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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要求。
“一大”选举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把会议的精神带回了国内。“二大”正是党在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召开的。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个纲领作为党的最高纲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何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确定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党的第一个纲领对此没有给予解决。
鉴于党的“一大”曾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只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进行讨论。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张国焘作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施存统作了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宣言实际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党的“二大”这样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进行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经历了无数次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哪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正面提出这一政治主张，从而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一年，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它说明，只有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共历届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 瞿秋白、 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对这一策略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在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并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及当地的革命运动。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与其联合，共同进行斗争。马林并为此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而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则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但反对加入国民党。党的“二大”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能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于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作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进一步作了肯定。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将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马林、陈独秀等人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谭平山、罗章龙、朱少连、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邓培、徐梅坤、张连光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周恩来、彭述之、李立三、罗章龙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者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低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得到发展，革命军队因黄埔军校的创办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后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有关的报告或发言。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次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和回答，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通过的文件指出：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不是以附属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和目的参加的。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还幼稚，但因为它最受压迫，所以最有革命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
大会还在总结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针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有5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最后，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李大钊、谭平山、李维汉、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5人为候补委员。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阐述，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等29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等11名候补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此外，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1927年，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下，革命形势发展迅猛的关键时刻，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叛变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致使同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蒋介石，在全国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政权。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选举了临时中央局，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9月初，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第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第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第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第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第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第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第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第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大会指出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以及关于党纲、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叶开寅、张昆弟为候补委员。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历届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 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正式召开之前，党曾在多方面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大会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大会完全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中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同时，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
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的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但是，八大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1973年5月20日—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名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大会的议程是：(1)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十大党章保留了九大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条文部分改得不多。总纲中只取消了有关林彪的论述和林彪的论点。值得指出的是，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的新发展，主要是充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大会最后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毕竟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
大会共有3项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为此，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8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3年内大见成效。
叶剑英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8个方面做了说明。报告强调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出党章写进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容的重要意义。
大会经过分组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
邓小平为大会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时间:1982年9月1---11日
地点:北京
出席大会1690人(其中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约3900万名党员。
大会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大会是在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又经历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召开的。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同时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十二大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 里 习仲勋 王 震 韦国清 乌兰夫 方 毅邓小平 邓颖超(女) 叶剑英 李先念李德生 杨尚昆 杨得志 余秋里 宋任穷 张廷发 陈 云 赵紫阳 胡乔木 胡耀邦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 真 廖承志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姚依林 秦基伟 陈慕华(女)
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 叶剑英 邓小平 赵紫阳 李先念 陈 云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 里 习仲勋 邓力群 杨 勇 余秋里 谷 牧 陈丕显 胡启立 姚依林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按得票多少为序)
乔 石 郝建秀(女)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中共历届代表大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臻 杨尚昆(常务副主席)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
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薄一波 许世友 谭震林 李维汉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陈 云(第一书记) 黄克诚(第二书记) 王鹤寿(常务书记)王从吾 韩 光李 昌马国瑞 韩天石
注：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400多名采访了大会。这些，在此前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均属首次。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以来，九年时间，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指引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而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以经济建设尤为突出。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过去的九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 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它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继续发展这种良好的局面和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十三大。
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和审查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报告;(3)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4)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5)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新一届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7个部分：(1)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3)关于经济发展战略;(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5)关于政治体制改革;(6)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7)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如下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并且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根据这个理论，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改。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精辟的理论阐释。据此，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此外，报告还规定了6个方面的长远性指导方针。
赵紫阳主持了大会闭幕式。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还首次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69人组成的中纪委。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第十四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89人(出席开幕式1965人)，特邀(1927年以前入党，并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代表46人(出席开幕式35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
此外，不是十四大代表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不是十四大代表或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307人列席了这次大会。大会还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在京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139人，作为来宾列席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揭开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14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了一番还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后的5年里，我们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验。在这5年里，我党遇到了国民经济在加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遇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还遇到了国际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正是在这种尖锐、复杂的矛盾面前，我们党坚定沉着，作出一系列重大而正确的决策，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我国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和审查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书面);(3)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书面);(4)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5)选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6)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鹏同志主持大会开幕式。
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分为4部分：(1)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2)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3)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4)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指出，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江泽民还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性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和战略部署。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十四大对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决定将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增长8%至9%。十四大还对加快经济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必须努力实现的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第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并将这一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党的基本路线写进了党章。
江泽民同志主持了大会闭幕式。
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89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30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中共第十五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2074人)，代表了全党5800多万党员。此外，不是十五大代表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十五大代表或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的同志296人列席了这次大会。大会还邀请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在京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140位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五年前，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各项重要决策，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使我们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新的考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加速构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党的建设、廉政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大加强。文化、科技、教育事业取得新的成绩。军队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国防更加巩固。外交工作成绩卓著，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正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欣欣向荣，展现出更加光明前景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大会的议程是：(1)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3)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4)选举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5)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鹏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该报告共分10部分：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他强调，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江泽民在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论述。他指出，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指出，实现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他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
江泽民同志主持了大会闭幕式并讲了话。大会批准了江泽民同志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3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51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5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和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2114名、特邀代表40名(共2154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2134人)，代表了全党6600多万党员。
根据中央规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增加了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和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这是中央企业系统和中央金融系统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十五大的36个代表团相比，十六大的代表团增加到38个。
此外，不是十六大代表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十六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不是十六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共284人列席了这次大会。大会还邀请了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在京的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共152人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大会的议程为：(1)听取和审查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3)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4)选举十六届中央委员会;(5)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鹏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七、国防和军队建设;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江泽民同志主持大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198名委员、15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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