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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书
报案人：湖南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31-85688955
公司地址：长沙市时代阳光大道216号；
犯罪嫌疑人：彭卓，男，汉族,19829年9月12日出生；
身份证号：430121198909120439
原系湖南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业务员，现住湖南省长沙县跳马乡新田村北冲组266号，联系电话：15116281896
事实与理由
一、犯罪嫌疑人彭卓涉案事实与行为:
犯罪嫌疑人彭卓系湖南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康）的业务员。经公司授权委托，自2011年6月2日入职以来一直负责长沙地区公司药品销售与代为公司接收客户货款，但犯罪嫌疑人彭卓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违背劳动合同约定、公司财务制度和自身岗位职责，涉嫌以下犯罪事实与行为：
2012年03月09日商康应犯罪嫌疑人彭卓的要求，将价值875.62元的货物通过公司物流渠道发往客户岳麓区济仁堂大药房。经公司与客户核实：该货款客户于2012年03月15日前已经支付给犯罪嫌疑人彭卓。然而，犯罪嫌疑人彭卓一直将该笔货款侵占、挪用，未上缴公司；
2012年03月28日商康应犯罪嫌疑人彭卓的要求，将价值2689.09元的货物通过公司物流渠道发往客户岳麓同心康大药号。经公司与客户核实：该货款客户于2012年03月30日前已经支付给犯罪嫌疑人彭卓。然而，犯罪嫌疑人彭卓一直将该笔货款侵占、挪用，未上缴公司；
2011年11月22日商康应犯罪嫌疑人彭卓的要求，将价值27577.6元的货物通过公司物流渠道发往岳麓货运站，由犯罪嫌疑人彭卓先行提走，转发给客户长沙市岳麓区中南药号。经公司与客户核实：客户从未从商康进货。该笔交易系犯罪嫌疑人彭卓采用虚拟客户、欺诈公司的手段以达到侵占、挪用公司财物的目的的行为；
2012年03月09日商康应犯罪嫌疑人彭卓的要求，将价值875.62元的货物
通过公司物流渠道发往货运站，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先行提走，转发给客户岳麓区济仁堂大药号。经公司与客户核实：客户彭卓_从商康进货________元，该货款客户于_____年__月__日已经支付给犯罪嫌疑人_________。然而，犯罪嫌疑人_________一直将该笔货款侵占、挪用，未上缴公司；
二、本案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五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272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十、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十一、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依照本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论处。
十三、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犯本决定规定之罪，被没收违法所得，判处罚金、没收财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根据《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三、根据《决定》第十一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实施《决定》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挪用本单位资金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为进行非法活动，挪用本单位资金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追究刑事责任。挪用本单位资金案发后，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的，依照《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七十五、职务侵占案（刑法第271条第1款）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五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七十六、挪用资金案（刑法第272条第1款）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
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根据以上事实并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报案人认为：
犯罪嫌疑人________在商康公司利用业务员的身份和职权与公司客户进行药品交易，商康公司累计向犯罪嫌疑人_________发货价值________元货物，经公司多次催告，截止_____年__月__日犯罪嫌疑人_________仍未将货款交回公司或作合理解释；经公司与客户核实，客户已经支付给犯罪嫌疑人_________货款_______元，其余价值________元货物犯罪嫌疑人_________提走后去向不明。
以上情况表明犯罪嫌疑人_________主观上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公司采取货到付款的结算方式，业务员代公司从客户处收款）恶意侵占、挪用公司货款的嫌疑，事实上已经侵占、挪用公司货款三个月以上没有归还，且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企业合法财产权益免遭非法侵害，报案人恳请贵所对该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特此报案！
此致
长沙市洞井派出所
湖南商康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________年___月____日 附：
1._________证据来源及目录；
2._________证据明细（编号1—编号23）；
报案材料
报案人：枞阳县官埠桥镇陆岗自来水厂
住所地：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犯罪嫌疑人：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官埠桥镇会宫乡团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陆光中及成员某某、某某某（写上姓名、住址、电话号码）
事实与理由：
一、犯罪嫌疑人涉案事实和行为。
报案人与犯罪嫌疑人于2009年3月18日签订了《人饮工程实施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报案人为团山村村民提供自来水设施安装服务，2009年3月至10月底报案人向安装自来水用户每户收取1200元材料及安装费用，2009年11月1日起向每户收取1800元材料及安装费用；由于安装自来水价格是2000元每户，考虑到相关政策补贴，所以协议直接约定犯罪嫌疑人将人饮工程享受的相关政策优惠补助全部支付给报案人，报案人扣除政策补贴费用，直接向用户收取1200元。协议签订后，报案人依约及时完成了团山村自来水用户供水设施安装工程，而犯罪嫌疑人却未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将相关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政策补贴款项给付报案人。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早已领取到人饮工程享受的相关政策优惠补助款，且该笔人饮工程政策补助资金应专款专用于团山村村民饮水改造工程，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也不得私自截留，团山村村委会却未将该笔政策补助款用于支付村民饮水工程改造工程款，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截留、侵吞了该笔饮水工程专用款。
根据《枞阳县2010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意见》，枞阳县2010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3390.88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712.7万元，省级配套440.81万元，地方配臵237.36万元。根据文件精神，团山村此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享受的政策补贴共计 元。此项补贴本应专款专用于改善团山村居民饮水安全工程，不得改变其用途，更不得私自挪用或侵吞。而犯罪嫌疑人团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及成员 却公然无视国家法律，利用经手该笔政府补贴款项的职务之便，未将该款用于支付饮水工程改造工程合同款，而是非法占有、侵吞。其行为显然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其贪污数额巨大，犯罪行为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应当依法惩处。
二、本案中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0．4．2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
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规定，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报案人认为犯罪嫌疑人
枞阳县官埠桥镇会宫乡困山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及 等利用经手、管理政府专项居民饮水工程补贴款项的职务之便，侵吞公共财产 元的行为已涉嫌构成贪污罪，其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共财产免遭不法分子侵害，报案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贵院举报犯罪嫌疑人的不法行为，恳请贵院对该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检察院
报案人：
年 月 日
XX市公安局网监：
我叫XX(XX公司)，性别X，民族X，X年X月X日生，身份证号码：XX,住址X，工作单位X，联系电话XX。
我是XX游戏的爱好者，在X游戏X区X服务器，2015年X月X日，我在X地方上网玩XX游戏时，一位名叫X的玩家在网上(地方)叫卖装备，X其联系电话是：X。
我就在(地方)用电话(手机或固定电话或小灵通或IC卡号码)打电话与其联系，其叫我将钱汇入其指定的帐户，我于X(时间)在X(银行)用X(姓名)身份证的存入XX元，然后与卖主联系，其(或关机或者别的情况)。这时我知道自己被骗了。
特此报案。
以上本人(本公司)提供材料完全属实，并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报案人：XX(签名，捺印，公司或单位报案需加盖公章)
时间：XX年X月X日
附：汇款凭证复印件、本人及汇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对方帐户名：XXXXXXXXX
帐号：XXX银行，XXX号码
卖家电话号码为：XXXXXXXXX
注意：1、报案材料需使用A4纸，可以打印，也可用钢笔或碳素笔书写。
2、以上为报案材料范本，每案情况各不相同，请报案人自行组织语言。
第2篇：报案材料范本XXXXX：
我叫XXX，今年XX岁。住XXXX，系XXXX单位职工。
20XX年（以下为报案内容）……。
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特申请报案，望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申请人XXXZZ年XX月XX日家属怎么写取保候审申请书申请人：______________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____因涉嫌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于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经______________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逮捕羁押。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的犯罪嫌疑人___________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____________）的要求，本人为犯罪嫌颖人提出申请取保候审（
此致____________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签名）
XXXX年XX月XX日
第3篇：报案材料范文中阳县刑警大队：
我叫XXX，今年26岁，籍贯XXX。
7月19日(周六)晚22点30分我和朋友从门市部关门去外边转了一会，回来的时候是1点15分(在我姐姐家睡，离门市部有20米)。睡觉之前开机上了会网，2点30分关机睡觉，上网过程中听到外边不时的有汽车喇叭的响声，后来我去外边看了一下，旧南街口处停有疑似白色的小轿车，灯亮的，车来回走动，持续时间大概有10分钟。
今天上午7点开门市部门时，发现卷闸右侧已被撬开，里边玻璃门的锁子已被剪断。立即拨打110，之后110开车来了，武队长拿工具进行现场取证工作，脚印拍照，最后记录了所丢失的物品概况。
附：具体丢失的物品清单如下：
戴尔笔记本(型号：DellInspiron1420)1台，购买日期：20XX年XX月XX日；全球服务编号：XXXXX；发票金额：XXXXX元
方正主机一台，价值……组装机器的主机一台，价值…….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一台，…….鼠标键盘两套同时被盗。价值……金额合计：……
这次丢失物品，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因如下：
一是笔记本是3月份买的。用了4个月，里边已存储了非常重要的数据，造成的后果不可估量；
二是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0元左右。
所以肯请执法部门尽快立案，早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联系电话；……
【检察院报案材料】
办公电话：……
报案人：XXX
XXXX-XX-XX
第4篇：合同诈骗报案材料范文关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
报案人：lhy，男，汉族，X年X月X日生，住XXXXXX身份证号XXXXXX
犯罪嫌疑人：hch，男，汉族，X年X月X日生，住XXXXXX身份证号XXXXXX
犯罪嫌疑人：hy，女，汉族，X年X月X日生，住XXXXXX身份证号XXXXXX
犯罪嫌疑人：hcl，女，汉族，X年X月X日生，住XXXXXX身份证号XXXXXX
案由：合同诈骗
一、主要涉案事实：
2015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额利息(月息6分)为诱饵，骗我借钱给XX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和hcl，帮助“周转”还贷(还贷后再续贷)。两人又编造种种理由说还贷时间比较紧，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账号，事后再由hcl在借据上补签字。我当时并未与hcl直接认识，便有些犹豫。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担任XX信用社主任的身份当场拿出了一份所谓a公司贷款凭证的材料，又说借款时间只要一个月，h、h二人又分别以“经办借款人”和“担保见证人”名义向我出具两张“借据”(一张200万元，一张250万元)，约定
了打款账号、利息、借款期限、还款人等内容。我当时信以为真，便按照“借据”的约定在2015年11月24日和26日分两次给a公司账户汇款合计450万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补签字手续，但二人总以各种理由推诿，2015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届满时hcl也没签字更没还款。2015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电话约我在XX大酒店405室见面，我以为是她要还钱。不料我到那里时hcl、hch和hy三人已经摆起了“鸿门宴”，先是hcl否认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钱，接着h、h二人支支吾吾不认账！我当时告诉他们考虑法律后果后愤然离席。
此后，我多次联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我找hch。当我转而联系hch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始终找不到hch踪影，事实上hch已经逃匿！另据了解，h、h二人所谓的a公司“周转”还贷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已经在2015年12月清零！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三人根本不是“借”钱，而是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现在又通过“踢皮球”、玩失踪来掩人耳目，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二、本案补充事实：
另外，我还有以下事实向公安部门汇报：
1、hch已经畏罪潜逃。hch在骗走钱后便频繁改变手机号，先后使用的有XXXX、XXXX、XXXX、XXXX等，但现在这些手机号或者关机或者占线或者无法接通。为了找到hch，我三番五次到hch的老家(XXXX)、办公地(XXXX)、出租房(XXXX)、其“女友”(情妇)XX的老家(XXXX)、其好友XX在XXXX的住处等地查找，又三番五次联系或走访了hch妻子XXX、侄女XXX和XXX、其兄弟姊妹、好友等十数人，均不能找到他的下落。
2、赃款已经被转移。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为XXXX，开户行为农商银行XXXX分理处。该账号已在2015年12月清零，赃款已经被转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hcl实际将赃款占有并转移。
3、借钱的理由纯属诈骗。根本不存在h、h二人所谓a公司需要“周转”还贷的问题。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XXX”也并非如二人所说的是hcl，但是“XXX”与hcl系母女关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h、h、h二人是合谋诈骗。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在经济方面，h、h、h二人也关系密切。hcl曾将其控制的XXXX的一宗地块的31%的份额以800万的价格转让给hch。因为hch没有资金实力，三人便合谋“借款”诈骗，hy以信用社主任身份出面协助，事后收取数十万元的佣金。
5、h、h二人有长期勾结违法的事实。自2015年起hy及其丈夫XX曾数次以私人名义向hch提供高息贷款，每次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些款项来历不明，鉴于hyXXXX信用社主任的特殊身份，其贷款极可能挪用自信用社的公款。
三、h、h、h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h、h、h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属团伙作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1、hch和hy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h、h二人找我借钱时，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周转还贷和hcl是a公司法人的事实，又出具约明利息、借款期限的“借据”进一步制作签订合同的假象，赃款到手后h、h二人互踢皮球，hch畏罪潜逃，合同诈骗的事实和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案发至今已4月有余，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2、hcl事前参与谋划，事后转移赃款，也是重要犯罪嫌疑人。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是hcl提出hch到外面以其名义骗钱，二人又拉身为信用社主任的hy入伙，事成后钱款打在hcl所控制的公司账户，hcl再将账号清零，转移赃款。可见，具体操作是h、h二人出面，而h参与谋划，在幕后操纵并提供帐户转款，事成后清空账户，转移赃款。
3、hcl、hch和hy三人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涉嫌的诈骗数额高达450万，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部分条款数额执行标准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的规定，三人诈骗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属于重大经济犯罪，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h、h、h三人事前通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维护诚信守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请公安部门对此案予以立案侦查，追究hcl、hch和hy三人的刑事责任。
此致
报案人：XXX
20xx年x月x日
第5篇：报案材料范例_________县公安局：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凌晨，我厂财会室金柜被撬，柜中现金17.2万元被盗，特向公安局报案，请求立案侦查。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我厂收回一批货款，为了近日购买几部电脑方便，临时将这些现金存放在本厂财会室的金柜里。当晚有雨，更夫杨______凌晨1点左右查看各办公室，尚没发现被盗，早晨5时左右再次查看时，发现财会室屋门与室内的金柜、书桌抽屉被撬，金柜内现金17.2万元不见了。
据分析，我厂财会室很少放现金，只在______月_______日这天，因用房交来一批货款，当晚便被盗，故本厂内职工作案或者参与作案可能性较大。
由于被盗钱款额数额特别巨大，盗窃者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犯罪，请立案侦查，以便挽回损失，惩罚罪犯。
附：1.本厂更夫杨_______证实1份；
2．本厂财会科科长姜________证实1份。
申请人：
被申请人：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事项
请求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富公刑不立字【2016】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予以撤销。
复议请求
请求贵局及时依法以诈骗、抢劫犯罪对A刑事立案侦查。
事实和理由
2016年2月2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B控告A诈骗、抢劫案》的控告报案材料。被申请人以富公刑不立字[2016]1号不予立案。申请人对此不服，特向贵局申请复议，并希望贵局及时立案。申请人的具体依据如下：
贵局所谓的没有犯罪事实，是贵局认定事实错误，贵局不予立案的决定是错误的。
2001年，富源县大河镇庄子山煤矿是申请人个人独资企业，A是申请人聘请的会计。A利用会计负责年检的职务之便，冒用申请人的名义，提供虚假不全的材料，于2016年7、8月间注销申请人独资企业，并采取同样虚假手段设立申请人与A、C的合伙企业，将申请人独资企业篡改成合伙企业(名称没有变、法定代表人没有变、公章没有变，以便欺骗申请人)。
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28日的5年期间，涉案企业所有收入都归申请人个人所有，没有分红记录、没有合伙人会议记录等有效证据证明A的主张【A单方书写或伪造的或骗取的不具法律效力的证据除外(法院已经判决合伙不具真实性)】。
已经生效的(2016)富民初字第196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结合本院调取的证据，对庄子山煤矿为合伙企业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A、C)对被告(B)质证的，本院调取的工商档案第6、7、15、42、52页不是被告(B)签字盖手印的质证意见无异议。”。
A在虚假注册合伙企业时提供的富云会师验字(2016)第28号验资报告(虚假验资报告)，因申请人“B”(实际是A)提供给富源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验资业务约定书》等不是B签字摁手印。云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曲云会师决字【2016】第1号《撤销验资报告决定书》予以撤销。
2016年7月28日，A以煤矿经营困难、资金短缺为由，将申请人煤矿“28.8%股份”转让给他人获得1060万元并协助他人进驻煤矿。申请人以煤矿属于独资企业为由阻止A转让股份，并阻止他人进驻煤矿。
2016年5、6月间带领几十人强行进驻煤矿，致使一人受伤、一人死亡、一人判刑。将煤矿强行占为己有。
(2016)曲中行终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以“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起诉，并没有做出对企业性质的认定。
综上所述，以上事实足以证明A的行为构成诈骗、抢劫犯罪，被申请人应依法及时以诈骗、抢劫犯罪对A进行立案侦查。
被申请人在没有对控告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相关材料上的签字、手印进行刑事鉴定的情况下，对A“没有犯罪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
根据《刑法》第399条第1款的规定，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2)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3)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使罪重的人受较轻的追诉，或者使罪轻的人受较重的追诉的;(6)其他徇私枉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依照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涉嫌徇私枉法、渎职侵权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徇私枉法罪的刑事责任。
请贵局查清事实，依法追究A的刑事责任，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富源县公安局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刑事立案申请书济南市公安局警官先生：
你们好;今年6月2日我到科院路派出所就十几张价值100万元以上的名人字画丢失的事实报案，接警的警官做了笔录后告诉我这属于“家庭纠纷”--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如下：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许多人都看过的;中央电视台D主持的一期《XX节目》中的一些内容：
D：各位好，这里是《XX节目》，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教授。洪教授，盗窃罪就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别人的财物拿来占为己有了，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一些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说偷偷拿的是自己家的东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从大家庭的其他成员那块儿拿东西，这样的行为算不算盗窃。我们今天的案子就与此有关，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场景：2016年7月的一天，毛毛(化名)在南京女子监狱看到了近两年没有见面妈妈。毛毛的妈妈D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D因盗窃入狱的消息传出后，认识D的人都感到不能理解，大家都说D平时为人正值，经济收入也不错，不可能和一个盗窃犯画等号。
D：洪教授，D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在离婚的时候有可能转移财产，所以她就在自己的婆家打开了两个她认为是她丈夫的保险柜，并且把里面她认为是她丈夫的财产都拿出来了。那么这种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我们姑且把它也叫盗窃，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到的盗窃有没有区别?
洪道德：有。高法、高检有(司法)解释，像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种相互占有的行为，一般不以盗窃论，像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主要是考虑到，比如说夫妻之间《婚姻法》规定，家庭财产为夫妻共有财产，妻子拿丈夫的、丈夫拿妻子的，等于是拿自己的财产，除非双方事先有约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有证据证明有约定的，这个构成是属于个人财产了，正常情况下属于共同财产。所以不能把这种行为当成一种盗窃犯罪来对待。
从以上《XX节目》的案情和专家点评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便是夫妻关系，偷拿了属于对方“共同财产”以外的财产也属于盗窃行为!按照这个法理，如下偷拿了不属于“共同财产”的行为更应该是一种盗窃行为:
我父亲1991年离休前曾任《大众日报》的副总编兼纪委书记。所以，在全国有些著名书画家来报社进行文化交流时给父亲留下了一些“墨宝”。有的父亲装裱了以后在家里还悬挂过呢，这一点报社的有些离休人员都见过。当时任报社党委书记的王焕清老人现在还健在，他应该能记得有哪些著名书画家给我父亲留过“墨宝”。记得有一次我在父母家，看到他把吴中奇以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而写给他的一个“龙”字装裱后挂在墙上而闲谈时;父亲还说过“刘海粟还给我画过一只牡丹呢”。
因为个人历史平反的问题，齐白石的关门弟子毕颖之曾多次找过我父亲帮忙;有一次晚上8点左右我回家看望父母时发现墙上临时悬挂了一幅长和宽都超过一米半的、没有装裱的一只母鸡和一群小鸡的图，父母解释说：毕颖之又来我们家了，他刚走，这是他送的画。
2000年10月6日我生母去世，同年，时年74岁的父亲通过婚姻介绍所与时年59岁的E认识并办理了结婚登记。2016年4月24日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属于我的房产、家具、十几幅字画等财产由我的子女继承”的遗嘱。但是，2016年5月27日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回家为父亲办丧事的时候，父亲的邻居们告诉我们：E已经用出租车拉走了好几车财产：当我们进到屋内大体清点财产时，能发现和知道的是：空调、彩电、微波炉和名人字画没有了。因为E把我父亲的户口本和身份证等一切证件都带走了，所以在需要派出所开具“殡葬证”的问题上就遇到了麻烦，对此我们对派出所的警官说“那么我们按家庭被盗报案吧”，警官让我们找管地段的警官……
给父亲办完丧事后，6月2日我重新到科院路派出所就父亲收藏的名人字画下落不明的问题报案，派出所的人做完笔录后告诉我：这是“家庭纠纷”案，让我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的不同看法如下：
1：通常发生了一件财产不翼而飞的情况后是应该到法院去报案吗?所以，我在6月2日到派出所报案而接受笔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是：做笔录的警官坚持“家庭纠纷”的说法是来源于他的一个想当然的看法：E既然转移了其它财产也一定包括那些名人字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E一直坚持“俺没有见过那些字画”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们在法庭上出示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我父亲确实收藏过那些名人字画，那么，如果E在法庭上来一个“可能董观龙在和俺结婚前他就把那些名人字画都送人了”的推理后，让法庭怎么办?又让我们怎么办呢?可能法庭还是建议我们再到公安部门申请立案侦察吧?
2：如果到报社宿舍来了解一下，人们还会提供另外一个事实：我父亲与E结婚后，在24小时都有保安人员在宿舍区值勤和巡逻的情况下，惟独发生了我父亲家的储藏室被撬盗的情况!在人们“没有外人作案”的议论中，隐含着就是田家人作案的意思。尤其是在我父亲住院半年的时间里，在我们董家人日夜陪护在父亲身边的时候，E的女儿田辉和儿子田军等人就经常住到我父亲家里来陪伴他们的母亲(这一点报社老干部处的处长和司机们也是知道的)。如果是E已经是40岁左右的子女或者另外的人偷走了那些字画的话;是否也是“家庭纠纷”呢?现在在没有经过立案侦察的情况下，凭什么就可以断定是E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画而做“家庭纠纷”的处理呢?
3：就算是E承认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画而不属于财产不翼而飞的情况，那么，按照以上《XX节目》的当事人D的行为是盗窃行为的案例来说：E偷拿走了属于我亲生父母的“共同财产”的这种行为也应该返还吧?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谁也不承认拿走了那些财产的情况下难道不属于盗窃行为吗?
总之，我们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次序和社会公德的，大多数人就是通过法律对一个个违反社会次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作出应有的惩罚后来理解法律的公正性的。
难道我们的法律容许一个贪财的女人嫁给一个正厅级离休干部4年后，就使这个离休干部去世后一生只有不到100元的银行存款?
难道我们的法律容许发生了一件价值20万元以上的财产不翼而飞的案件后，一个“家庭纠纷”的结论就可以使盗窃分子逍遥法外了?
最后，万分盼望济南市的执法人员能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习惯”侦察到这价值20万元以上财产的最终下落，我本人也愿意承担法律上因为“报假案”而应有的惩罚。
以上申请当否?请各位警官指点。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申请日期：
【检察院报案材料】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必须是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认定一个人是否刑事被害人，应当首先看其被侵犯的权益是否合法权益，也即其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2)必须是直接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直接，则将受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人排除在外，如被害人的近亲属，其因为犯罪行为心灵上也受到了创伤和打击，同时可能伴随着被害人的医药费等物质损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只属于一般诉讼参与人，法律没有赋予其当事人的地位。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明确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同时赋予被害人多项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刑事改革的重大进步。刑事被害人拥有当事人地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在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的刑事犯罪冲突中，他是当然的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惩罚的要求。
二、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状况
西方流传着一句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但是，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被告人的角度着手而很少关注到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被害人不仅受到犯罪行为的一次被害，在诉讼过程中乃至之后还可能受到二次被害或者更多。
随着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权保障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权利逐渐受到重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乃至国际公约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表现，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关于保护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建立对被害人金钱资助的制度。第二阶段是加强对犯罪被害人间接和直接的帮助，具体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如英国的被害人支助、美国的被害人支援的全国组织等开始向被害人提供间接和直接的援助。第三阶段，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或改进法律确立被害人的权利。目前，随着国际范围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世界各国在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上已形成诸多共识。
从权利保护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主要是：(1)控诉权。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启动公诉程序。(2)诉讼参加权。为使司法程序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应当让被害人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出庭陈述其观点和有关事项以供考虑。各国立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参加权都有不同的规定。(3)知悉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享有知悉权。(4)援助权。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从法律援助的时间、途径、内容和对特殊被害人的适当照顾几个方面详细确立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有所忽视，但是在当代被害人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纷纷改变了做法。(5)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被害人隐私的保护，其旨意是能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的“第二次被害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有关被害人保护的特别立法之中，都体现了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内容。(6)处分选择权。在国外，在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有国家公诉机关的干涉，被害人可以享有相对完备的实体处分权利，比如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放弃部分权利。(7)赔偿和国家补偿权。对被害人给予不同形式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国对此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立法潮流。
总体说来，国外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是当前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理论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应当是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这三个主体构成的“三元结构模式”，而非只定位于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体系”，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具有真正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对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是加强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司法全面正义的需要。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维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主要方向，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随着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意义的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规定，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种权利。(1)报案、控告权。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控告人的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有保护被害人安全责任的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2)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的此项权利，实践中是否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人做法是不一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委托的代理人可以是律师、被害人的监护人、亲友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3)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审查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认为具有符合法定的回避的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这一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意义。(4)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法庭审理权。被害人有权在法庭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可以向有关的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对法庭上出示的物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可以申请通过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勘验；可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有权与被告人互相辩论。(6)异议或申诉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强奸案被害人可以选择是否出庭；被害人报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存在问题
通观我国立法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诉讼领域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些措施也是很有力度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明显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没有予以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而正是由于被害人地位获得，确立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2)对被害人的诉权限制太多，保障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不够。(3)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在司法实务中，对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有的由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偿，有的由被害人单位给予救济，有的由某种援助团体予以资助。(4)对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过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仅仅是一种“填平式的赔偿”。对加害人而言，没有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没有抚慰性赔偿。此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5)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过于空泛。在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中，没有对被害人如何进行法律援助的内容，以至于讲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人们只知道对被告人有法律援助。(6)民事赔偿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一并审判，而不能提前进行，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6)国家补偿缺位。目前，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尽管各地都有对被害人实施国家补偿的做法，但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将被害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不一，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国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对策
被害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广泛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在立法上和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为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和实现司法公正，针对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被害人援助
许多被害人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或者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强化我国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主要是：(1)对法律援助权予以明确规定。从宪法高度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规定被害人享有和被告人相对应的法律援助权，比如对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自己参与诉讼能力较差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诉讼代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害人应当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2)司法实践要细化援助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被害人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框架中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律师应当为被害人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的物质便利和法律上的帮助，如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设立被害人误工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被害人出庭期间的休假制度、为出庭被害人提供与他人隔离的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的被害人室等。(3)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济制度。主要是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的体系，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人格。所以，我国有必要设立被害人人权问题研究机构和被害人保护机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等国家早已成立了“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在财力还不够强的我国普遍建立这种机构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我国被害人的人权却急需加强保护。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国家各级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设置的信访机构，可以增设窗口，承担对被害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不同质，其在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方面有先天的不足。民事侵权之诉中尚且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为何较之社会危害性严重许多的刑事案件，如强奸、猥亵、侮辱等行为，被害人只能就直接物质损失获得赔偿，这一制度显然不合理，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三)赋予被害人提起国家补偿的权利
所谓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国家在法定情形下加以补偿的制度。从社会的角度讲，在犯罪分子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时，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补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被害人过激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从国际上看，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确保被害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也是值得借鉴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制定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还没有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规定：无法从犯罪人或是其他来源获得物质保障的、因故意犯罪受重伤的被害人及因故意犯罪死亡的被害人的遗属，有权利获得国家补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它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实现犯罪人对刑事损害的赔偿，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对于不具有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的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可取自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和变卖罚没物品所得的钱款，亦可以按一定比例提取来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的罚款、没收的非法钱款和变卖没收的非法物品所得的钱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四)完善被害人赔偿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从被害后果中获得恢复，平复被害人的心理，消除和缓解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冲突，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进而有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全。
借鉴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完善被害人的赔偿制度主要是：(1)将犯罪人赔偿损失可以从轻处罚作为一项基本规定。在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时，不但要考虑赔偿损失的数额，而且也要考虑犯罪人对赔偿损失的态度和所做的努力。(2)将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和假释结合起来。(3)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对某些没收的犯罪工具，可以用来优先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仅仅拘泥于犯罪人的没收财产，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证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4)加大对犯罪人逃避赔偿责任的惩罚力度。(5)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法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被害人人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证刑诉的公正，能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日趋完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心也已遭受巨大的痛苦，尊重被害人的人格，避免对被害人的人身和人格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不仅是保证刑事司法顺利进行和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也是缓解被害人的痛苦，防止其产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的必要条件。在被害人中，有一部分人尤其容易因诉讼程序本身再次受到伤害，比如性犯罪中的女性被害人、未成年的被害人等。日本在2000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规定：当证人(包括)被害人有可能看到“显著的不安或紧张时”，可以允许陪同人陪伴作证；可以在证人与被告人之间设置屏风等物以使相互看不到对方；可以让证人待在法庭以外的其他房间，通过连接设置在该房间和法庭的录像装置进行作证。因此，我国的刑事司法要在这方面给予改进，从法律层面赋予刑事被害人足够的尊重和尊严。比如，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开报道；对性犯罪被害人在侦查、调查时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行询问，询问中应进行适当的安抚，并对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国可借鉴日本的规定，在审判程序中加强对易受伤害被害人的保护，防止其再度受到伤害。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尤其是1996年刑诉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势在必行。
如何对待被害人，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各项制度必将日趋完善。
第2篇：浅析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论文摘要：刑法效益的提高对我国构建法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刑法立法效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和探讨。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的效益还不太理想。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刑法的实施效果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不协调，刑法实现程度不高，刑法立法质量偏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的立法效益。因此，对于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的研究有其必要性。
一、刑法立法效益的简析
(一)刑法立法效益
要想对刑法立法效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首先就要了解立法效益的概念。目前关于刑法立法效益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现阶段大家普遍认同的立法效益概念是从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角度来衡量，主要看立法者设定立法的目的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简单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差。但是，不能想当然地将刑法立法效益理解为刑法立法的成本与收益之差。由于刑法的特殊性，既关系到刑法立法的时间、刑法的监督成本，同时，还关系公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刑法的立法质量等等。所以，在对刑法的立法效益定义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各个方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正确地理解刑法立法效益。
(二)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
刑法立法效益主要表现为刑法立法收益除去刑法成本以后，所得的净收益。因此，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刑法立法效益。刑法的立法活动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修改和认可刑法的行为。可是刑法在制定、修改和认可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般而言，刑法立法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就是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所消耗的成本，包括立法机关以及相关机构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立法调研费用、机会成本、法律草案或文本的制作费用以及宣传教育费用，如：立法的工资、机构建设费用、误工费、食宿费、办公设备费用以及相关的福利费用等；而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刑法立法可能不合理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因刑法立法不合理而导致民众对法律及立法者的消极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刑法权威和尊严所带来的损失；二、基于立法者的法学素养或立法技术等原因使刑法缺乏可适应性，而必须进行较大修改而再次耗费的成本；三、立法者制定出的刑法存有疏漏而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其次，以刑法立法收益为其价值追求的刑法立法效益。从某种角度上讲，所有的立法活动，都是以立法收益的取得为目的的，同样，刑法立法活动也不例外，其作为资源耗费活动，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较大或者是良好的收益，如经济收益、社会收益以及政治收益等等，所以要想有刑法立法效益，就要有刑法立法收益。为此，在实践中，必须要通过刑法立法收益的取得来获取良好的刑法立法效益，在保证成本的前提条件下，立法收益越大，就会产生更大的立法效益。因此，刑法的立法效益是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的。
二、刑法立法效益之内容
(一)经济效益
刑法立法的经济效益，要求我们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立法质量，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既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也要符合社会目的。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重视立法的经济效益是刑法立法效益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一般来讲，刑法立法效益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是刑法经济效益，其可以通过相应的经济指标来表示，与其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相比，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显性作用。首先，刑法经济效益可定量预测立法效果以及立法目标，为人们从事各项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导和框架，既减少了成本，也降低了风险，使其确定性提高，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其次，刑法立法活动还以立法机制为前提，量化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出台相关的刑事法律，不仅可以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遏制刑事违法结果的进一步拓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各项社会活动正常进行，为我国经济市场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进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政治效益
刑法立法的政治效益是指刑法立法在维护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中而取得的效益。例如：我国刑法106条的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武装叛乱、暴乱罪的，从重处罚。根据刑法113条的规定，犯武装叛乱、暴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56条的规定，犯本罪，除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刑法立法通过刑法的制定，加强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有效地对我国人民进行保护，从而来实现刑法的政治目的。
(三)社会效益
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就是以刑法立法为基础，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影响。对于刑法的社会效益要用辩证的理论去分析，在使用和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合理应用，不可以随意地滥用和扩张，这是刑法使用之道。因此，要保证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要做到以下三点：一、要加强对刑法的学习和研究，丰富和加深对刑法的理解和把握，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和正确贯彻刑法规定的原理、原则；二、要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使用刑法；三、及时发现刑事立法关于具体犯罪规定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从而有助于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健全。
三、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因素
从我国刑法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影响刑法立法效益发挥和提高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刑法立法成本
简单来讲，刑法立法成本囊括了太多的资源支出，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通常我们将其划分为立法成本、立法监督成本以及实施成本。
首先，立法成本。在我国，由于刑法立法工作艰巨而又漫长，在这项长期的工作中，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文本费用、办公费用以及立法者的工资等等，这些固定的支出，都是其中所必须要承担的部分。尤其是在刑法不断地修正和出台的过程中，其相应的成本也会相应地增加，进而刑法立法成本就会增加，自然刑法立法效益就会受到影响。
其次，立法监督成本。立法监督成本对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刑法立法活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影响刑法的实施；二是缺乏对刑法立法结果的实施效果的监督，制约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三是由于相关的成本投入较少，导致刑法监督体系不完善，从而大大限制监督的充分和有效发挥。
再次，实施成本。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其成本内容主要包括利益格局的耗费以及刑法制度结构的耗费等支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可称之为违法成本支出以及守法成本支出。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这部分费用都是由组织或者是公众来投资，并不是由国家承担。由于组织、公众不愿意增加投入，客观上影响到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和发挥。
(二)刑法立法质量
从本质上将，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刑法立法的质量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是我国构建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刑法立法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刑法立法效益的高低。首先，在刑法立法中，立法政策、立法程序、立法体制以及立法思想都会影响到立法质量，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和考察，提高刑法的前瞻性。其次，还有一些非立法因素的影响，如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法学研究以及法治模式等，在刑法立法中，根据相关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水平，启用高素质专业人才，规范立法体制。
四、提高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一)建立刑法立法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合理控制刑法立法成本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刑法立法的成本控制机制。传统的刑法立法管理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方式，其所构成的社会管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执行力度不强，大大影响了刑法立法的效益。因此，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减少成本支出，增强刑法立法成本的控制和管理意识，完善相关的控制管理机制，科学合理的设置控制目标，积极构建立法成本分析体系，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同时，还要合理调控范围，避免一些社会因素的介入导致刑法的张狂，杜绝刑法惰性的产生，保证刑法的补充性、谦抑性、威严性以及内敛性，提高其经济性，以免刑法立法调控范围的随意扩大和消极萎缩，进而保证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学处理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保证刑法实施效益的提高
在刑法制定后，刑法立法者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刑法制定、出台后的实施效果，加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保刑法在实践中的顺利展开，促进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的高度协调，尤其是刑法中的条例不可以与其他的任何法律发生相互的冲突，造成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另外，虽然单行刑法或者是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会使得刑法立法成本增加，但是如果没这些相应的条款，那么刑法立法效益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刑事立法问题上，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要分析其可能的耗费和收益，从而保证其实施收益适合于刑法立法。
(三)构建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规范刑法的运作
要想促进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和提高，就要建立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国家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加大投入，增强刑法立法监督力度，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相关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活动。与此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刑法立法在整体上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政府对此比较重视，也确立了一些立法体制，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切实保证我国的刑法立法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立法效益。
(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强化公民法律意识
我们必须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实现全民的普法教育，强化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在一些新刑法出台和实施后，其中的利益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所以，要想保证出台的新刑法能够被公民良好的遵守，就要要求公民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进而才能体现刑法的意义，提高刑法立法效益。
(五)合理配置刑法立法资源，提升刑法立法效益
在立法活动进行中，社会资源的消耗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在该领域被使用，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再分配到这个资源，尤其是在我国立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加强对各个环节的分析，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资源结构，强化刑法立法，加强经济投入与法律投入的分配与权衡，从而有效地推动刑事法治的建设，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刑法立法活动中，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素质，规范刑法立法程序，保证刑事立法及其实施的有效性，最终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
第3篇：浅谈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论文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构成条件
论文摘要：共同犯罪简称共犯，它是相对于单独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
这里的人一般指的是自然人，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抑或是两个以上的单位乃至一方是自然人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当然，不论是自然人或者单位，要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都必须符合犯罪主体的资格。一般来讲，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却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去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主体的单位也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和团体。如果是非法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实施犯罪的，则不能认为是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而应当认为是自然人相互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行为的主要含义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犯罪行为，即他们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独犯刑法的、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在多人实施的共同行为之中，有的人实施的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其他人利用该行为实施犯罪，则此人的行为便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在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构成共同犯罪。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尽管在具体的分工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将他们的单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
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根据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大多表现为共同的作为，也有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还有共同不作为的形式。
（三）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彼此之间的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在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对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共同犯罪的故意虽然与单独犯罪的故意有别，但亦包括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方面。首先，就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个共同犯罪人都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2）各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说明，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在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有犯意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犯意相互沟通、彼此协调，从而使得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次，就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共同犯罪人是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决意与他人共同协力实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对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第4篇：简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思考论文摘要：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怠于履行职责有时候危害是社会公益。依照现行的行诉法相关规定，原告资格取得以与自身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前提。但在公益受损害的案件中，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受益者，不会提起诉讼。为了社会公益的维护，支持公民对与自己权利无直接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特定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实属必要。
一、行政公益诉讼定义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中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通过对西方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和法理思考可知，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公益行政诉讼构建之必要性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法理分析
1、司法对社会公共性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司法权是用于保护权益的，包括私权和公权。公权行使过程中侵犯公共利益从表面上分析对个人权益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公民不能以个人名义对此提起诉讼。但无救济便无权利，法律对公共权利的保护不应是一种真空状态。
2、私权利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在使行政权日益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时，也导致了效率低下、妨碍了公民行使管理国家、主张自身权益的权利。我们需优化公权和私权的配置，借助私权，运用司法审查，制约公权。
3、传统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法谚“无利益即无诉权”以“诉的利益”为拥有诉权的前提，但我国公民法制观念不断更新，理念的进步也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好了观念基础，法律本应不断更新以适应社会现实。
(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如教育环境方面，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主管部门、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开发、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因为公益的保护，在两型社会当中应该主要是靠人们对公益的自觉维护和对法律的自觉遵守来实现的。但是两型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完全依靠自觉是无法实现公益的。我给公益诉讼的定位，它是行政管理和执法的一种有益补充。之所以定位为补充，因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益诉讼，但是公益通过管理或者执法等途径得到维护。公益的诉讼保护实际上不仅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有关，跟刑事诉讼关系也一样大。
三、公益诉讼的起诉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特别提到了环境公益诉讼，在界定原告资格时，主要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根据这样的规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律明确规定才能取得原告资格，有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需法律特别授权。以前理论界一直呼吁的公民和企业组织被排除在原告资格之外，体现了立法者对滥诉的一种担心。公民没有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他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进来：一是通过向有起诉权的机关提出控告检举；二是对于损害公益的行为，受到影响的公民可以就其本人受到的损害提起诉讼；三是在法定机关或者有关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中，积极提供证据材料，证据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但是，刑事诉讼法已经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诉，这也说明检察机关事实上已经依据刑事诉讼法取得了部分民事公益诉讼权。
普遍被认同的一个观念是，公益诉讼不仅具有纠纷解决、公共利益权利保护、不当行为纠正等功能，还可借以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制约公权。与此相应，目前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违法成本将大大增加——当生产企业向食品中添加非法添加剂时，向河水中排放高污染生产物质时，将不得不有所顾虑，因为公益诉讼随时可能找上门，并且让他赔个底掉。但到底谁有权利提出公益诉讼？学者普遍认为，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但在相关法律条文中，一直未有明确规定。此次民诉法拟规定社会团体可提起公益诉讼，“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以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将会更容易。”专家认为，公益诉讼主体的确立，将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以环境公益诉讼来说，环境公益诉讼可更有效地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和约束环境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以及行政权力违法寻租的现象，最终达到保护环境、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法规规定，我国公益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其中，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是开展非营利性实际工作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后者的活力与作用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的多数环保组织都属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特征
(一)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可以是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与被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国内许多人主张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是人民检察院，或者是包括人民检察院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有的人主张公民个人也应当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笔者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包括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律师事务所、律师、普通公民。检察机关应当成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机关。检察机关既可以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公诉支持人”支持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这对于我国遏制日益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益无人代理的现象是极为必要的。律师和普通公民关注社会公益、提起公益诉讼的行为应当受到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近几年国内引起全社会关注、促进了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的许多公益案件，都是由律师和普通公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另外，无论政府支持的妇联、残联、青联、共青团、工会，还是以高校科研机构、工商登记企业形式出现的各类环保组织、文化组织、人权组织，都应该向国外NGO组织学习，不断促进公益诉讼的发达。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各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可知，尽管海外公益诉讼的表现形式和称谓不尽一致，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第一，各国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维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且宽泛不一，但是扩大参与行政过程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其权益直接或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第二，利害关系的不特定性。民众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对于普通民众诉讼往往只有不利影响，而无直接利益上的损失。允许在该相对人不愿、不敢或不便提起诉讼之时，普遍民众为了公共利益之维持而向法院提起民众诉讼。第三，可诉对象的双重性。民众诉讼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在国外并不仅仅指针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若是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普通民众诉讼亦可对此抽象行政行为起诉。第四，受案标准的严格性。民众诉讼必须依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为前提，严格民众诉讼受案范围，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构建
受案范围需借助于一定的科学的方式予以明确的划定，这种方式越科学，受案范围的确定就越可却。各国对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以判例确立受案范围，如英、美、法等国。但大多数国家是以制定法确定公益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列举的方式。一种方法是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我国法律应结合使用上述两种方式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1。概括性规定先是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然后规定只限于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事项可以起诉
再在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逐个列举可由法院受理的公益案件，这样就可以让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法律不断完善、公民法治意识逐步提高、法治日益进步的情况下逐步扩大。
2。列举
应采用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将目前在国有资产保护、环境资源、行政垄断等作为或不作为领域中严重侵害公益情形：(1)国有资产流失。(2)社会、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3)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问题。(4)行政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5)涉及财政资金运用的侵害公益行为。(6)违反行政公开制度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为。(7)被认为侵害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8)法律法规允许起诉的其他侵害公益的行政行为。
第5篇：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一、沉默权的历史渊源和定义
沉默权(privilegeof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官员的提问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因此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讯问官员则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权利的权力。简单地说，沉默权就是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在英国，13世纪以后，在英国的宗教法院、星座法院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强令被告人就犯罪宣誓供述，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要受到刑讯或处罚。在这种程序中，不是由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是否有罪。因此，公民的权利从根本上是得不到保障的，这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1639年英国的李尔本案，在这一案件中李尔本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反对星座法院法官的纠问宣誓，两年后终于被议会裁决认可，并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确认。美国首先移植这一制度，并首创米兰达规则，使刑事沉默权制度在程度上得到了保障。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18岁)下班回家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她面前。一名男子从车里钻出来，一手抓住其胳膊一手捂住其嘴，将她塞进汽车后座，把手脚都捆住后，在车内将其强暴。该女孩被放开后，马上跑回家给警察打电话报警。根据她的描述，警察于3月13日将米兰达抓获。抓获后，警察将被告进行了“排队”，受害女孩当场指认米兰达就是罪犯，米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以米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兰达不服判决结果，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联邦最高法院从此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在米兰达规则中，只有前三条与米兰达一案有关，而规则第四条，即如果嫌犯请不起辩护律师，法庭应免费为其指定一位律师的规定，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裁决而确定下来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人所共知，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请律师辩护，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百多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在后来的克拉伦斯·伊尔·吉迪恩盗窃案中，才最终确定并最终形成了米兰达规则的第四条。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宣告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德国经过纳粹期间的惨痛教训以及《联邦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尊严的要求，是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来实现的。
沉默权的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沉默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因此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供述。”这说明沉默权利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潮流。
二、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检察院报案材料】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六篇直到唐代的《唐律疏议》，我国的封建法典逐步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实施专制统治的统治阶级把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破坏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臣民，在诉讼活动中只能成为一个遭受拷问、提供有罪供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客体。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后才能定罪，为了能够取得有罪的口供，而广泛的采用刑讯方法。有时候甚至对证人或原告实施刑讯，不仅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这样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下，都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是封建社会不注重人的权利，而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的必然结果。而在新
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制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子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否则就要加重刑罚。尽管这一政策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看到，这一政策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沉默权要求被告人对讯问官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能因此而受到追究。如果一个被告人仅仅因为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就被处以法定刑罚更重的刑罚，这显然不符合沉默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精神。而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犯罪后要么选择坦白，获得从宽处理；要么选择不坦白，被从严惩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
三、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
以及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的是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一客观标准是建立在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国以前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引导司法人员努力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减少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诉讼证明是司法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来重现案件事实。由于证明材料具有有限性，逻辑推理具有主观性和间接性，重现案件事实并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因此，要实现绝对性认识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采取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与我们的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观一定可以真实的反映客观。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认为通过司法人员的努力追求，可以真实的还原和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也即是认为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为了能够把案件的事实绝对的查清，也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这也是完成理性认识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不仅要收集完备的书证和物证，更重要的是获得被告人如实的供述，因为被告人是案件的最直接参与者，或者可以说被告人是案件的主角，只有得到被告人如实的供述，才有可能使案件的本来面目真实的还原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并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这是与我国刑事诉讼的方法论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相适应的。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英美法系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百分之百真实的还原出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概然性，而不会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是同一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与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也是相反的，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这里，证明标准不仅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在英美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三)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是一致的，无疑这对迅速、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供述义务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也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并且助长了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过分依赖的心理，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这一规定和刑讯逼供的关系，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
(四)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制度的冲突
如果赋予了被告人沉默权，那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情况，那就是大量的刑事案件将有可能出现零口供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追求彻底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一旦欠缺了被告人供述这一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都将面临无法彻底还原案件真实面目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部分的案件都将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因为存在疑点而不得不“存疑不起诉”，使得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在侦查阶段作为解决的办法，通过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物证、书证，用其他详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将被告人推上法庭，必然会使侦查工作的难度大大的增加，相关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将呈几何级的递增，同时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目前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要依靠口供来寻找突破口，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主观色彩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某些证据比如凶器等，没有口供再高的侦查技术也很难查清。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客观原因，比如天气的变化，人的生老病死，物品的灭失损毁，都会让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无法收集和提取。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侦查工作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无法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客观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个大前提之下，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将使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大量的犯罪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即是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的冲突。
四、沉默权的重大意义和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之潮流。有人说过：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天性，因此从道义和伦理上讲，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更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从世界范围考察及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来看，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放置至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沉默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定国体、政体、公民权利等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一切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法律均应与其保持一致，并不得与之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因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意见自由”或“表达自由”，被称为人类的“第一权利”，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现代的言论自由应包括以下几层内涵：(1)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2)说这个与说那个的自由；(3)这样说与那样说的自由。其中，第一层内涵“说与不说”的自由是第二层与第三层涵义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前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项“自由”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就应是当事人享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而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其实质就是供述与沉默的自由，也就是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项“消极”的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被告人在陈述与沉默之间有权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法律不应强迫被告人进行陈述；强迫陈述所得的证据应认定为非法。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的写入了宪法，这是历史的飞跃、法治的进步、人权的胜利。而沉默权，则是人权的最低标准和人权的最低保障。
(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与文明，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那么就不得让对受追诉的人协助履行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的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四)沉默权是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标准
酷刑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已基本废止肉刑，严防酷刑已被各国法律所确认。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或文件，其中主要的有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55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确立了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等主要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这些准则，基本理念是国家在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严防酷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五)确立沉默权也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立场。该决议第16条建议各国立法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我国已经签字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另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7条亦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缄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或母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和盘诘证人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
(六)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是根治刑讯逼供的良药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的行为。刑讯逼供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前者如封建留毒的影响、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办案人员素质低、侦查任务重人员不足、刑侦技术不能适应需要、法律监督不够等；后者包括侦查机关认识错误、主观唯心主义作怪等。在有些刑事案件当中，通过采用刑讯手段，固然加快了办案速度，实现了破案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但刑讯逼供造成的不利后果，却不是提高某些案件的办案效率所能比拟的。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勃兰代斯说过：“我们的政治是威力强大无所不至的教员，教好教坏，它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民。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如果政府自己犯法，就会滋生对法律的轻蔑，引诱人民各行其道，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我们一方面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默认其存在；一方面要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在损害具体案件中的个体权利，这种把个人权利与由个人权利组成的社会的整体利益相互分离甚至对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刑讯逼供伤害的是具体个人的人性，但动摇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人民对国家法治的希望与信任。刑讯逼供虽然针对的是案件中的个人，但它影响的却是全社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错放可能是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而错判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而且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社会成本上的差异不言自明”，“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更有甚者，当刑讯逼供被异化为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时，它却非常容易被运用这种手段者易当成牟取私利、损害人民的封建专权。有些滥用权力者，已经彻底忘记了办案的宗旨，甚至把办案作为他们牟取政治、经济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的借口，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刑讯逼供并否不能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即使它可以为某些案件查明真象带来一定的帮助，但这种帮助远远不及刑讯逼供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假错案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要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回答。同时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些规定从表面上看是要禁止刑讯逼供，但实质是在包庇、纵容、认可刑讯逼供。从某种偏激的程度上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换句话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必然导致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必然导致各类冤假错案的发生。有资料显示，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约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1584名领导干部被追究领导责任，其中刑讯逼供案件下降了1。6%，那么刑讯逼供案件是多少，无从知晓。然而，被查处的案件仅是刑讯逼供事件的冰山一角，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还有多少刑讯逼供问题呢？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案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从客观上来看，除非造成嫌疑人重伤或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情形外，其它刑讯逼供的行为，是无法查证属实，也无人去查证属实的！近年来，媒体接连曝光了多起冤案，特别是佘祥林案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1年前，湖北省京山县人佘祥林因“杀妻”被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被湖北高院发回重审，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被杀”妻子再现人间，“凶手”丈夫终洗不白之冤。2016年4月1日，佘祥林被变更强制措施。走出高墙，佘祥林说：审讯中他遭遇了刑讯逼供，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水喝，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最终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被迫招供。还说：“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这一让人拍案而起的案例用近乎残酷的事实，再明白不过的说明了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和沉默权的意义。
五、我国引入沉默权所必须进行的相关改革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沉默权制度虽好，但它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制度，沉默权制度的运行，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相配合。笔者认为，与沉默权制度相呼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刑事证明标准如何规定的问题。
在沉默权起源地的英美法系国家，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另外一方面，将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是说，确定一个被告人是否有罪，并不要求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出来，只要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将一切合理的怀疑排除，即可以判定被告人有罪。因为从客观上讲，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被告人完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可能性更几乎为零。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证明的标准，是与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相适应的。
要引入一项先进的制度，不仅仅要全面详细的引入该制度本身，还应该把与这项制度配套的相关制度一起全盘引入进来。不顾一项制度运行的相关环境，孤立的引进一项先进制度，让它在没有配套环境的情况下运行，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孤立的引入沉默权制度，而不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那么如前文所述，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沉默权制度的精神所在——保护人民大众的权利也无法实现。
所以，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必须进行从询问方式、法律援助到证人保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最重要的改革是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抛弃现在过于理想主义的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引入一种全新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标准，以及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商榷。
第6篇：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分析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种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严重影响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社会转型期，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的急剧增加尤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和控制才能有效的减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发生。
论文关键词：暴力犯罪社会转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都在逐渐的显现。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从一个轨道转到另一个轨道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问题在我国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犯罪成员低龄化、犯罪形态团伙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方式智能化等特点。如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合肥少女毁容案”等一系列的未成年人暴力恶性案件的发生，更是凸显了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的严峻性。
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消极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关系失调、社会结构不平衡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未成年人在人格塑造、观念形成、心理健康和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正处在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家庭影响、社会环境都对其个人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城乡文化的激烈碰撞，家庭模式的改变、贫富差距的增加、教育保障的不完善等各方面因素都极大的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产生着影响，无疑对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与社会压力，在这些压力的影响下，如果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较低并不能得到及时调试，则其极易通过暴力犯罪这种途径缓解内心的压力与失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未成年人获得各类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加之如微博各种实时性、交互性极强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一些宣扬不正确价值观的信息在网络上泛滥。由于未成年的心智发育特点，大多数未成年人不具备独立应对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过度沉迷与这个虚拟的社会中，极易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从媒体或网上接触到大量的不良信息，使其成为不良信息受害者或甚至被网络中一些别有所图的人所利用。未成年人心智水平发育不成熟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又模仿力极强，在长期不良信息的腐蚀之下，一些未成年人往往就会在性格上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思想简单，在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而去模仿电视、电影、网络中的暴力情景，拉帮结派，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二)家庭因素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基础，不完整家庭、不和睦家庭均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消极的影响，成为导致未成年人暴力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步解体，有的青少年因家庭暴力、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家境贫困等原因，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缺少管教，容易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有的家长对孩子
凡事迁就、纵容放任，认为只要孩子过的开心就好，往往使其形成自私任性、蛮横霸道的不良品行。如在一些家庭中，由于父母感情不合甚至离异，造成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得不到基本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孩子往往因为在亲情上得不到关爱，导致他们在成长中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性格偏激，产生暴力倾向。通过暴力侵害他人的手段，宣泄自身对家庭矛盾的不满，甚至将对自身家庭幸福感的缺失，归咎于对社会的不满，通过暴力犯罪手段报复社会，以达到内心的平衡。
(三)情感上的不成熟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传媒对爱情主题的热衷以及各种成人话题的泛滥，对当代未成年人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恋爱人群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占优势，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如过早开始性交往，遇到挫折往往会不知所措，很容易走向极端。由于性心理发展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失恋”或者遇到感情上的竞争对手时大多十分敏感，极易对“背叛者”、“挑战者”产生仇恨的情绪。在这种心态的怂恿下冲动的采取报复行动。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导致暴力性犯罪的发生，或为满足各种“恋爱”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在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下，通抢劫等暴力手段来获取非法利益。
(四)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在我国当前学校教育尚存在者明显的不足。在应试教育和高分教育的模式下，一方面学校重视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造成了未成年人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淡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受到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长期不好学、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被老师和学校放弃，导致了他们更容易自暴自弃。一些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课业压力较轻，又缺少对在校生的监管，导致一些学生日常便沾染了吸烟、喝酒、旷课、打架等不良行为。这些学生与社会的不良青少年接触后，极易被引诱而走上犯罪道路。
(五)进城务工未成年人文化素质较低并缺乏监管
由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存在，到大城市务工未成年人逐步增加。由于这些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各地政策法规对其保障不尽完善、甚至存在着一些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性政策，造成他们就业困难，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多在小歌厅、私营小餐馆等场所从事保安、服务员等经济收入底、工作环境差的工作。在这类场所的工作过程中，由于管理的不正规与不完善，加之日常所接触的人员情况复杂，流动性差，使这些本身没有较高文化素质同时又缺乏明辨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体系的构建
转型时期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全方面入手，形成合力，才能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
(一)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
社会和学校要转变以往只重视未成年人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培养的错误做法。在学校或社区中应建立心理辅导岗位，对未成年人在思想上进行引导，情绪上进行疏导。对父母离异等家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不歧视，要更加予以关爱，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多与他们进行沟通，防止他们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而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二)净化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传播渠道
加强对歌厅、网吧等文化活动场所的管理，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一些不健康的服务项目和黄色音像制品及赌博游戏等低俗文化影响。同时，应多建立一些以知识性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场所，拓展未成年人的课余生活方式，引导未成年人把精力投放到有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上来，远离不良环境以减少违法犯罪。
(三)加强对未成年人管理和教育
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开设法制教育课、心理教育课。促进在校学生的全面成长，使在校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具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注意加以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其家长进行沟通，使家长也要发挥好对子女的监护、引导和管理作用，不能因为工作忙或其他各种原因而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管不顾，或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对孩子思想成长上的关心。同时，学校还应加强与学校所在地的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改善学校周边的治安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让在校未成年有安全感，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四)加强对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的管理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可能的为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创造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对雇工单位进行严格要求，在雇用年满16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当具备相应的管理、登记制度，采用实名制。以便能够对这些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进行实时的监控，对不符合雇佣未成年人条件或者雇佣未成年人从事非法行为的企业坚决予以处罚，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有关保障未成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的相关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和个人愿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劳动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