的出现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孕育期，由于洋务派的极力推动和政治上的放松，
才推动了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的出现；中国的民族资本资本主义企业，即民营
企业在民国经历迅速成长、繁荣、萧条、陷入困境等几个不同的阶段，国家政治的变化基本
上主导民营企业的命运，在整个民国历史中，民营企业不断衰落，而国有企业的势力不断壮
大，在于国家政治上对国有资本偏爱和大力的扶持；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上意思形态的影
响更加明显，经过三大改造，民营企业更是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上的解冻，才有
了民营企业的重新出现，而且政治上越自由，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就更加充分。 中国的传统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条件下，自由市场发育不完
整，法律制度不完善，尤其是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接近空白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企业，中
国企业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就注定中国企业存在先天
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企业是一个早产儿，是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产生的，企
业的更为根本的目的是富国救国、抵抗西方的经济侵略，所以近代中国的企业只能以国有或
者官有的形式出现，只有集中的国家或者政府的力量才能在短时间内办成大企业，达到富国
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目的，至于企业的经济效率和企业的产权问题并不是最紧迫的
问题，这些先天的顽症伴随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的整个过程，到现在仍然影响着国有企
业的改革和发展。
企业的是使命是企业最根本的价值观，企业的使命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的方方面面，
而企业的使命来源于孕育企业的环境。近代企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经历合伙制、有限责任制、股份制等阶段逐步完善起来的，西方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遵循了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商人对利润的狂热追求是西方企业出现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所以西方近代企业只会以私营的方式出现，而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以国有或者官有的形式出现，
很明显，由于企业的出生背景不同，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截然不同，中国的企业以富国和与 西方企业相抗争为使命，而西方的企业则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这也注定后来中国企
业和西方企业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命运。 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自由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越多的限制只会导致越多的
灾难，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自由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
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自由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
发展是第一前提条件，国家政策放开后限制减少，民营企业就会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家的政
策收紧或者是限制太多，民营企业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饱受歧视，
在政策、税收、政府规制等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收益大、利润高的领域大多被国有企业垄
断，而民营企业只能在国有企业不想进入的领域生存和发展，经营和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
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民营企业被当作国有企业的补充，只有在国有企业不想经营或者不好
经营的领域，才准许民营经济存在，这在根本上就限制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中国，企业的历史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权力贯穿中国企业发
展的整个历史，不仅国有企业需要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就连民营企业也要千方百计讨政府
的欢心，时刻处理好政府的关系，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和政策支持，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在中国市场和政府的界限非常模糊，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
有画出清晰的边界，政府的权力可以肆意进入市场，当然这也好政府的权力的缺乏必要的制
约有关；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主动讨好政府，则是出于影响政府政策，为自身的发展获取
利益的需要，在中国，从古至今，商人都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中国商人对政府的影响十分
有限，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民营企业常常在政策上
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利用私下渠道和政府修好关系。 其实，从中国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政府脱离不了关系，国有企业直接处于政府
的控制之下，很多政府高官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甚至很多政府高官直接创办企业，
利用公权力获取了巨额的利润，至今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度仍然对中国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关联度强的企业往往有更多的政策空间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吴晓波撰写的中国企业史完整的记录了中国企业发展历史，在其企业史里，国有企业的
历史是三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吴晓波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没
有触动国有企业产权，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
现在谈一谈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从哪些方面去突破。 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
困境反映了中国整个改革的困境和结症，也表明中国目前的改革正处于一个瓶颈阶段，国有
企业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没有得到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在中
国，国有企业是被当作执政党执政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
之外，更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国企面临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很明
确得出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首先，国企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明晰。按照官方的理论，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
的收益由全民共享，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全民所有制得不到体现，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怨声四起，
解决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单靠经济的手段已经无法取得突破，政治层面的改革更为
必要也更为迫切。
其次，国企宣称已经建立起了现代的企业制度，但是这种现代的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
内部的各种权力无法相互制约和监督。西方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在中国却不能有效的发挥
作用，在于在中国现有的的体制下，现代的企业制度无法有效运行。 再次，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不是按市场配置，而是由政府任命，这样导致国有企业的管
理者只对任命者负责，而不对企业负责，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存在，选错管理人员的问题也常
会出现。
当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但是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到了不进行政
治体制改革、仅靠经济体制改革无法取得进展的时候了，下一步国企的改革应该从体制上进
行改革，而不应当只是在经济上进行小修小补。 国有的企业的改革首先应该谋求指导思想、指导理论的突破。现有的我们党的指导理论
认为国有经济应当把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领域，带来了
很多弊病，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突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又缺乏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如何
在指导理论上取得突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要务。 其次，消除歧视，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准许民营企业进入金融、
能源、通讯等关键领域，参与竞争，增加国企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益。 最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是将不断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和完善，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能够分权制衡，尤其是要保障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这在
很大程度上要求工会主席直选，工会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做到这种层次的改革就要触动现有
的体制，必需进行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但是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没
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信心很难启动，所以国企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很难突破现有的体
制，只能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在现有体制下，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国有企业继续推行股权多样化，增加法人股和个人股的数量。法人股的增加意味着机构
投资者的增加，机构投资者为了自己的收益必然会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但是目前机构投
资者的股份比例太少，机构投资者花大量的时间和尽力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得不偿失，导致
机构投资者没有动力对国企进行监督，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增加法人股的数量。 此外，可以推行人大监督国企，采取议会监督国有企业的制度在国外有先例，我们可以
借鉴这种制度，由人大负责对国企的监督。 李汉渠 10人力资源 20100800277篇二：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2010年出版 广告1101
孔繁宇
31107278 内容简介：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一书中梳理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主义血脉，以“批判性精
神”与“建构性人格”描述了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以其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
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吴敬琏的80年激荡人生，
吴晓波的深情之笔描绘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追溯 影响共和国经济史的重大经济争论，梳理一
个国家走来的坎坷历程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
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
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于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
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大败
局2》（2007年）、《激荡三十年》（2007年）、《跌荡一百年》（2008年）、《吴敬琏传》（2010
年）、《浩荡两千年》（2011）。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2008年参与摄制第一财经频道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录片《激荡·1978-2008》。 阅读理由：
吴敬琏和吴晓波的名字我以前都听说过。 吴敬琏曾经连续五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过cctv年度经济学家。曾经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做出巨大的推动，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
良心”， 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奖理由如下：吴敬琏是当代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
方面的贡献。
因为名声实在是太过响亮，所以我对吴敬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吴晓波现在长期居住在杭州，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当过商业记者，30岁开始写书，他所写
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我都看过几页，但很遗憾都没有看完，写的都很“传奇” 他的
确是公众认可的优秀财经作家，其长年对经济的观察与分 析，以及高质量的财经作品，使其获得公众的美誉。 因为了解少所以更感兴趣，所以我对他写的这本《吴敬琏传》更有兴趣了，一本小吴写
老吴的书，在亚马逊上，我毫不犹豫的就点了购买。 阅读时感受：
其实这本书我读起来很费劲，首先阅读名人传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一个人读透
读好，需要了解好他的出身，所经历的事情，身边的人和他每时每刻变换着的思维，这对我【中国一百年的企业】
一个20岁的人去读一个80岁的人来说并不容易。吴敬琏出身名门，家大业大，经历过几次
留学，文革起起伏伏，迷茫过低落过，几次重大会议的思想碰撞。我不懂经济，所以读起来
格外费力。我对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变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惊险，唏嘘，快乐，痛苦，戏谑等的历史其实是连续的，是有其内在
脉搏的。我不懂什么“五七干校”，不认识顾准，孙冶方，不知道文革对一个人的影响会有多
大，不敢想巴山会议的一个小小动作会对中国有什么样天翻地覆的改变。不懂市场经济，股
份制，不懂什么承包，私有化。 真是因为吴晓波是个比较专业的作家，写起《吴敬琏传》这本经济学家的传记也是很专
业的，对于我这种不专业的读者太难了，我经常忘记自己前几页读的是什么，要经常把书翻
回前几页，很多人，专业词汇不认识还要经常去网上查，往往查了之后觉得自己应该了解的
有太多了。
反正断断续续，看看停停，这本《吴敬琏传》也算花了半年时间才看完。 读后感受：
“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作为当代中国的
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应先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
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我刚刚在上面
提到过顾准，孙冶方，他们都是中国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只是因为一些原因使我们对他们不
是太熟悉，这本书虽然是吴敬琏一个人的(转载于:跌荡一百年读书报告)传记，但与其说吴晓
波写了一个人，不如说他写了一类人。我们会被这些经济学家的风骨所动容。吴晓波说，“在
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 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不得不说，吴晓波用他的笔把顾准他们的气节写
得是荡气回肠。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
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提起吴敬琏，他最显著的一个符号就是经济学家，而这本书，
更让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符号，独立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中国经济
学家的肖像，也是一代追求真理的学者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公共知识分子“居庙
堂之高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还忧其君”的东方人文精神，看到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而忘私精神。在追名逐利迎合眼球的当今时代，这种“不识时务”追
求真理的态度令人感叹。
一个人，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别忘了身上的担子。这是一次对干净灵
魂的一次敬。
看到吴老经历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争鸣（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历史
论战）的时候，我为之感到惊心动魄，久久难以释怀，那是一种何等的素养和情怀——不仅
是学识就能负担得起。
读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专著，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会议、研讨会我为之感到激动，
那是一种何等的躬耕不辍，孜孜以求； 看到他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和“间谍门事件”，他不被干扰，坚守信念，继
续工作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
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
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
而忙碌。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当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
国家而奔忙。
与吴老相比，我们晚辈只有说：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正如您所说的：
历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 而且，我们更要效仿吴老之独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本书的
阅读告一段落，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我接触到了历史和一名经济学家的肖像。理清了我关于
经济的思维脉络，让我学得一种风骨。篇三：《激荡三十年》读书报告 《激荡三十年》读书报告 《激荡三十年》是一本浅显易读的好书，它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发生
在祖国大地上激动人心的人、事变迁，在描绘企业家们奋斗历程的同时，让我们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脉搏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三十年来各事件发生的前后逻辑因果关系有所了解。书中描
绘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如何进行原始的积累，他们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为富豪的，有失败的，
最终沦为阶下囚的，也有沦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样，他们的探索至少告诉我们，他们有
着令人敬佩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在了时代前列。也许，在当时，
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种种政治色彩，引发至阶级斗争的高度，但不可否
认，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所走的路被市场经济证明是正确的。三十年间，利益与风险的角
斗铸就了企业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应了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开
放探索路上，真理与无知更替着，国家在这些勇敢者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像个小孩，追赶
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共和国第一代企业家们在实践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缔造了一个个传奇
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 柳传志，王石，李经纬、陈东升、郭凡生、冯仑、潘石屹、黄
光裕、何伯 权、倪润峰、田溯宁、吴鹰、张朝阳??，联想，tcl、万向、华为、蒙牛、正 太、
中信、华西村、健力宝、三九、科龙/容声、嘉德拍卖、慧聪网、万科、红石、大邱庄、国美、
长虹、乐百氏，新浪、搜狐、网易、希望集团、娃哈哈、秦池、三株、德隆，这些曾经只是
轰动一时又或是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人名、产品名、品牌名，如同亲身经历一般，生动地再
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些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的成长历程一同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改革的每一个
步伐，无论是成功或失败，他们都在这个时代写下自己的篇章。王石，从当年一个靠倒卖玉
米获得第一桶金的饲料中介商人到如今的“万科”集团的董事长，房地产业的巨头；张瑞敏，
把当年一个亏空147万元 的集体小厂一步步发展成为营业额达上千亿元国际大品牌 “海尔”；
柳传志，在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创建起日后将成为全球500强的“联想”企业集团；
牟其中，从首个中国“首富”变成“首骗”而锒铛入 狱；史玉柱，从当初的创业“巨人”到
一夜破产，负债2．5亿，再到靠着 脑白金东山再起，变成如今的保健巨鳄、网游新锐??这
些小人物蜕变成大人物看来近乎神话的故事，却真真实实在这堪称神奇的三十年里。相对于
上面两类人，国企的领导人经受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和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一面要为企
业的发展寻找出路，一面又要努力摆脱旧时代的羁绊。有时候，他们必须兼具企业家和政治
家的能力。他们之中的杰出者，基本上来自于体制内，却又不甘于做体制的附庸，于是一些
有独立思想和能力的人脱颖而出。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多重的身份，使得他们很难找准定位，
中国_97060000_超过一百年的古物(2003-2013)进口量及进口额
查询并来电咨询。
一百年中国的新生与变革
姓名：徐浩然 学号：21 专业：金融学 班级：二班 多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一定回惊奇于中国的发展，这种惊叹甚至在他们的飞机还没有着陆，火车还没有到站时就已清晰的感受到了。公路上正在行驶的重卡、压路机，工地上正在运行的吊车、推土机，都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
然而谁又会想到一百年前的中国竟没有“工程机械”这个词。当时建的工程基本上是施工人员自己肩抗手提造出来的。
唯一的重型机械也就只有个蒸汽火车头了。
这场水灾大家都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乙卯水灾，这洪水自7月4日起，至8月20日，延绵月余，堤围溃决数以百计，房屋大量倒塌，受灾耕地六十万亩，灾民无数，溺毙人口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超过一千万元。可就是这么严重的灾难，灾后的重建工作也进行的慢的吓人。
为什么？？
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工程机械，再加上当时政府腐败，造成了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随后的是八年抗战，五年解放战争。
直到„„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在解放初期，我国的工程机械除了从旧社会由美国善后救济总署遗留下来的一些破旧的美式机械和若干小型维修工厂外，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可惜的
是：工程机械没有列入国家发展的重点，以使用、修理和配件生产为主，除了少量地生产一些简易、
小型的工程机械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程机械制造业。）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我国开始步入了工程机械行业形成和发展的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一批原来的修理企业开始研发工程机械产品，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工程机械的骨干企业。1961年一机部成立了工程机械专业局，负责全国工程机械的发展和规划工作，从此我国工程机械进入了有计划的发展阶段。
（香车，美女，金钱）
上面的这张人民币中的画就形象的反映了当时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水平。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之中，技术信息十分闭塞，我国工程机械技术人员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和开发工作的，那时的产品设计连样机也无法提供，技术人员往往只是凭着几张照片或看到的机器外貌，琢磨着进行设计。记得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左右英国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工业展览会，会上展出了一台履带推土机Challenger33（挑战者33型），其新型的外貌引起了轰动，业内的人士竞相去北京展览会观看、拍照。展览结束后，这台设备卖给了中国，被送到宣化工程机械厂进行测绘，这大概是开创了我国引进大型工程机械进行测绘、仿制的先河。
Challenger33（挑战者33型），
以后我国第一台大马力推土机T-180也是在测绘小松D-80推土机上开始的。因此，可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我国工程机械发展历史上经历的测绘仿制阶段。
东方红推土机T-180 小松D-80推土机
可是，随后„„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为共和国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工程机械行业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只是由于本行业的一些有责任性科技人员的坚持努力仍然研制开发了一些新产品，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基本上处在缓慢停滞的阶段。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在开放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也再次恢复了蓬勃发展的活力。在此期间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影响最大的是国家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的产业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徐州工程机械厂、山东推土机总厂、西安筑路机械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各个领域内引进了国外的先进产品和技术，改善了生产条件，建立了规模化的生产体系，在产品的数量、品种、质量方面大大缩短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使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在整体技术水平上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奠定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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