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王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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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王朝作者 篇一:《20位现代戏剧作家》

27、陈静 (1929年——1993年)， 原名陈允祥，江苏省铜山县人。一级编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他的作品都是自己自编自导的，比如：《宝莲灯》、《小二黑结婚》、《庵堂认母》、《刘伯温结亲》、《双玉蝉》等戏。但是其最著名的要数1955年改编、导演的昆剧《十五贯》，而且此剧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

28、范钧宏（1916年——1986年），原名范学蠡，汉族，祖籍杭州，生于北京。浙江杭州人。著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而且是戏剧界首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京剧剧本《满江红》、《猎虎记》、《杨门女将》、《白毛女》，《九江口》、《强项令》、《望江亭》、《蝶恋花》、《捉水鬼》，作品集《范钧宏戏曲选》、《范钧宏戏曲编剧论集》、《范钧宏戏曲评论选》、《戏曲编剧论集》。

29、王安祈，剧作家。浙江人，1955年生于台北。台湾大学中文博士（1985），现为台湾大学戏剧学系特聘教授，国光剧团客席艺术总监。并且被誉为十大杰出女青年。

学术专长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代戏曲。

创作《阎罗梦》（与陈亚先、沈惠如合编）、《三个人儿两盏灯》（与赵雪君合编）、《金锁记》（与赵雪君合编，京剧现代戏，张爱玲原著小说）、《王有道休妻》、《青冢前的对话》、《王子复仇记》、《通济桥》、《陆文龙》等多部京剧剧本。以及歌剧《画魂》。讲评剧本：沈杏莲戏曲《长相守》、蒋东敏越剧《如花似玉》、苏逸茹京剧《伍员求剑》[1]

30、陈仁鉴（1913年—1995年），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南溪村人。我国著名剧作家，生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顾问，莆田市剧协名誉主席；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一级编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鲤声剧团创始人之一。

他写了现代剧《大牛与小牛》、《三家林》，甚至整理改编了莆仙戏《团圆之后》(一名《父子恨》)和《新春大吉》，又相继写出了《春草闯堂》(与人合作，由他主笔)、《嵩口令》等名剧。作品莆仙戏《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也分别被选入王季思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悲剧选》、《中国当代喜剧选》。创作的莆仙戏《团圆之后》已拍成戏曲片。他一生著作等身，起先从事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的写作，中年以后致力于戏剧创作。先有六十八部剧作、三十多篇剧论传世。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了《陈仁鉴戏曲选》《陈仁鉴评传》《陈仁鉴戏剧精品选》。

31、徐进，（1923年10月——2010年10月15日）原名伯耕，出生于今观海卫镇东山头。 曾于1978年至1984年任上海越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并任上海越剧院艺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的作品情感浓烈，意境深远、明快而又含蓄。唱词优美通俗，雅俗共赏，真切动人。

1950年，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还创作了越剧《红楼梦》、《三月春潮》（获文化部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二等奖）、《浪荡子》、《盘夫索夫》、《劈山救母》、《花中君子》、《沙漠王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越剧作品。此外，还与谢晋、林谷合作，创作了电影剧作《舞台姐妹》

32、杨兰春，（1921年——2009年6月）直隶（今河北）邯郸市武安人。是我省著名戏剧艺术家，著名戏剧编导，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和省文联副主席。同时他也是豫剧现代戏的开拓者、豫剧三团的创始者。并还被誉为“朝阳沟之父”。

他编导的豫剧《朝阳沟内传》于1984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而且与田川、胡沙等合作改编的《小二黑结婚》，也成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节目。除此之外还有《李双双》、《唐知县审诰命》等豫剧。

33、魏明伦，（1941年——）四川自贡人，现居成都。当代著名戏剧家、辞赋作家，国家一级编剧。被誉为“巴蜀鬼才”。其与郑怀兴、 郭启宏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颖而出，以“一戏一招”的创新精神先后写作《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变脸》《巴山秀才》（合作）、《岁岁重阳》（合作）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戏曲文学剧本。。著有杂文集《巴山鬼话》，电影文学剧本《四川好人》等。

80年代末期开始写杂文，以其内涵与形式双重特殊引起文坛和社会反响，乃致出现“魏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之说。

1987年新华社《半月谈》公布魏明伦为中国当代九大剧作家之一；1988年被天津《艺术家》评选为中国艺术界十大神秘人物之一；1993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现代戏曲研究会上，被湖北省艺术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推选为新时期中国戏曲界四大怪杰之一。

34、陈亚先，1948年9月出生，汉族，湖南岳阳县饶村人，中共党员，一级编剧，现任岳阳市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人称“亚夫子”。

1979年开始从事戏剧剧本写作。先后创作了京剧《胡笳》、《武则天》、《屈原》、《唐太宗与魏征》、《阎罗梦》、《宰相刘罗锅》（第二本、第三本）以及电视剧《乾隆王朝》。出版剧作集《湖南当代剧作家选集·陈亚先卷》、理论专著《戏曲编剧浅谈》。之后他创作的《天地一秀才》，因其曲折有趣的剧情启发人对生命对宇宙的思考，所以赢得“思维京剧”之名号。

35、郭启宏，（1940年——），广东饶平人。戏曲、话剧作家。现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中国剧协理事，北京剧协副主席兼戏剧文学委员会主任。其与郑怀兴、魏明伦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他的成名作是1979年创作的京剧《司马迁》，他的代表作是昆曲《南唐遗事》、话剧《知己》、《李白》，此外，他还改编了现代戏《红白喜事》，与他人合作重编评剧传统戏《珍珠衫》，改编京剧《花魁》、评剧《李娃传》、《屠夫状元》等。

郭启宏主张抒写真性情，他的剧作多表现那种坚贞不屈地跟邪恶势力作斗争的顽强精神，歌颂代表着“中国的脊梁”的人物的美好品德，语言极富文采，具有浓郁的诗意美.

36、顾锡东，(1924年——2003年)，笔名金易。浙江嘉善人。中共党员。浙江剧作界的领军人物 。

解放初，顾锡东业余创作了许多曲艺和戏剧。1954年，他取材嘉善田歌及民间传说，创作了大型越剧《五姑娘》；1956年，为省绍剧团整理和改编传统剧目，有《火陷山》、《龙虎斗》、《游园吊打》、《香罗带》、《后朱砂》等，多次获省剧本一等奖。1957年他与七龄童等合作改编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58年后，创作了电影剧本《你追我赶》、越剧现代剧《争儿记》等。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满怀激情完成誉满海内外的《五女拜寿》、《汉宫怨》等名剧。(乾隆王朝作者)

37、马少波，（1918年——2009年）原名马志远，笔名苏扬、红石等。山东莱州人。他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被誉为“当代大剧痴”。2009年，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其“终身成就奖”。

60余年来，他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戏剧、诗词作品及文艺理论著述。主要剧作有《闯王进京》、《宝烛记》、《明镜记》等30余部。在革命年代，他先后改编了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吴蜀和》、《群英会》、《芦花荡》等。1948将自己的同名小说《农公泊》改编为歌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戏曲改革论集》、《看戏散笔》、《花雨集》等。八九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现代题材的京

剧《宝剑归鞘》，京剧《宝烛记》、《蝴蝶梦》等，并将日本歌舞伎《赖家将军》、话剧《坂本龙马》改编为京剧。自著的话剧《双枪小李虎》改编为京剧《孪生兄弟》。其话剧《岳云》，深受儿童观众的喜爱。在夫人李慧中全力协助下，出版了《马少波新剧作》、《戏曲艺术论集》、《写戏偶得》《从征拾零》等。

38、郑怀兴，1948年出生。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其与魏明伦、 郭启宏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1981年以《新亭泪》成名于剧坛，被认为开戏曲历史剧创作之先河。之后，《晋宫寒月》《要离与庆忌》《王昭君》《上官婉儿》等相继问世， 莆仙戏、汉剧、高甲戏粉墨登场。并且新编古代戏《青蛙记》《造桥记》《神马赋》等。他曾改编、整理了传统剧目《叶李娘》《蒋世隆》。而且他不仅写精英戏，还写《鸭子丑小传》《阿桂相亲记》等现代戏和《借新娘》《戏巫记》等轻松喜剧的平民戏以及晋剧《傅山进京》。

他写的这些戏都是小人物、小事件，风格上小叙述、通俗化，他自称为“业务戏”，戏曲界对此看法不一。但今天看来，他所走的雅俗兼备的路是对的，正如莎士比亚，“他既属于奥林匹克神界，又属于市场上的剧院”。

39、周长赋，（1949年——），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人，国家一级编剧，福建省剧协副主席。(乾隆王朝作者)

他创作有戏曲《秋风辞》、《风雪潼关》、《涨潮》、《江上行》和话剧《风火吟》、《沧海争流》、《天苍苍野茫茫》等十多部剧本。电视电影系列剧《大汉风》，共二十多部。

40、徐棻，（1933年——），编剧、艺术指导，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川剧剧作家，终身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剧协副主席。

其以与丈夫羽军合作的川剧《燕燕》、《秀才外传》成名于1962年。其代表作有川剧《王熙凤》、《田姐与庄周》、《红楼惊梦》、《欲海狂潮》、《死水微澜》、《马克白夫人》、《目连之母》；话剧《辛亥潮》、舞剧《远山的花朵》、京剧《千古一人》等。2011年，年78岁的她创作了历史通俗小说《成都辛亥潮》。

41、吴兆芬，（1937年——）上海川沙县北蔡乡御桥村人。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

其处女作是1964年与平梅芳合作改编的大型现代戏《不准出生的人》。1979

年根据丁西林话剧本改编的《孟丽君》，1989年创作的大型古装传奇剧《神王恋》（《毋忘曲》），其创作、改编的古装戏有《紫玉钗》、《岭南风云录》、《蝴蝶梦》、《啼笑因缘》、《断指记》、《风雪渔樵》、新版《家》和现代剧《杏花春雨》。

其剧作艺术风格是刻意追求越剧的抒情性，注重戏味和戏理，富有浓浓的情韵，着力与观众的爱好及欣赏习惯保持一致，唱词讲究诗意，注重文学性。 42、李莉（1955年——），苏州人，现任上海越剧院院长，一级编剧。获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

历年来，创作发表、上演了20余部剧作，其中有越剧《血染深宫》（原名《深宫怨》）、《疯人院之恋》、《送子观音图》、《梦里云间》、《莲花女传奇》(与人合作);沪剧《一夜生死恋》(与人合作)、《情变》、《罪女泪》、《清水恋》、《缉毒女警官》;淮剧《乌纱梦》(与人合作);京剧《香岛传奇》;电视连续剧、电视专题片《红伶泪》(与人合作)、《秋歌》等。

43、王仁杰，（1942年——），汉族，泉州人。我国著名戏曲作家，昆曲艺术优秀主创人员。自号“三畏斋主人”，并被誉为“剧坛诗人”。

其主要作品有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节妇吟》，昆曲《牡丹亭》、《桃花扇》、《琵琶行》，越剧《唐婉》等。《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牡丹亭》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其中《董生与李氏》入选2003至200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他本人也曾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和文华新剧目奖，并于2006年被文化部授予“昆曲艺术优秀主创人员”称号。

44、张永和，(1940年——),北京人,资深的剧作家、评论家、戏剧研究家。。 其作品以浓浓的"京味"著称。他忠于传统,挚爱梨园,长于文学,熟悉表演,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理解尤为通透,颇得内外行的尊敬,堪称是演员的良师益友。

张永和主要代表剧作有：京剧：《风雨同仁堂》、《武则天》、《四美图》、《七夕情缘》、《牛郎织女》《嫦娥》《宋氏三姐妹》、《满江红》（新版）《则天大帝》、《孟母三迁》《穆桂英挂帅》（新版程派）、《花木兰》《孔圣母》《强项令》（改编）等；曲剧：《烟壶》、《龙须沟》、《珍妃泪》；昆剧：《贵妃东渡》；评剧：《烟壶》；吕剧：《阳光大姐》（改编）电视连续剧：《大清药王》《天下第一丑》；戏曲电视连续剧：《烟壶》、《风雨同仁堂》《忠义千秋关云长》传记文学：《马连良传》、《笑佛唐杰忠》、《打开京剧艺术之门》等。

45、陈西汀，（1920年——2002年），名熙鼎，祖籍江苏滨海。著名剧作家。

他创作、改编的京剧剧目有《屈原》、《澶渊之盟》、《尤三姐》、《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长平之战》、《三元里》、《淝水之战》以及现代戏《红色风暴》等，另有黄梅戏《红楼梦》、昆剧《蝴蝶梦》、《妙玉》等作品影响甚广。

乾隆王朝作者 篇二:《中国历史剧排行榜》

中国历史剧排行榜

秦——宏大叙事的练兵场

秦朝可悲在只有三代帝王就寿终正寝，无法产生更多的故事。但即使这样，秦朝还是一个产生“大题材”的朝代。陈凯歌、张艺谋、周晓文分别用《刺秦》、《英雄》、《秦颂》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人性观，在那些恢宏的大场面和复杂而纠结的人物当中，展现的是母题式的终极关怀。

相比之下，电视剧唯一可以通俗利用的似乎就是吕不韦和嬴政的关系，所以张铁林、宁静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吕不韦传奇》基本上成了爱情与江山的平衡。另一部历史正剧则有硬汉张丰毅主演的<秦始皇>秃显了秦始皇的那种一统天下的帝王霸气和儿女情长的百转千回. 至于电影《神话》和香港电视剧《寻秦记》，那基本上与秦朝无关，古天乐阴差阳错生了个儿子叫做项羽，观众不过是当搞笑片来看而已。

汉——文化输出的发源地

1997年，央视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全国收视率最高达到46.7%，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中国至少有4亿6千7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这是一个疯狂的数字，不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娱乐特征，也代表着历史题材电视剧制作的最高水平。《三国演义》的情节编制、人物表演等迄今都没有遭受过指责，文白夹杂的对白到现在都还被誉为最贴切的处理手法，相比现在那些动辄被挑毛病的电视剧，它要优秀得多也幸运得多。

吴宇森的《赤壁》则是最近、最大的一部三国题材历史剧，他说：“《三国》这本书最能反映中国人的智慧，而《赤壁》是其中最精彩的一节”。周润发、梁朝伟、渡边谦等豪华阵容让这部戏还没开拍就新闻不断，最后出来的结果怎样，谁也不知道，但至少林志玲会是腿最长的一位小乔。

前不久的《昭君出塞》被质疑改编离奇，而2005年的开年大戏《汉武大帝》更是被挑出众多细节毛病，诸如后人典故前人用、司马迁留胡子等等。而<大汉天子>纯粹是以若干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的汉代的青春偶像剧.最有趣的还是日本式化妆的问题，主创人员的解释是日本的服饰妆容是我国汉代流传过去的。电影《夜宴》同样也被人指责日本式美术设计，那是五代十国的背景。可能从此以后，我们的汉唐背景影视作品都会采用日本式化妆了。 唐——奢华美学的样本体

唐朝是奢华的朝代，似乎电视剧导演们也因此都在美学上下功夫了。这个时代背景的作品中，不再有让编剧们挠头的人物评价和历史观问题，倒是美术设计和化妆师煞费苦心。 1993年，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几乎就是爱情故事；1994年林祖贤版的<唐太宗李世民>不管在剧情服饰道具还是演员演技方面都很到位,而且也不回避唐太宗与其李建成的关系,也突出了李建成的才能这是至今很多电视都故意丑化李建成的形象而是特别超前的,2003年，唐国强主演的《大唐歌飞》再次演绎唐明皇，更加是个爱情故事。1995年的电视剧《武则天》轰动全国，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刘晓庆的化妆效果，化妆师毛戈平因此一举成名。2006年，刘晓庆在《日月临空》中再次演武则天，还是化妆的卖点最引人注目。而2006的《贞观长歌》它的立意则有所创新主要是秃现民族大融合与和平崛起的主题思想借以此片从一个侧面回击西方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回给世界带来灾难.从而表明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除此之外，似乎唯有《大明宫词》可以用台词和布景打出一片天地。对台词的唯美主义追求，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剧的一种新意，而又让另外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

把“戏说”做到底，更会让很多人感到不满。电视剧《隋唐英雄传》中，罗成与秦叔宝成了情敌，唐太宗变成时尚美男，不仅评书艺术家田连元发出愤怒的声音，连普通观众也觉得有点扯淡。而〈至尊红颜〉则完全是批着唐朝服饰的青春偶像剧而且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也

经常弄错。

还有各种版本的狄仁杰传奇有陈宝国在《龙珠风暴》的形象，也有梁冠华版侦探版的三个《神探狄仁杰》。

献身娱乐事业的唐朝人似乎只有三位：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抛开他们，似乎都只能做成古怪离奇的影视作品。如果你要把《十面埋伏》也算作唐朝背景，当然也并无不可，但它并不比飞天遁地的《西游记》更有唐朝风貌。

宋——侠客草根们的大时代

和明清以官员为主的故事结构不同的是，宋朝给娱乐作品带来的是草根气息。

台湾版、香港版、老年版、少年版„„各种版本的“包青天”影视作品中，最出彩的不是开封府尹，而是那一堆头衔混乱的七侠五义。如果要说到演义小说《七侠五义》和台湾版的同名电视剧，那更是大五义、小五义、大七侠、小七侠、辽东六老、山西二绝、云南三老、天地二老、春秋四老„„乱成一锅粥。

李雪健的“撅屁股版”宋江让央视轰轰烈烈的电视剧《水浒传》引发了当年的争议热潮，却也不失为优秀的电视剧之一。不幸的是，“水浒手法”成了央视拍电视剧的法宝，自此以后的《笑傲江湖》等武侠电视剧都无一幸免地成了农民起义。

再次各种版本的"杨家将"也掺和进去,宋朝的皇帝似乎也只有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有秃显帝王的权谋的如是就有港版的<黄袍加身>.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份,所以民间力量压过官方力量.宋朝是汉族政权最颓败的时期此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分分建立如电视剧<西夏王朝>也诞生了,因此也需要杨家将，岳飞去抗击女真,契丹,西夏等等.

2005年，《大宋提刑官》的收视率一度超过新闻联播。虽然有欧阳震华的香港无线版《洗冤录》珠玉在前，但何冰饰演的宋慈还是让悬疑剧中透出一些朴素的人性关怀。

宋朝似乎也是一个出侠客的好时代。军人建立的文官制度最后堕落成羸弱的朝代，难怪大侠们大多选择在这个时代来拯救黎民苍生。金庸的大侠们大多在宋朝，甚至在电视剧《书剑情侠柳三变》里，林志颖代言的柳永不仅要“杨柳岸晓风残月”，还要胸怀书剑浪迹天涯。 元——动乱过渡的背景体

2004年央视的电视剧收视率冠军《成吉思汗》，让元朝这个短暂的朝代终于可以在娱乐史上扬眉吐气。此前，元朝一直都只是为娱乐作品提供过渡场景。

这也怪不得娱乐产业的偏心，虽然元朝有着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美妙对话，天才般的耶律楚材，但元朝的花边材料毕竟太少了，15位皇帝大多在位短暂，留下的只是一头一尾、纷繁动乱的故事背景。

在这个背景板前上演的故事，只成就了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评书《大明英烈传》和2002年任达华、刘青云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甚至连武侠小说也是如此，金庸的射雕三部曲自不必说，另一个大家——被广泛誉为“汉统”的梁羽生先生，更是专门绕开元朝，终其创作生涯也未写一部元朝的作品。(乾隆王朝作者)

以至于有人说元朝对于电视剧的唯一贡献在于，忽必烈在“神风”面前折戟沉沙，几百年后才会有了“日剧”这个浪潮。

明——阴郁黑暗的人性体

《曾国藩家书》、《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书籍在1990年代一度掀起清史的出版热潮，但在21世纪，则是明朝历史的天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成为中国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必看的书籍，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同样以历史书籍而成为畅销书。

和历史学者偏爱明朝中期不同，明末才是电视剧导演们的最爱。吴子牛执导的电视剧《大明天下》描写明末东林党人、朱姓皇族与魏忠贤阉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陈家林执导的《江山风雨情》同样取材于这个时代，王刚在其中扮演太监王承恩，演绎得颇为用力。

明末既有黑暗的特务统治，又有袁崇焕、熊廷弼等悲剧人物，既有崇祯这样内心复杂的

帝王，又有李自成这样的草根传奇，甚至还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逸闻，可谓汇聚了戏剧表现的众多元素，无论是探讨人性、研究成败还是纯为娱乐，都是不可多得的题材库。

不过也有表现明初的各种版本的从正面或侧面表现朱元璋的电视也特别多唐国强版本的，如《大脚马皇后》，有陈宝国版本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现在连胡军也坐不住了也来拍《朱元璋》，但都大同小异不是表现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传奇人生就是表现他如何的蓝杀功臣．而张卫健版本的＜聚宝盆＞则表现的是朱元璋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朱元璋以后他的孙子与儿子又一场血雨腥风开始了.孙子建文帝朱允文同儿子永乐帝开始了争夺天下而又好戏开场于是<大明天子>诞生了而且连穿越时空的青春偶像剧也凑热闹如<穿越时空的爱恋>也应运而出.

绝大部分电视观众并不像黄仁宇那样能把《明实录》倒背如流，除了陈宝国版的<大明王朝1566外>他们还是喜欢打打闹闹的电视剧。刘威等主演的电视剧《英雄》讲的是锦衣卫的故事，李亚鹏主演的《天下第一》也是锦衣卫，黄圣依在其中饰演日本武士的女儿“柳生雪姬”。这样有点扯淡的故事，投合了阴谋和爱情的永恒主题，也自有一块天地。

如果说，今年初的《施琅大将军》引发了关于主流历史观的讨论；那么，现在热炒的《红楼梦》重拍则完全属于商业运作。虽然《红楼梦》托生于明朝，但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朝代的意味，完全成了一个架空的文化世界，是中国导演们最难描摹、最容易动辄得咎的文化想象。有报纸评论说，花一亿元重拍《红楼梦》是涸泽而渔的豪赌游戏，“(观众)没有选择，只好在清宫戏、古装戏、打斗戏轮番轰炸之后，依旧要打起精神，看同样满脸脂粉浑身罗绮的贾宝玉在桌子椅子间扭来扭去„„国产电视连续剧的狼藉名声，将堪比那些投资上亿的国产大片。”

清——娱乐八卦的历史

毫无疑问，清朝是给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带来最多灵感和收获的朝代。我个人认为古代的大部分汉人本身就有一种大汉族主义或成为民族阿Q精神瞧不起周边的少数民族，当然满清贵族在建国初期的确也犯过一些错误导致汉民的强烈抵抗于是对抗清庭的民间组织也很多如天地会红花会哥老会等等，另一个导致他们皇帝身世的疑案也最多，这些无疑都为编剧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从努尔哈赤在关外的第一声响箭到溥仪在新社会的默默死去，每一个帝王、太后、贝勒、格格、大臣、将领、商贾、士人都成为可资咀嚼的典故和逸闻，它也因此被称为“如同娱乐圈一样八卦的清朝历史”。

以清朝为背景的电视剧拥有一个专有名词“清宫戏”，人们戏称为“辫子戏”，它们的数量一度多到任何一个时段在任何一个电视频道上都可以看见穿马蹄袖补服的清朝官吏，最后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台政策来限制清朝的“电视复兴”。

其实，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很著名的清朝题材影视作品。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内地演员刘晓庆大红大紫，香港演员梁家辉则拿下了金像影帝——也正因为这部电影，他随后几年内不幸被封杀，不得不在铜锣湾摆路边摊过活。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张铁林饰演恭亲王奕言斤，很多年后，他在“清宫戏”的热潮中一举成名，成为清朝皇帝的最佳扮演者。

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尼的《末代皇帝》则更具有国际影响，虽然主要角色都由尊龙、陈冲、英若诚、雷汉等华裔或中国演员饰演，但因为英法意三国合拍的性质，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国的影视作品。

近几年，《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大部头电视剧的热播则代表这类清宫戏的再次兴起，导演胡玫认为这归功于她的“新历史主义”。在这类“清宫戏”里，政治权谋斗争是主要的戏剧冲突，这类清宫戏往往着力于展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也因此带来“为历史人物翻案”的争议。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天国》便是一个例子。有文化批评者认为，该电视剧的“历史叙事离开了创作者的本意，成为丧失了深度风格自身包含诸多解构意义和阐释价值的折中主义的拼凑文本碎片”。

也有一类清宫戏抛开历史视角不谈，专心营造自己的小天地。比如，2004年起从香港开始席卷整个中国的《金枝欲孽》，便被视为用清朝背景讲述“现代办公室政治”的典范。包括《孝庄秘史》三部曲在内的这类电视剧，以女性视角来展示“后宫斗争”，它们基本上一句话可以概括——“做女人难，做皇太后更难”，它们和之前那类男人们喜欢的清宫戏有着天然的性别界限。(乾隆王朝作者)

剩下的清宫戏则完全是戏说了。郑少秋的《戏说乾隆》在名称上就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态度，《还珠格格》三部曲则完全是花季少女的爱情白日梦。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以及《宰相刘罗锅》，它们的角色设定非常的相声化，情节发展符合通俗演义的规律，有智力游戏也有道德判断，既插科打诨又时有箴言，非常符合中国民众的娱乐心态，成为了民俗文化的集合体。

在这样的需求下，虽然和珅也许比陈冠希还要帅，但显然王刚的样貌更让观众高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乾隆王朝作者 篇三:《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

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by 唐德刚

记得以前在念历史的时候，每次读到鸦片战争至民国这一段，心中是很不愉快。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的衰弱、清廷的无能、列强的蛮横，虽然早已过去，但实在太接近现在了，心中总不免有一些遗憾，更牵连了我对清朝这段历史的好恶。

后来上大学有机会也有了时间接触到各种历史图书，以及一些翻案剧作，像是雍正王朝、乾隆王朝、走向共和等，我对清末的历史产生了一些兴趣，尤其是翻案作品的影响。以前被批成坏人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现在又变得有些不同了。《晚清七十年》这套书，便是偶然得知的，因为之前博客上有很多好评，就订了一套来看。

初读此书第一册(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我最初的印象，是唐老师的个人味道非常的浓，虽然书中收录的文章横跨四五十年，读起来的风格却很一致，有点像是在对着你演讲。一开始还不太习惯，但看了半本之后，适应之余，还有另一种不同的风味。

作者在这本书，是用一种转型的眼光来看待晚清至今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二次转型，如下所示： 封建时期——第一次转型，商鞅变法至秦皇汉武(费时约300年)

帝制时期——第二次转型，鸦片战争至今(尚未结束) →本书的主题民主时期

书中不止一次以第一次转型来呼应现今的第二次转型。所谓「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秦王政改纲领12字看似简单，却是从政治、社会到文化面的彻底大洗牌，如同鸦片战争之后，自强运动、变法维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一连串的变革，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在全面转型时，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一层接着一层的，注定要发生的阶段，而这些变革，至今仍在发生，而且在我们这一代，可能还不一定会看到结果。

书中其中一处亮点就是唐老师以历史三峡来形容这个转型的过程，形容它必定是曲折、湍急，但只要过了这个弯，未来就是一片顺畅。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到这的时候脑中一直浮出黄仁宇的螺旋之说；或许黄老师的历史螺旋，也能拿来和历史三峡做呼应吧？

不知道是因为处处闪现的亮点还是个人喜好之类的，我对这类书没什么抵抗力，记得买回来的那周几乎都在床上看到晚上熄灯才睡觉，所以上课都没什么精神。

第二册主题是太平天国，却有很大一部分在谈马克思的史观。 作者对中共看太平天国的观点蛮认同的，实际上我一直对农民阶级局限性下指导的运动不抱太大希望，所以这一部分也即略看过去了。

第三册甲午战争，则是为北洋舰队和李鸿章等人翻案，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腐化的朝廷，怎么可能有强力的军队打仗？ 伊东投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也令人难堪。甲午战争非是北洋之过，枪声一响，清廷就注定要输了，这是连远在东洋的日本人都知道的事，朝廷却根本没搞清楚自己实力，只是可怜那战场上英魂们和以一人对一国的李中堂了。

但同时甲午战争使得光绪立图变法，这部分作者对康有为也不假辞色，认为康的燥进与孤僻不群，让同治以来的有实力的中坚份子，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都逼成旁观者，也因此变法进入一个不能不失败的结局，更引来后党旧势力的反扑及后续的拳乱及八国联军。

看到目前为止，在李鸿章的部分，作者给予的同情及辩解实在很多，他喜欢拿「毛择东-周恩来」来和「西太后-李鸿章」作对比，李鸿章或许是在官场上汲汲钻营的政客，但也不是只求利禄之人，他 只是在国家与太后之间折冲，适图取得一个平衡点罢了∼

最后一册重点在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开始说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但主角其实是在讲西太后和他的四人帮。同样的，作者仍是拿「西太后-满族四王爷-义和团」来和「毛泽东-四人帮-红卫兵」作对比，前面写到义和团的无智、毓贤的无能与四王爷的无知，西太后则是由政治家变成女人家，为了她的权位，向十一国宣战，结果造成八国联军，最后造成中国人民一人要赔一两，总共四万万两的辛丑赔款！而慈禧逃去热河之后，竟然也只关心她的生死、关心洋人是否要她还政，对那些无辜不幸的死者，丝毫不放在心上。 我记得走向共和有一段，慈禧在热河心心念念的一直是她的寿衣！最后收烂摊子的又是李鸿章。

中国为什么没被八国联军瓜分？ 因为列强人人都想独占并吞中国，因此每个人都不愿用瓜分的方式去占那一点地，所以李鸿章才能以夷制夷，在各国之间折冲、讨价还价，此外，还有英美的门户开放政策，让清朝又多活了几年。 最后李鸿章病危力衰而亡，死前俄国公使仍强逼李签下割让东北的条约。 一个鞠躬尽瘁之人，最后竟落得一身骂名，可叹！

李鸿章一死，遗言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八国联军在杀遍主战权贵之后，朝中也无人，「乱世之奸臣、治世之能臣」的袁世凯因此能进入朝中，一展雄图。

在辛亥革命前后，除了孙文之外，最出锋头的便是袁世凯了。 据唐老师所言，袁也非后世人所说那么坏，在他继承李鸿章之后，在他手上也做了许多事情，包括废科举、开学堂等，这些「变法行动」，与康梁师徒所提如出一辙，为何一成功一失败？ 一者气候时机、二者人脉手段，三者权力位置，天地人三者俱全，才能成事，否则若以康有为理论之单纯躁进，也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说不定历史也会随之改写。

全书读毕，心中有感，晚清至民国一段，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的视角就无法全面，好者国父、蒋公等，不好者袁世凯、无能清朝、北洋军阀，但在那个环境下，人在此山中，又怎么自己的理想、行为是真的好？ 或真的不好？ 再加上时运、外力，个人的成败也不是那么容易评断了。

同样的，之前看的广井王子作品《樱花大战》的背景，大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那一段西化的时代，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呢？ 明治时代工业化的副产品，便是琵琶湖上堆积如山的女工尸体。 反观中国，一个古老的帝国要转型，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更高！

黑暗之后，便是光明，我想晚清这一段，就是黎明前那等待曙光的时刻。 黑暗将过、光明将至，新与旧的交替，东与西的交会，表面看似灰暗污浊，底下却是蓄势待发，故武昌起义成功，有各省向应之举！ 即使军阀割据，也有不同的理念与主义在人间风起云涌。 这是一个大时代，我有幸能在最后搭上车尾，见证她的过去，下次就得再等二千年了！

乾隆王朝作者 篇四:《清朝科举制度》

[篇一:清代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清朝科举制度。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篇二:清代科举制度形式]

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已日臻完善，不过与此也益发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而这一切也最终结束了它千余年的历史。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命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篇三:清代的科举制度]

十多年前，笔者花3000元从河西走廊一家古玩店购得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文科殿试册。此册是用白宣纸精制而成，卷长233厘米，卷首注有考生履历、家庭背景和礼部弥封印，骑缝处有朱红玺印，并有毛笔书写的“礼字第捌拾伍号”。册中为策文，即正式答卷。册底有8位阅卷官姓氏和阅卷后的圈号。从册首履历看，是广东省肇庆府开平县司徒煦参加殿试时的答卷。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三级进行，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各省城设有“贡院”的地方进行。每三年一科，考试日期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称为“正科”。遇有新君登极、寿诞庆典而特诏举行的，称为“恩科”。在清代，凡是在地方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者和中央国子监贡监生出身者均可参加乡试。乡试考中正榜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是由中央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会考，在乡试中获得举人资质者，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三月。会试中榜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历代也是清代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会试中获得贡士资质者再行考核。清代殿试在会试后的四月举行。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以后改在保和殿。评阅殿试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清初为14人，以后减为8人。殿试的内容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拟出策问考题，密封后送皇帝圈定。考生答写殿试册，有固定格式。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笔者收藏的这份殿试册在册首写道:“应殿试举人臣司徒煦，年贰拾玖岁，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人，由例贡生应道光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道光拾叁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包开具于后———三代:曾祖德音、祖浚明、父修。”册中的对策开头要书写“臣对臣闻”字样，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文尾必须用“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字样。答题不限字数，但最短者不得少于千字。

经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称为鼎甲，只限三人，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若干名。司徒煦这份考卷，用工整娟秀的楷书书写88行，1914个字，回答了道光宣宗皇帝关于用人治国保邦的策问，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放到四川省石泉县(现北川县)任县令，官至陕西潼川府同知，正五品。

进士既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又是跻身政界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起点。进士即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天下士人自垂髫启蒙开始，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经县、府、院试成为秀才，经乡试成为举人，再经会试成为贡士，经殿试成为进士。经此层层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人已为数不多，可谓人中之杰，笔者收藏的这件殿试册也算文中之粹了，因此很具史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如今，流散在民间能保存至今的殿试册已是凤毛麟角。在10年前的拍卖市场上，清代的殿试册仅拍万元左右，如今已涨到5万元以上了，而且很难求到。

[篇四:论清代科举考试]

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士人采取优惠政策自古就有。在汉朝察举制时代，统治者在各地举额的分配上就曾对边疆地区的士人给予照顾。清代科举考试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考生的优惠政策更具体、更详细。

一、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立八旗科举以照顾满族、蒙古族的考生，此外又设翻译科用以选拔满族官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权利，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八旗科举和翻译科

清朝的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部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1]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八旗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2]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乡试，康熙八年的时候“，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3]。康熙九年满、蒙编满字号，汉军编合字号，与汉人一同参加会试。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4]。康熙八年的时候“，满、蒙取十名，汉军取十名”；乾隆九年的时候，“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二十”；同治年间“，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5]。八旗会试的取中名额，开始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的时候，满蒙、汉军“各中四名”；后来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6]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除了八旗科举外，满洲八旗子弟还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考试“，雍正八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7]。翻译科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种。翻译科的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12]，所以没有殿试。翻译科的设置有利于保存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清初，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如果不考虑文化发展水平只强调“凭才取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将不利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八旗科举和翻译科的设立，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提高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此外，翻译科的设立也使蒙古族、满族的文化得以流传，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保障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权利的措施

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倾斜政策，对其它少数民族也尽量采取优惠政策，以带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乡试中，“湖南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保靖县苗疆，嘉庆十二年编边字号，应试士子至三十人取中一人，苗生数至五十人，编田字号取中一名”[8]。为了保障苗族考生的礼仪，规定如果苗族考生人数达到50人，就另外编号取一名。前面已经提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乡试中也另编字号保证这些地区的考生中人数。在童试中，出现冒籍考试进而挤占少数民族指标的现象，为此清政府采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如为了防止湖南考生冒考瑶籍，湖南的学政钱沣建议童生考试前要查明“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科凭”，还要“取具瑶头，瑶总甘结”，然后才可以参加考生[9]；清政府在顺天府的童试中实行的审音制度以照顾少数民族的土司子弟入学等[10]。清政府为了维护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取中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的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而考中举人、进士，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实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科举考试中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清代，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日趋走向完善，不管文举还是武举，都实行分省定额，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而实行明通榜，并对参加会试的边远地区考生发放路费等。

(一)乡试中举人取中的的分省定额

明朝的举人名额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制，清代乡试沿用明制，也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但是名额的划分比明朝更为详细、更具体。

在清代，各省乡试的名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11]。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在省内专门划出一定的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考生。如顺治二年在陕西省内另编丁字号取宁夏两名、编聿字号取甘肃二名；康熙三十六年将隶属陕西的凉州、西宁编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编聿右字号，各取一名；雍正八年为隶属陕西的榆林等地编木字号取一名；乾隆三十六年将凉州归为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号，肃州、安昌、乌鲁木齐等编聿右号，各取一名。光绪元年陕西和甘肃分开，陕西取41名，甘肃取30名。康熙二十六年在福建省为台湾考生另设台字号，后改为至字号。[12]虽然为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划定的录取名额较少，但是毕竟还是以硬性的政策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参加会试进而考中进士。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也滞后。如此详细、具体的分省定额可以避免遗漏这些地区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缩小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距离，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章来自:

(二)会试中的分省定额

分南北中三卷考试是在明朝宣德元年(1427)正式形成，其中南卷取中人数占55%，北卷为35%，中卷为10%。[13]清朝初年，会试沿用明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以文取人，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顺治九年(1652)改会试为南北中分卷考试，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发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4]各省依据报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5]。表1显示，明朝嘉靖五年时录取的301名进士中，中部考区内的四川为15人，而广西只有3人，贵州仅1人；从比例上来说，四川的考中进士人数分别是广西、贵州的5倍、15倍；在南部考区和北部考区内也存在录取人数相差较大的情况。表2是顺治九年(1652)的进士(不包括顺治九年策试满洲八旗进士)籍贯统计，南部考区内的浙江、江苏的分别为47、65人，广东3人；浙江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15倍，江苏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22倍；在中部考区内，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个省为0，这对这些地区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南北中分卷录取并没有考虑到南部考区、北部的考区和中部考区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大考区内各省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同一个考区内，也会因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录取人数的不均，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很难考中进士。

实行分省取中定额后，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来确定该省进士录取人数。由于各省大小不一，所取中的进士名额也不同，多则30至20余名，少则10余人或数人，[16]但边远落后地区不会再出现零进士的现象。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考虑到了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以固定的名额确保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文人考中进士，使得这些地区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中进士进入上层社会。有人对明清两代的几个省份进士取中数额进行了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边远落后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辽东地区清代的进士取中数额与明代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浙江、江西、福建等发达地区在明代的进士取中数额较多，而在清代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很明显，清代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营造了积极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激发平民百姓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加速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17]，有利于实现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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