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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六七十年代注定是个动荡，我也不能幸免。由于父亲童年在教会幼儿园的经历，使得他非常看重幼儿园教育，也对乡村学堂有一种寄托。这就使得我在幼儿园就被投入寄宿，文革中还去南方远亲那里寄宿。
终于，磨炼在1970年的夏天结束了，我回到了户口所在地，北京。九月开学后我到鲍家街小学报道，一进校门就看见巨幅的画像——毛主席矗立海边。好多人都称其为“鲍三”，其实它在民国的时候就是鲍家街小学，后来改称新文化街三小，不知为什么现在都叫它“鲍三”呢?難聽
我分配在五二班，一进门就看见好多音院的小伙伴，好开心。不过，音院的男生大多个子高，都坐后面——王天、韩占欧、王兴、乐跃跃、冯越、张小未… 女生里的方舒、陈小莲、杨明娟也在后面，前面的只有我和二东——谢进生。女生里李况、马平、宁岱英、丛红、刘蓓在前半边。上课时，马平要喊“起立”，她是班长。不过，男女生之间不过话，相互对视几乎都没有。如果你要过的通道有异性，就会隔着两米喊“靠边点，嘿!”那位就会麻利滴闪开，让你过去。碰到脸皮薄的那是会红脸的。
那时候，课桌上除了铅笔盒和课本外，还要放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在我以前读书的江苏农村是没有的。马平同学除了喊起立之外，还要在上课之前挨个儿检查，毛主席语录摆好了没有?摆正了没有?考试的时候桌子上课本就不能放了，平常语文课上用的新华字典也不能放。但是毛主席语录可以放!我就想，如果哪些字不会写，我可以翻毛主席语录啊!这的确是允许的。太逗了。
冬天的时候教室中间生一个大火炉。一下课，大家都在火炉边上取暖。二东找了一颗很大的鹅卵石，放在炉子上，烤热了以后就拿着取暖。如果太烫，就摘下帽子包起来，烤得教室里弥漫着帽子的味道… 二东的帽子最耐看的是帽檐——揪成一个疙瘩无力的耷拉着，垂在额前。加上他一副沙哑的嗓子，走起路来左摇右晃。还特别好斗。要是搁现在，早就被找去拍电影了。绝对是个活宝!
语文课是史建中老师，数学课是康桂華老师。我喜欢康老师的课，她上课很亲切，跟我们有眼神交流，相比较那个史老师就属于嗓音高亮、著意表演、言之凿凿的那种了。他梳着一个领袖式的大背头，衣服永远那么干净整洁。他喜欢提问女生，也喜欢让女生上前读课文。这也就成了男同学们嘲笑的话柄，还给他起了很难听的外号，就不在這兒說了…不过，他可是很有脾气的，哪个男生惹毛了他，会被传唤到他宿舍端起大皮鞋踹上几脚。也怪了，那几个皮猴虽然背后骂他，可是当面还要问“史老师，您看我今天表现怎么样?”这时他总会出乎意料地点点头，笑一笑:“还行。” 清晨，皮猴们也来得早，扒着他宿舍的窗户喊:“史老师!有人找您!”或者Duang踹一脚门，就跑了。这时候他会喊一嗓子:“周××，进来!去，帮我去小铺买个油饼儿。”于是，周童鞋不敢怠慢，屁颠儿屁颠儿执行任务去了。
記得那時候語文課本裡有一篇古文《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史老師耐心的給我們描述那個不知道多少年前官家抓兵差的場景。我們最感興趣的卻是“老夫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史老師那頗為傳神的表演… 於是下課時偷偷模仿，哈哈大笑。
印象中，方舒同学的作文在班里念过几次，那的确好文采——“望着她登着窗台认真擦拭玻璃的身影，一阵感动，这就是我的好朋友…” 这让我想起以前一所学校的老师表扬一位同学，说她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自我剖析。原来，有一次去乡下劳动，她很有礼貌地跟一个老农打招呼。一旁带队的老师说:“不能叫他’老大爷’，他是地主!”这可把这个同学吓得够呛。然后，在作文里检讨自己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两条路线斗争的弦儿绷的不紧等等。听得我直发呆，因为自己跟筒子楼里的走资派邻居打照面的时候也还是称呼“叔叔”呢!天呐，文明礼貌給掃地出門咯!我想起了外婆，因为同情走资派，被居委会的李奶奶组织批判…
那时候的语文课文会说些打仗的事儿，比如说珍宝岛战役。不过让孩子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什么社会帝国主义受到惩罚，而是不懂“点射”。史建中让大家各自发表意见。有的同学说，点就是一个眼儿。别的同学不同意，说打一个眼儿，那叫单发不叫点射…讨论半天还是搞不清楚。现在想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帮子小学生连枪都没见过，还讨论什么点射!
有一次朗读一篇有关恶霸地主刘文彩收租院的故事。轮到我朗读，我对史老师以高声表现刘文彩的打手呵斥贫下中农的处理手法很是不满，觉得太有点美化他们的意思。于是就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读到:“你这是什么稻谷?要不得!”没想到把全班同学瞬间笑翻了，半天安静不下来。我也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 十几年后我去四川工作後才知道，那是应该用四川方言朗读够味道。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史老师关于“的地得”用法——的，用于形容名词和所属关系;地，用于形容词後;得，用以描述动词。好像其他老师都没讲的这么清楚。现在看文字也总留意关注一下，也总能发现问题。
据说他后来去了实验二小，退休后到丰台怡海中学做了校长。
我们二班的成绩总是特好，期末的时候比的不是谁的分数是九十五分以上，而是都在比谁拿了双百!一般情况下，作学生的都尊崇老师对知识的分析判断。可有一次却有了意外，在对数学的百分数应用题的判定上出现了状况，我们王府大院的韩占欧同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在课上与高志颖老师争执不下，我们这些吃瓜同学只是觉得无所适从!下课铃响了，小欧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课间与同学们辩论。班里面同学分成了两派，多数站在老师一边，只有大院里的赵威坚定的支持小欧，一些同学甚至劝他“算了吧，别让老师觉得你太逞能!”。临近放学的时候，高老师忽然回来把全体同学都留下，宣布与教研组老师们协商後的意见是韩占欧同学的理解是对的，并当场鼓掌表扬，这真是太大的意外了。从此以后的数学复习课每每都要再现这类题。甚至最后的毕业试卷里都有所反应。这次的切磋让高老师对我们这些孩子又多了一份评价。在十几年的小学、中学生涯中这是我唯一一次经历的”教学相长”的真实事件，终生难忘!
一天下午，有几个外校的老师来学校，高老师送他们出门的时候正看见韩占鸥等几个同学在校门口，高老师对来访的朋友说，这几个是音乐学院的子弟，那可都是理工科的好苗子! 理工科什么意思啊?韩占欧带着疑问回到了学院托管班，找比他大的王阳才问了个明白。
那时候，鲍三的院子里总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做杂活，打扫卫生做煤饼，累了会蹲在一旁抽烟，表情木然。一个同学告诉我她是历史反革命，不能上课，只能干活。还说“你可以走过去对她说，老实点!”我有点愕然。一天，他真的演示给我看了，那个女人赶忙低下头说“我有罪!我有罪!”
我回北京不久，班里的高个同学就被挑去做国庆游行的训练了，搞得我们这些小个子同学直咽口水。而我们只有搬着小凳聚集在工会电视房看转播。下午他们回来了，大伙儿凑上去问：看见毛主席了吗?看见林副主席了吗?周总理呢?只见他们眼神中若有所失的说：“太远了，看不清楚。”
第二年，同学们的个子都长了许多，政治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不是搞防原子弹演习，就是挖防空洞。一天學校的院子里用石灰划了一些筆直的白線，说是要挖地道了。我个子小，没有怎么参加劳动，而王天、冯越他们整天的一直劳动到晚上，星期一上学突然发现挖的战壕已经有一人深了，能看出来土层明显分出两层，上面发黑，下面是黄土。挖出的黄土，还有一些胶泥。这可是好东西，玩打仗时最好的子弹。那时候家家户户，每个院子都要挖防空洞。而且这些防空洞，都连成片了，一直通道很远。砌防空洞需要大量的砖，上级一时分配不过来，鲍三的领导就组织班里的几个大个同学去旧城墙拆城砖。一天，去拆城砖的同学回来说，王天出事儿了，从城墙上掉下来摔断了腿。
那时候还搞防空演习。一次，鲍三组织全校的同学用十分钟急急地跑到刚刚修好的地铁站，说是躲避苏修的原子弹。据说特厉害。不躲在坑里，冲击波一来一下子就全没了。
苏修王八蛋!
1971年四月份，很多同学都被选中去参加广场组字了。而我依然落选，那个沮丧真没法说。可就在9月19日他们准备广场彩排集合的时候，忽然通知大家“今天回去吧。”同学们也没多想，过了一个星期又接到通知：“今年的国庆活动因故取消，国庆节大家去游园!”还差几天就国庆啦!这让所有的人非常意外。
国庆放假的时候，音乐学院的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聊天儿，忽然，高年级的朱焕拉住韩占欧到一边悄声的对他讲：”出事儿了。”还伸出食指中指打了一个手势，那可不是什么胜利的意思，而是指2号人物!小欧惊讶之余也不敢多问。
一天，外婆问我为什么看不见林彪同志出来。我暗暗吃惊，可嘴里却对外婆说“不要瞎说去”。心里想想好像是这样?外婆!你真不愧是干过地下党的，眼光敏锐呀!
期末，冬天的一个上午，天阴得很。鲍三的全体同学在操场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林副统帅一家叛国出逃，折戟温都尔汗。全都傻眼了，面面相觑。散会后，班里同学都说不出话来。几乎所有人似乎都有一种万分庆幸的心情——还好，摔死了。
告别了鲍家街小学，我们这帮人一锅端的去了鲁迅中学，就是从前的“女八中”，心里却埋怨怎么上届的就能在隔壁的铁一中上学呢?直到四十年之后所有的人才明白，这真正是结了百年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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