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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潍县科举兴盛的陈氏四门第
清朝270年，科举(一)
清代潍县科举兴盛的陈氏四门第
潍坊日报 作者:陈瑞曾
《清代待试图》描绘了清朝考生等待进入试场的情况。 (资料图片)
清代自嘉庆到光绪(1796-1905)百余年时间,是潍县科举的兴盛时期。以诗书传家、尊师重教出名的潍县陈大观家族,相继出了43名举人,有15人中了进士。其中,父子、兄弟、祖孙连捷成进士者,屡见不鲜。当时的潍县人,曾为陈氏这些书香门第,送上了有如“翰林院”、“广东道”、“鹿鸣接响”、“八支旗杆底”等等的雅号。
潍县人文环境嘉庆年间大改观
满清入主中原后,在科举上沿袭明制,从顺治元年即开科取士,但因清初满汉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仍,到乾隆末,社会虽早已稳定,但在这150多年时间内,潍县只出了举人65名,中进士的13人中,陈氏家族只有陈兆鸾1人。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清乾隆年间,主政潍县的名流如赖光表、郑板桥等,为力振教育与科举,曾先后大修学宫与文昌阁,乾隆二十九年(1764),潍县知县韩光德与地方士绅又在城里倡建了潍阳书院。早在明万历四年(1576),由名宦刘应节致仕后创办的麓台书院,经高桂、刘以贵、闫循观、韩梦周、高守训等几代名儒大师们辛勤耕耘,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已经声名鹊起,誉满山左,已有一大批莘莘学子脱颖而出。潍县的人文环境,此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而后,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前,潍县在这晚清的100多年时间,新增举人231名、进士66人,中进士的66人中,有陈氏家族的15人。
北门大街上出现了“翰林院”
翰林院本是封建朝廷的“智库”,潍县城的“翰林院”,却是当地为陈大观三支陈三复后人陈祥桂(15世)兄弟6人集居的住宅送上的雅号。陈家这座住宅,原址在今潍城北门大街南段路
东,城隍庙街路口以南。清嘉庆十三年(1808),陈祥桂长子陈官俊首中进士,而后官俊子介祺、侄子介猷,相继也中了进士,因他们三人都曾在京都翰林院当过编修或庶吉士,由此,潍县人就为他家的住宅起名叫“翰林院”了。从嘉庆年间始,这一门第中连续出过12名举人,5名进士。陈官俊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其子陈介祺任翰林院编修,三品顶戴,赏戴花翎,致仕后专心藏古、考古、释古,成为一代大金石学家；官俊堂弟陈官乂,道光进士,任南康知府；从第陈官人长子陈介眉,河南归德知府,陈介璋任安徽池州知府；陈介猷后任内阁中书。
家学渊源的陈官俊,出科前曾就读于麓台书院,师从潍县名儒高守训。与族叔陈廷钰、族弟陈述经等研读经书。发迹后不仅出资支持兴办地方书院,还与陈廷钰出资为宗师韩梦周先生出版了文集。家住松园子街的陈官俊从弟陈官贤一家,可谓世代以诗书传家立业的典范。陈官贤,幼年从学于嘉庆进士、名师王延年。王先生一生教授的弟子中,有46人中举、8人成了进士。陈官贤中举后任馆陶县教谕、临清学正。他曾以王延年教授自己读经的经历,在家教授儿子陈介侯,而后介侯也中举,任滨州训导。官贤长孙孚庆,同治拔贡,授惠民训导,主讲武定、惠民两书院,后监理济南泺源书院。次孙咸庆与恒庆,分别是光绪贡生、举人,咸庆任蒙阴县训导。恒庆曾任馆陶训导,成进士后在京都做官20多年,外放锦州知府。恒庆侄润综,副贡、候补训导。由此,潍县人称陈官贤家是“一门五科第,四世六教官”。
西门里三条过道里“鹿鸣接响”
唐代科举乡试后,在地方长官宴请得中举子的宴会上,因歌唱《诗·小雅·鹿鸣》而名之曰“鹿鸣宴”。明、清沿袭旧制,在乡试放榜次日举行鹿鸣宴,并邀请住当地内外帘官一同赴宴。 清嘉庆年间,潍县城西门里三条过道的中过道大门上,曾悬有“鹿鸣接响”的匾额,记下了陈大观家族老三支陈三乐的后人陈述经昆仲、父子,诗书传家科举连绵的故事。
陈述经,字子郛,号笈堂。父陈其绳,平素好读《朱子纲目》,母亲郭氏也博通经文。述经十六岁应县试时,有“养成瑚琏器,耻作斗筲才”的抱负。嘉庆五年庚申(1800),他与本县的刘济川、陈官俊等人同时中举。第二年,他的从兄陈述东(陈其谟之子)中举。但是,直到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述经才成进士。期间十多年时间,述经除几次赴京参加会试外,平素在家认真读书并用心课教两个弟弟。二弟述芹,嘉庆癸酉(1813)中举,第二年(1814),弱冠成进士。三弟述贤,也在嘉庆戊寅(1818)中举。而后述经三子象枢,是道光十九年乙亥(1839)第一名举人,象枢从兄象轸(其彬孙、述汤之子)也在同科中举。述芹的次子象仪,道光十七年拔贡。此时的这个家庭中,赴过鹿鸣宴的接二连三,因此大门上高悬了“鹿鸣接响”的匾额。
陈述经中进士后,历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充国史馆校对官。他官衢州同知时,居官清正,讼词亲批,民甚德之。有闽商赠匾饰,被他移到神祠,惟与二三学子讲研诗古文词。同年好友林则徐造访述经于寄居的破庙中,林对述经说:“十哥(述经大排行第十)在此读书,洵(实在)可乐也!“
咸丰庚申(1860),正是陈述经中举60周年,这位德高年韶的老人受邀,得以与新科举子一同,再次出席了鹿鸣宴,可谓“重宴鹿鸣”,此事,在潍县少有。
老枝新秀“广东道”
被称作“广东道”的陈应聘(十七世)家族,是陈大观长支九世陈所问次子陈祝祯的后人。早在明万历年间,陈所问与胞兄所养同时中举,而后所问成进士,明代270多年间,潍县共出过28名进士,其中三名出自陈所问家,但自康熙以后,所问家族后人科举不振,直到道光年间,应聘弟兄五人中,有三人先后中举。可谓“老枝新秀”。陈应聘长兄陈应芬,中举后任过长庆训导；应聘弟应枢,以举人任直隶西苑知县、北运河河西务同知。陈应聘,道光八年中举,十三年(1833)中进士,任四川新都、岳池知县,调广东新会知县,因守城功,署韶州府知府,护理南韶连兵备道。因其太高祖陈所问,明代曾任南京广东道监察御史,陈应聘又在广东当过道台,且其后世也在广东做官,因此潍县人称这一家为“广东道”。其府第原来在城隍庙街中段路南(原是明末名宦张尔忠在西门大街大十字口附近住宅的后院,归了陈氏后,改在城隍庙街开门),而后陈应聘的两个孙子陈德昌、陈世昌先后在光绪年间中进士后,又在北门大街中段路西建了新宅,后人称城隍庙街的老宅为“广东道”老大门,北门大街路西的新宅为“广东道”新大门。
金巷子里的“八支旗杆底”
清乾隆年间,以弃学经商发家致富的陈尚志家族(三支陈三奇后人),在其老家北门大街以东,建设成片豪华住宅,而后逐渐形成了小街,曾被潍县人称为“金巷子”。陈尚志及其子孙,义行传家,在捐资修城墙、学宫、文昌阁的同时,又通过捐钱取得了许多挂名的官衔。由此,他家没有通过科考,也有13人取得“例贡生”的学衔。嘉庆年间,尚志曾孙陈迪聪在义行传家中,致力于振兴地方的教育科考事业。他在嘉庆十四年(1809)首倡并联合同仁李琅等,请于山东学政钱椒、山东巡抚杨志信入奏,得旨为潍县县学恢复增加了廪生指标4名,为此,邑人曾将“德光学校”,匾额悬在陈家的大门上。
为了要求后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通过科考以扬名,陈迪聪对教育几个儿子,更是不遗余力。他除了聘请名师教诲子侄,每当四方文人学士路过潍县,“必敦请到家,肃具觞豆,流连数日”。当时潍县的治学名宿如韩理堂、高守训、刘济川等,也都是迪聪家的座上客和莫逆交。藉此,子侄们得到了熏陶教诲,在课业上累意进取。终于,迪聪的长子陈凤翰,在嘉庆九年(1804)优贡,十八年(1813)中举,同年,凤翰弟凤喈拔贡,之后一年(1814),陈凤翰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曾任福建建宁、延平、兴化、泉州等8府知。凤翰孙陈梦庚光绪己丑(1889)举人、凤翰孙陈晋康(出嗣)光绪辛丑(1901)举人。为了宣扬科第连绵的荣耀,金巷子陈凤翰家门前,曾经相继竖起过八支旗杆。潍县人就称这里为“八支旗杆底”了。由此,这个家族,经历了从弃学经商致富捐钱买官,再重新走上了以“诗书传家远、科举振家声”的风光里程。
科举制度的兴衰及评价
清朝270年，科举(二)
科举制度的兴衰及评价
摘要：无论是涉猎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还是精读泱泱如海的传统文化，就一定无法回避这样一种制度——科举制度，其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绵延成蔚为大观且影响深远，也令西方惊叹。因此，了解科举制度兴衰的轨迹、原因及影响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着现实意义。
关键词： 科举制度 定义 优越性 兴衰轨迹 影响深远
炎黄子孙以勤劳、智慧独秀于世界民族之林，勤劳自不待言，智慧更是华夏儿女引以为荣、通行世界的另一标签。世人皆以“四大发明”作炎黄苗裔聪慧之最好注脚，却不知被有些学者誉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更能体现龙之传人的颖悟过人。
十世纪前后，意大利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就采用了向各阶级敞开大门的文官考试制度，伯尔曼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中国做法的启示；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也如中国一样曾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效仿过此种制度。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历久弥深，“科举制度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
1那么，到底什么是科举制度，其明水准，起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
兴衰的轨迹如何，兴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评价，这些将是本文阐述的对象。
一、 科举制度的定义
科举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采取分科考试选拔各级官吏的一种制度。我认为古代科举制度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
二、 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兴衰轨迹【清朝270年，科举】
（一）优越性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有世袭制、察举制、科举制。世袭制是一种主要以血缘关系远近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盛行于夏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诸侯、卿、大夫、士，而这些官员或父死子继，或兄终第及，世袭其职，世受其禄，这种制度使许多英俊才干因出身低贱、血缘低下而无法当政谋政，以致野多遗贤，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寒门俊秀以应有的机会，这个社会是危险和不安定的；察举制是自下而上考察和推荐人才为官的制度，实施伊始，尚能察举不少俊杰能人，至东汉后期，主昏政暗，外戚宦官擅权，察举形同虚设。为了求得举荐，应举者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举荐者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原本是为了发现任用人才，而今却变成地方长官的特权，再加上此种制度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察举制因与其初衷相悖、上下沟通堵塞、推荐人才良莠不齐而渐渐地失去生命力。正如时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
2 廉，父别局。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三国时期，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官员——中正，负责发现和推选人才，将人才分为九等，但此制度仍对中正官过分依赖，一种制度如果过分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必难以长久良性运行，后来，
3“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此制度反而十分腐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
4便是其真实的写照。 僚”○
就在这种极度无奈和矛盾中，隋朝统一，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于是在隋大业三年用分科取士的办法代替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诞生。
科举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其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国家政权机构尽可能大地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科举制度使得神州大地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选拔出来，哪怕你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都有机会。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贫寒之士占了很大数量。正如白居易所阐述的那样：“惟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
5据《北梦琐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贱废人。”○
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毕诚，他也并不恼怒，快乐接受。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还逐级升官一直做到宰相，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同时，科举考试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这相对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标准要先进、客观、科学许多。正因如此，科举制度一出现，就使神州大地上蔓延着极度热忱之火，使许多真正的、自认的人才瞬间兴奋，哪怕是皓首穷经，也勇敢地投入到这股洪流中来。
（二） 兴衰轨迹
隋朝——中国科举制度的起源
尽管隋朝是短命王朝，但隋文帝所创设的用分科举人的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即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革。公元598年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总
6隋大业三年，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
7创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
形成，以朝廷开试科目、士人自由报考、成绩决定取舍为主要内涵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分水岭。正如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科举制度的完备
伟大的唐朝推翻了隋朝统治，承袭了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朝的科举设科繁
8常科科目有50多种，多，“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此岁举之常选也。”○
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许多科目不受人重视，不经常举行，后来渐废，以明经、进士两科为最主要科目。常科的考生有两大来源：生徒与乡贡。生徒是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并送往尚书省受试者：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为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为解试，尚书省考试为省试或礼部试，因礼部试皆在春天举行，故又称春闱。其中难度最大的是进士科，进士科需要较高的文学素养与生活积淀，要写诗
词歌赋，而明经只需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即可中试，故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其意思是说三十岁精通明经的人已经算得上是老手了，而五十岁中进士还算是年轻的，可见进士科难度有多大！
常科考试及第后称“登龙门”，同榜者应出钱进行庆贺，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中探摘名花，称探花，随后到杏园参加宴会，为探花宴。后至慈恩寺雁塔题名以彰荣光，故“雁塔题名”又是进士及第之代名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9即是这种盛况的最好表达。常科及第后仍须吏部测试，通过者，看尽长安花”○
方可授官职；如落选，只能去节度使处充任幕僚，以图再次获取国家授予官职的机会。如韩愈三次选试都未能通过，不得不去担当幕僚。
唐朝还出现了殿试，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殿试的开始。但是在唐代还没有形成制度。武则天执政时还出现了武举，由兵部主考。
心态开放、胸襟广博的唐朝在取士时也非常看重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推荐。如王维得到歧王与公主的推荐，白居易给顾况的投诗《赋得原上草》等。其中白居易在公元800年向当时给事中陈京的一封自荐信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白居易在信中向陈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心迹，委婉地表达了希望陈京能力荐自己，至于
10 陈京十分为白居易力荐了，我们无法知道，但白居易于当年果真进士及第。○
宋朝——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整体上，宋代与唐代的科举一样，有常科、制科、武举等，但常科科目比唐朝少了许多，进士科仍最受重视。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宋代科举制度都进行了改革。
（1） 建立了更严密的考试制度。唐及宋初，仅有各州举行的解试及礼部进行
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忠实于朝廷又有能力的人才，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最高一级考试，合格者，无须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同时，还令及第者不许称己为某某门生，称考官为师门，以免形成派系，成为政治毒瘤。宋英宗治平三年，规定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测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南宋以后，进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词的典礼，并赐宴琼苑，故称琼林宴，遂成定制，后代皆仿。
（2） 录取名额增多。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宋代
进士分三等：一等为进士及第，二等为进士出身，三等为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成倍增加，每次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如公元977年，太宗第一次省试人数5300人，取进士190人，诸科270人，十五举以上（即恩科）184人，可谓规模空前，正如唐太宗所言“天
11 下英雄入吾彀中”。○
（3） 建立糊名誊录制度，以防徇私舞弊。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
试实行糊名制。糊名，就是把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后至仁宗时，省试、州试皆实行此制度，但糊名之后，还能依照字迹辨别试卷作者，所以后来又将考生的答卷另外誊录一份，这样，在评判试卷时，不仅不能知道考生姓名，连字迹也无从辨别，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限制，杜绝了考官与其亲人、学生、外界共同作弊的可能，同时，阅卷者都是临时委派且多人同阅，这些对真正选拔人才，公平竞争来说，无疑是彪炳史册的英明之举。
（4） 内容上有了较大变化。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
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但此项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不断变化，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两者兼顾。
北、南宋三百二十年，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朝：中国科举制度的萧条期
元朝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元朝统治是黑暗的，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科举上亦然。如汉人比蒙古人、色目人要多考一场，中举做官者也没蒙古人、色目人优越。自仁宗到顺帝，科举时办时废，共举办16次，所选之人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以四书取士，却是元代所立的先例。
明朝：中国科举制度的最高峰
明代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及科举形式之严密大大超过历代。明代科举可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因在秋季八
明朝科举
清朝270年，科举(三)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利弊研究
田佳懿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由来和发展情况，分析其“取之有序，进之有等”、 “兼用人才，南北并举”和“八股举业，士林标准”等特点，着重阐述了其对士人入仕、区域发展的利弊，提出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带给古今中国教育的启示。【清朝270年，科举】
[关键词] 明朝 科举制度 利弊 教育 启示
1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 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明朝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
[1]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科举制使选拔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
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对清朝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
1.1 科举制度的由来及演变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从禅让制、世袭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的发展演变过程。经过历史的选择，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占据封建社会选官制度主流地位的制度，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在行政领域中对世界的重大贡献。[2]
随着秦汉的统一，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开始主宰中国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以官僚政治为基础的君主独裁制，而中央集权则需要不断强化官僚政治和控制意识形态，其中科举制度是达到人和思想双重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同时又能源源不断通过比较公平和激烈的竞争为官僚队伍提供新鲜血液。[3]
经过汉朝察举制，以及汉魏六朝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探索，在公元605年，隋朝初年诞生了划时代的科举制度。隋唐是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虽然已经实行了严格意义上的考试，但仍保留了察举制的一些遗风，同时还有唐人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创造，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唐人的气度和自信都让新近诞生的科举制度深深地烙上唐人的印记，在科目设置、考场规范和科举与教育等三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
到了宋朝，虽然未能实现真正的大统一，但是两宋经济非常繁荣，文化十分发达，科举考试在各个方面达到了完全成熟。采取了锁院、别头试、弥封、誊录、三级评定等一系列措施，以健全制度，防范作弊，保障公正，整个宋朝所选进士超过其它朝代总和，甚至对于多次应试不中者，从太祖开始赐进士出身，后增加了对超过50岁举子的录取，文人地位之高空前绝后，极大的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成熟。
元朝时代，世袭制扰乱了科举制度的正常推行，其总共举行了16次科考，阻碍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2]
明朝以后，科举制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则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人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1.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在明朝科举制达到鼎盛时期。明朝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即：院试(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童试三年两考，县试由县官主考，府试由知府主持．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这三次考试总称小考或童试．应考者称“童生”。院试考中者称“秀才”(俗称)，正称为“生员”。凡录之生员都送入府州县学。秀才是求取功名的起点，有资格参加下一级乡试了。可身穿蓝衫．头戴银雀顶，清制见县官不跪，免去差役、田赋．也就是不同于布衣百姓了。[1]
乡试考试地点在省城贡院。三年一考．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头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举人在京师会试，考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时科目繁多，考试内容也宽，明算主考算学，道举考老庄道学,进士以诗赋为主。宋代王安石罢诸科，并于进士一科,改考儒家经义，致使经学在科考中越来越重要，这与程朱理学地位的提高是相应的。明代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1，形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2。1 《续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
2 《续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
从此，八股文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或者干脆称之为“八股取士”。[4] 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影响【清朝270年，科举】
2.1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朝，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明朝在它统治的270多年间，三年一试，制度化、规范化地举行乡试90次(录取举人102399人)，举行殿试89次(共取进士24599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明朝总结以往科举考试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改制创新，进一步完善了科举考试的规程，在洪武年间就颁行并实施了明清五百多年奉为“永制”的“科举之式”。
“取之有序，进之有等”， 明朝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
一。到了明朝，进学读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所谓“科举必由学校”，就是必须经由学校之途，才能走向科举之路，换句话说，只有首先成为学校的生员，才有可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科举一律按照乡试、会试和殿试依次递进，所谓“非科举毋得与官”。[5]
“兼用人才，南北并举”， 明朝科举对后世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南北卷制度的正式确立，通俗地说，也就是确定了南北地区录取名额的分配问题。由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事件，朱元璋从政治角度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取士制度，虽然作为政治之本的科举制度，背离了最核心的公平和公正原则，但是对于地区平衡、振奋人心和激励士气等起了极大作用。[6]
“八股举业，士林标准”， 从题目、内容、文章结构、字数等强制考试内容和形式，历代对八股文的嘲讽讥刺、攻讦痛斥。其中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总结出来的七大罪状：一是沉溺滥套，未尝学问；二是渣滓细嚼，毫无滋味；三是依口胡说，重复沓叠；四是即使工巧，并非艺术；五是对于文学，反为阻碍：六是明知无用，聊以求官；七是即有法眼，准则无从。[7]
2.2明朝科举制度的利弊
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大清入关以后，沿用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发展产生及其深刻的影响。
2.2.1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士人入途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明朝时期到达鼎盛，但是中举之路十分漫长，十分艰辛。十年寒窗苫，就为了功成名就。士人进入仕途几乎都要通过科举这一条道路。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者尤数人为之悬梁刺股，耗尽一生心血。
在学生入学方面，根据洪武二年颁布的《立学设科格式》的规定，生员要“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必躬亲相视。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
之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入学。其年至二十之上，愿入学者听。”在明朝，士农工商子弟均可入学，至于生员的入学年龄后来也不局限于十五岁以上，如大学士高谷“甫十岁，乃遣入邑库．即能奋力于学。”成化三年(1467)朝廷颁发的《修明学政十事》中规定：“自今各处提调官，选择子弟年十五、十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由此可见，在生员的选拔上就存种种限制，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女性是没有这些权利的。乡试，在命题、作文、搜检、誊录、校文、复核等方面设立了严格的制度，基本保证了考试的公正。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而举人要当宫，难度很大，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还是不能考过，就可以去吏部注册，一般要过几年，有的甚至要等十几年，等到现任官员退休或死亡后，有了空缺，这些举人就有官做了。而挑选的举人除了看背景就是看长相了，这叫做“大挑”。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就很可能落选了。而且，举人能做的官的官阶是很低的，只能够保证衣食无忧。中了举人之后，想更进一步，就要通过会试。会试，不仅竞争激烈，而且考试条件差。在殿试过程中，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具有好的心理素质，最后听天由命。[8]
由此，明朝的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整个士人阶层把中举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追求，把读书作为追求功名的惟一方式。许多读书人一生经营于此，皓首穷经，唐朝诗人赵嘏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就是对此的最形象的说明。
历经宋、元四百余年的发展之后，明代的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和钳制手段更为多样。朱元璋在洪武三年的诏书中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3然而，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只把四书和朱子的注疏作为科考的惟一范围，而且谨依此一范围而不能有任何发挥和创造，对人才德艺的衡量仅凭一篇死板无用的八股制艺，势必让才情平庸者，靠吹牛拍马、“夤缘阿附”者，采取卑鄙手段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往往成为科场之中的常胜将军。而有才学之士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社会的认可，这就决定了他们科举之路的崎岖艰难。很多学子呕心沥血，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科举成为这些读书人的严重心病。[9]
2.2.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明朝采用科举制度，而且实行南北榜，对于许多经济落后和发达地区产生了不同影响。
在地理偏僻、经济落后的徽州地区，徽州人是南迁的皇族后裔，为了繁荣家3 张廷玉．明史：卷七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95页
族，以考取科举为第一途径，取得了骄人的科举的成绩。许多大族不仅子弟及第者数量多，而且世代相接，连绵不断。[10]如歙县洪氏宗族“子孙藩盛数千指，成习诗书，敦礼让，登名仕版者相望。”4绩溪程氏“世有宦业诗书于官府”5。歙县棠樾鲍氏“尤以儒名，累叶相承。”6据《沙溪集略》7统计，仅歙县沙溪凌氏一族，有明一代，就产生了21名进士，57名举人，44名国学生，90名郡邑庠生和44名贡监生。徽州宗族科举业绩也带动了整个徽州科举的繁盛，从而造就了登峰造极的徽州文化。
在山重水复的江西吉安，书院发展十分繁荣，明朝一代吉安进士及第就有994名，占江西三千进士的三分之一。景泰年间江西籍大学士陈循对英宗是如此述及的：“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言，吉安府又独盛。”8这些虽然是粗略的数据，但同样足以说明明朝江西书院数量之多及书院教育之发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而进士名额之多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书院教育的发达与科举是密不可分、共同繁荣的，即得益于明朝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11]
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下，与宋朝时期相比，三峡地区教育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密集区、二点状的分布格局，即以巴县、长寿、涪州三地为密集区和以忠州、夷陵州为二点状分布的科举人才分布区，教育重心在重庆府治巴县。这不仅得益于自身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更主要在于朝廷公平选拔人才，大力推广科举制度，使得巴蜀地区的文化教育不断繁荣。[12]
而在我们绍兴，文化教育更加兴兴向荣。有的是哲学家兼文学家，如王守仁、刘宗周等；有的是书法家兼文学家，如徐渭、陈洪绶等；有的是戏曲家兼文学家，如史盘、孟称舜等。明代小品文大家钱宰、王思任、张岱、祁彪佳均出自绍兴。还有些作家，他们或者是官位显赫、名震全国的高官大儒，或者是悠然乡居的文人雅士，或者两者同时具备。这一切形成了绍兴府作家的群体特色和创作特色。同样，在经济繁华的基础上，得益于科举制度的盛行。[13]
基于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区域发展呈现均衡发展，使得人才选拔更加公正和公平，但在明朝的不同时期，科举制度执行率不同，导致朝代各个时期的兴衰。 3 明朝科举制度的启示
明朝科举制度的核心是公平与公正原则，但是它本身是统治阶级维持权利和统治的产物，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遏制了人才多样化和社会多4 《白云集》卷5《洪氏宗谱序》
5 《篁墩文集》卷13《世肖坊记》
6 《鲍氏诵先录》第1册《鲍氏遗笔记》
7 《沙溪集略》卷3
8 转引自陈小强、陈小芒：《江西书院文化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11 月总25卷第11期
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270年，科举(四)
[篇一:清代的科举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清朝科举制度。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
清代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科举，也就是“分科举士”。
在中国历史上，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学政一职详下文)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三、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四、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五、清代科举制度的得失
有清一代，不断有人对当时实行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从今天的观点看，清代科举制度可以说存在以下弊病:
其一，考试内容陈旧，引导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清末维新派曾批评说，有人甚至中了进士都不知道汉武帝、范仲淹是谁。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往往以毕生精力读经，而对各种有裨实用的知识无心关注，无暇学习。顾炎武曾说明代士子平日只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读，“有一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认为没有出息。许多士子皓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到了列强环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其二，士人受到严酷的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参试、做官是士人谋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惟一途径，因此，在各级考试中中式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为此，科举士人往往数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取功名，但最终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式。在年复一年的各级考试中，士子须忍受各种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参考士子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及到榜发，中式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喜而至于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其三，使得士人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所以选士“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然而在科举制度下，却养了一大群科举士人，致使朝廷无法安置，他们自己也“无以自存”，必然导致国家“为乱为贫为弱”。严复还说明，在西方国家读书识字是国民所必具的基本素质，而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然而在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使得士成为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也正是如此，科举士人在清代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下拜，举人、进士甚至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生员穿戴象征自己身份的衣冠，荣耀乡里，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的事情时有发生。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钳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们同封建王朝的命运连在一起，使得他们只能在为皇帝卖命的过程中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成为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异己力量。
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进士们从考场缀行而出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清代国家选官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此外还有军功、捐纳等途径，但惟有进士、举贡为正途，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的笼络束缚作用也就更加严重。在清代近270年的历史上，举人、进士反叛朝廷者几乎没有。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很难正常履行知识分子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通过科举考试，士人还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式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录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自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今天回首来看科举制度，也可以发现它的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它为社会树立了尊重文化知识的价值取向。在科举制度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倾向固然不可取，但它反对“读书无用”的痞子哲学，引导人们学习书本知识，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稍具经济能力的农工商子弟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官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低层社会人士因此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进入中上层社会。这种社会纵向流动渠道的畅通是吸收民间人才参与国家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清代科举制度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
第三，作为官员资格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在吸收借鉴明清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立法制化的公务员制度，清代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平等精神和某些具体做法，仍有借鉴意义。
[篇二:清代科举制度形式]
科举考试发展到明清两朝，已日臻完善，不过与此也益发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而这一切也最终结束了它千余年的历史。
进士科考试是明清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共分为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不过，在此之前，读书人必须通过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在清朝，县试多在二月举行，而府试则在八月。
院试作为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三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
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也就是丑，辰，未，戌年。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命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清朝新录取的贡士，在殿试之殿试前还必须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等，这个等级对于以后授予官职有很重要的关系。殿试在四月份举行，命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
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考中称为“甲榜”。按照清朝制度规定，殿试以后还要进行一次考试，叫“朝考”。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
[篇三:清代的科举制度]
十多年前，笔者花3000元从河西走廊一家古玩店购得一份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文科殿试册。此册是用白宣纸精制而成，卷长233厘米，卷首注有考生履历、家庭背景和礼部弥封印，骑缝处有朱红玺印，并有毛笔书写的“礼字第捌拾伍号”。册中为策文，即正式答卷。册底有8位阅卷官姓氏和阅卷后的圈号。从册首履历看，是广东省肇庆府开平县司徒煦参加殿试时的答卷。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三级进行，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在各省城设有“贡院”的地方进行。每三年一科，考试日期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至十五日，称为“正科”。遇有新君登极、寿诞庆典而特诏举行的，称为“恩科”。在清代，凡是在地方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者和中央国子监贡监生出身者均可参加乡试。乡试考中正榜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是由中央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会考，在乡试中获得举人资质者，才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三月。会试中榜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历代也是清代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会试中获得贡士资质者再行考核。清代殿试在会试后的四月举行。殿试的地点，清初在天安门外，以后改在保和殿。评阅殿试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清初为14人，以后减为8人。殿试的内容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拟出策问考题，密封后送皇帝圈定。考生答写殿试册，有固定格式。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笔者收藏的这份殿试册在册首写道:“应殿试举人臣司徒煦，年贰拾玖岁，广东肇庆府开平县人，由例贡生应道光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道光拾叁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包开具于后———三代:曾祖德音、祖浚明、父修。”册中的对策开头要书写“臣对臣闻”字样，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文尾必须用“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字样。答题不限字数，但最短者不得少于千字。
经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称为鼎甲，只限三人，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三甲若干名。司徒煦这份考卷，用工整娟秀的楷书书写88行，1914个字，回答了道光宣宗皇帝关于用人治国保邦的策问，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放到四川省石泉县(现北川县)任县令，官至陕西潼川府同知，正五品。
进士既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又是跻身政界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起点。进士即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天下士人自垂髫启蒙开始，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寒窗苦读，经县、府、院试成为秀才，经乡试成为举人，再经会试成为贡士，经殿试成为进士。经此层层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人已为数不多，可谓人中之杰，笔者收藏的这件殿试册也算文中之粹了，因此很具史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如今，流散在民间能保存至今的殿试册已是凤毛麟角。在10年前的拍卖市场上，清代的殿试册仅拍万元左右，如今已涨到5万元以上了，而且很难求到。
[篇四:论清代科举考试]
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士人采取优惠政策自古就有。在汉朝察举制时代，统治者在各地举额的分配上就曾对边疆地区的士人给予照顾。清代科举考试对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考生的优惠政策更具体、更详细。
一、科举考试中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
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立八旗科举以照顾满族、蒙古族的考生，此外又设翻译科用以选拔满族官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考生的考试权利，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一)八旗科举和翻译科
清朝的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部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教育不断发展以及选拔满族官员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满洲的科举考试。顺治八年(1651)时，统治者专为八旗子弟设立一套科举制度。[1]满洲、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均享受优惠政策。顺治九年八旗开始参加会试。“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2]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满族与蒙古族的进士列一榜，汉人与汉军八旗的进士列一榜，以照顾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八旗乡试，康熙八年的时候“，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3]。康熙九年满、蒙编满字号，汉军编合字号，与汉人一同参加会试。八旗科举的乡试取中名额也有规定，“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二。”[4]。康熙八年的时候“，满、蒙取十名，汉军取十名”；乾隆九年的时候，“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二十”；同治年间“，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5]。八旗会试的取中名额，开始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的时候，满蒙、汉军“各中四名”；后来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6]八旗科举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是为了维护满清贵族的统治，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看，满族、蒙古族是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文化基础非常薄弱，识文断字的人不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倾斜政策有利于满蒙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是教育公平的体现，是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除了八旗科举外，满洲八旗子弟还可以参加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翻译科考试“，雍正八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7]。翻译科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两种。翻译科的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三级，“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12]，所以没有殿试。翻译科的设置有利于保存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有利于促进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清初，满族和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汉族，如果不考虑文化发展水平只强调“凭才取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将不利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八旗科举和翻译科的设立，保存了少数民族文化，提高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此外，翻译科的设立也使蒙古族、满族的文化得以流传，少数民族的文化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保障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权利的措施
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满族和蒙古族实行倾斜政策，对其它少数民族也尽量采取优惠政策，以带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在乡试中，“湖南的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保靖县苗疆，嘉庆十二年编边字号，应试士子至三十人取中一人，苗生数至五十人，编田字号取中一名”[8]。为了保障苗族考生的礼仪，规定如果苗族考生人数达到50人，就另外编号取一名。前面已经提到，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乡试中也另编字号保证这些地区的考生中人数。在童试中，出现冒籍考试进而挤占少数民族指标的现象，为此清政府采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考生的权利。如为了防止湖南考生冒考瑶籍，湖南的学政钱沣建议童生考试前要查明“实居瑶地，确有户族田庐科凭”，还要“取具瑶头，瑶总甘结”，然后才可以参加考生[9]；清政府在顺天府的童试中实行的审音制度以照顾少数民族的土司子弟入学等[10]。清政府为了维护少数民族考生的利益，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其取中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的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而考中举人、进士，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也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实现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科举考试中对边远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
清代，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日趋走向完善，不管文举还是武举，都实行分省定额，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而实行明通榜，并对参加会试的边远地区考生发放路费等。
(一)乡试中举人取中的的分省定额
明朝的举人名额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制，清代乡试沿用明制，也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但是名额的划分比明朝更为详细、更具体。
在清代，各省乡试的名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11]。为了照顾边远落后地区的考生，在省内专门划出一定的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考生。如顺治二年在陕西省内另编丁字号取宁夏两名、编聿字号取甘肃二名；康熙三十六年将隶属陕西的凉州、西宁编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编聿右字号，各取一名；雍正八年为隶属陕西的榆林等地编木字号取一名；乾隆三十六年将凉州归为通省卷内，甘州、西宁编聿左号，肃州、安昌、乌鲁木齐等编聿右号，各取一名。光绪元年陕西和甘肃分开，陕西取41名，甘肃取30名。康熙二十六年在福建省为台湾考生另设台字号，后改为至字号。[12]虽然为这些边远落后地区划定的录取名额较少，但是毕竟还是以硬性的政策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参加会试进而考中进士。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水平也滞后。如此详细、具体的分省定额可以避免遗漏这些地区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有利于发展边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缩小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的距离，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章来自:
(二)会试中的分省定额
分南北中三卷考试是在明朝宣德元年(1427)正式形成，其中南卷取中人数占55%，北卷为35%，中卷为10%。[13]清朝初年，会试沿用明代的南北分卷考试制度，以文取人，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顺治九年(1652)改会试为南北中分卷考试，康熙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发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4]各省依据报考人数确定录取名额“，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15]。表1显示，明朝嘉靖五年时录取的301名进士中，中部考区内的四川为15人，而广西只有3人，贵州仅1人；从比例上来说，四川的考中进士人数分别是广西、贵州的5倍、15倍；在南部考区和北部考区内也存在录取人数相差较大的情况。表2是顺治九年(1652)的进士(不包括顺治九年策试满洲八旗进士)籍贯统计，南部考区内的浙江、江苏的分别为47、65人，广东3人；浙江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15倍，江苏的进士人数是广东的22倍；在中部考区内，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四个省为0，这对这些地区的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同时也不利于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可见，南北中分卷录取并没有考虑到南部考区、北部的考区和中部考区内部的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大考区内各省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同一个考区内，也会因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录取人数的不均，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很难考中进士。
实行分省取中定额后，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少来确定该省进士录取人数。由于各省大小不一，所取中的进士名额也不同，多则30至20余名，少则10余人或数人，[16]但边远落后地区不会再出现零进士的现象。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考虑到了区域发展的内部差异，以固定的名额确保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文人考中进士，使得这些地区的优秀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中进士进入上层社会。有人对明清两代的几个省份进士取中数额进行了统计，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边远落后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辽东地区清代的进士取中数额与明代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浙江、江西、福建等发达地区在明代的进士取中数额较多，而在清代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很明显，清代的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营造了积极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激发平民百姓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加速了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地域间人文教育水平的差距”[17]，有利于实现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和谐发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清朝270年，科举(五)
[篇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简介]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篇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详解]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1904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历史发展与演变]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qiāng、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
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考试主要是八股文模式。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也有时事问题，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模式，八股文模式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模式上，只有八股模式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科举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入内作弊、三是请人代考。
▲贿买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其间，数百名举人在清兵夹带下赴北京重考。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有人认为这是清初严厉惩治科考作弊的具体举措，也有人认为这是初入中原的清朝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夹带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传卷或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亲王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代考
代考在唐朝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没有被完全杜绝。例如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qiāng手”，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获得中举。
[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qiāng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并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中国以外的科举制度]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设立科举制度。
▲越南
越南的科举制度，始自于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举制度最晚废除的国家。
越南的科举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的科举制一共只举行四次，人数也较少，未产生较大影响。其后陈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时，再度实行科举，其施行方式，是设立太学，由太学生参与考试，来取得进士资格。其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陈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创立进士科，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士考试。
后黎朝时，进一步模仿中国明清的科举制度。明太祖洪武三年，曾允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通过之后，到南京参加会试，之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又一度将安南收入版图，这些都促成中国科举制对其后的黎朝越南重大的影响，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考试方式，以及黎朝裕宗(1705年-1729年)时设立武举。其后阮朝的明命十年(1832年)进一步引进八股文模式为主要的考试内容，此外，黎朝和阮朝都有成立与明清时贡院类似的专门考试场所。
▲朝鲜
朝鲜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光宗9年(985年)，并到朝鲜时期才正式实施。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00多年。朝鲜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文科、武科及杂科(易学科、医科、阴阳科、律科)。每三年举行一次“式年试”，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该试再分成成均馆儒生参加的“谒圣试”和在昌景宫举行的由官员参加的“春塘大试”。
朝鲜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大臣。科举考试是成为两班文武的必由之路，名义上平民也可以参加，但事实上主要被两班子弟垄断，尤其是文、武两科。
杂科中的医科考试会在汉阳举行，一般每五年一次，目的是要补充内医院的大夫空缺，假如五年内没有空缺，便不会举行。医科考有关“内景”﹝内科)、“外形”﹝外科﹞、“杂病”、“汤液”﹝药学﹞、“针灸”等五科的知识。
▲日本
日本在8、9世纪时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其中以秀才科为盛。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并且也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
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江户时代贡举已经绝迹。
[科举名衔称谓一览]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举主与门生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后，进士由御前殿试取录，进士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同时亦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举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秀才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须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肆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