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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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回汉唐(1)

  在中国,有着许多提到这个名词时都能一一对应的令人激动的传统,那些像天空星辰一样美丽的城市,可是,在市场经济包围下的今天,再来历数一下这些美丽的传说却成了一件耻辱: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已不复存在;荆州古城早已面目全非;有着水乡、桥乡、酒乡、兰台的绍兴早已不古;遵义城换了新颜;安阳开通了大马路;徐州拆光了成片的老民居;福州的三坊七巷被彻底破坏;西安旧城全部被淹没;襄樊千年古墙一夜被毁;济南标志性建筑的老火车站也已被夷为平地;而宁波也早消失于闪着刺目的马赛克光芒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中……

  一种集体记忆被戛然中止了,我们背叛自己的历史,我们离可以信赖并依靠的木头已越来越远,而从头到尾地回溯起中国人的生活历史,让人不禁怀想起汉唐盛世。

  回到汉唐历史,我们几乎立刻就被一种恢宏气度所震慑,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寻找一种自信,那应是一种上接九天、下揽五洋的民族精神与力量,西安长安、扬州荆州益州、安阳洛阳、黄鹤楼滕王阁……随便例举一城一地,都可挑出它可震古铄今的建筑奇观,那些不死的木头,那些瑰丽的想象,原本就驻留于我们心上的,我们毫不怀疑,即使是这些古城还维持着当年十分之一的状貌,也足令世人惊骇不已。在那些时代,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百姓乐业,建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表达或承载内心富足与圆融的最好载体,天下唯我,大地伴生,建筑正是最好的内心世界表达的载体,宏阔敞亮、飞檐斗拱,是为形神,一砖一瓦,龙虫并雕,是其内囊,大建筑、大木作、大气概、大境界、大自然……

  历史是回不去的,能回去的只有一种精神,在汉代,神话与历史,交织成现实的琳琅满目的世界,散发着夺人心魄的气势与古拙。汤用彤先生总结说:汉代哲学是宇宙论,魏晋玄学是本体论。是的,从汉代开始,哲学上的代表人物及著述,如《淮南子》、纬书、刘歆、扬雄、王充、王符等,都充满了探究宇宙生成,试图以气贯通万物的执着。汉代延伸到后来,钱穆先生又总结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世说新语》一则故事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魏晋时代培养了中国人的“任性不羁”、“任达不拘”、“放情肆志”,在这种时代思潮之中,个体的人率性自然地活着,就是一个艺术化了的主体,一个审美的主体。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人格的另一条线索,自庄子拒斥儒家道德本质主义及其价值观,努力地通过自己的审美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奋扬出一个全新的精神形态,并藉着回归自然“齐物”,将世俗的人会通于自然而与之亲和,以作“逍遥”的纯粹审美,然后,就等到了魏晋个性时代的到来,玄学由对自然和人的观照,渐渐又向禅宗美学开始进发。

  这本是一条多么让人期待的前路。禅宗仿佛是开启唐代的一把奇特的钥匙,个性继续弘扬,美学上产生了后世最为著名的“意境”。这意境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是对境的空观,而且,这种境,往往都是自然,也就是“同自然之妙有”,“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其目的都是“度物象而取其真”,“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是,宋朝来了,理学立刻就将很多条道都堵死了。

  梦回汉唐(2)

  汉代和唐代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汉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而唐朝则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汉朝和唐朝时文治武功及国际声望较强盛,故将它们两朝出现的盛世统称为汉唐盛世。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

  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梦回汉唐(3)

  一、汉唐文化精神的含义

  关于文化的含义,古今中外众说纷纭。《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比对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汉唐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精神,是指汉唐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其中具体来说,包括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交通变化、天文地理方面的新发现和革新后的法规制度以及诸类人文艺术等。

  这一切无不塑造了和体现着汉唐文化的精神。精神作为环境与人交互的产物,在汉唐的文化孕育下,汉唐文化精神无不彰显着强盛时代所特有的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精神风貌。

  二、汉唐文化精神的表征

  汉唐文化有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共同特质——博大。在这博大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华夏儿女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有威武神明地指点江山的汉帝唐宗;有“心中有丘壑,笔底起波澜”的文人雅士;也有或驰骋沙场或孤守边关的兵将;还有技艺精湛的工匠;更有身负国税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农人。“九层之台起于垒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汉唐文化精神正是在前代的有利基础和当时的国人的努力下崛起于东亚热土之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物质文化方面,汉唐文化精神的基础是百姓的勤劳与智慧。中国古代无论疆域如何广阔,国力如何雄厚,都始终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作为衣食父母的土地是作重要的无论是对于整个国家和所有的百姓都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汉唐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关乎一个国家的基石。而汉唐在农业方面都较前朝有长足的进步,如:汉代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铁农具的革新与推广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到唐代农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犁耕技术方面出现了曲辕犁。

  此外,唐代还发明创造了连筒、筒车、水轮等一系列新灌溉工具,还出现了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这些农业设施的改进在现代人眼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这在农业发展史上都是技术性的飞跃,大大地提高了农业耕作效率。尤其是在饱经战乱的人民在朝代之初休养生息之后以极大的积极性投入生产中。元结云:“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①”。集中体现了汉唐时期农民的勤劳与智慧。

  在制度方面,破旧立新的革新精神是为汉唐文明灿烂助力。汉唐也都对前代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这是就汉初的基本制度而言的,并不是照办秦制。事实上 ,汉之与秦,是有因有革的,即使在刘邦立国之初,戎马倥偬之际,也并不是全袭秦制;后世诸帝也各因时变,而秦始皇所定各项制度因此才得到发展完善②。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因袭和巩固,三公九卿官制的变化,刺史一职的设立以及察觉和征召的人才选拔方式等等。而唐朝最为有名的科举制度也是在隋炀帝设定的基础上完善的。展现了汉唐时期

  在科技文化上,汉唐人不满足于因循守旧,大胆的探索、创新,这种革新精神是的这个时代的勇敢者们在一次次的失败后推动历史向前飞跃。具体来说,技艺方面,东汉蔡伦改进了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工具。到了唐代四大发明都已展现在了世人面前。马克思评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这一千多年前的四大发明时至今日还是国人的荣光。另外,漆工艺、造船技术、冶铸、纺织、染色、制陶、制瓷等技艺都有很大的改进和突破。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证明了汉代套染技术的先进,而唐代也出现了工镂板印花法。是玄宗的一位妃子名为刘氏,封为婕妤她的妹妹嫁给赵氏,后发明了用工镂板刻出杂花图案,然后加色印于布位上,制成了花纹生动、美丽的新款式布样。初仅流于宫中,后印法为外界所知,社会上多效尤,渐为推广,形成了独特的印花法,为士民所爱③。时代的自由无形中解放着人们的思想。

  天文历法上,汉代制订了《太初历》。《九章算术》。且《淮南子》上有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以及《汉书五行志》上有最早最明确的彗星记录。

  医学上,汉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唐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医学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文明进步性。

  人文艺术思想上,儒释道三家各为一家,思想自由、包容性强。汉赋汪洋恣肆、气贯长虹;唐诗挥毫泼墨、指点江山。汉代有千古绝的唱司马迁《史记》,别样精彩的班固的《汉书》,唐朝更是毫不逊色的为后人留下万首韵诗。汉有《太初历》唐有《大衍历》。汉唐之初都以《老子》为理论基础,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唐形成儒释道三家鼎力的思想格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自由、开阔在这里崭露无遗。

  对外格局上,更显汉唐兼容并蓄、宏大威武的精神气魄。汉唐之初和每一个新政权一样内忧外患。统治者采用征伐与和亲相结合的方法。汉初在武帝之前,对匈奴采取防御办法,派汉家公主和亲,又是与于匈奴互市,但这均不能杜绝匈奴的侵扰。武帝时期开始征伐匈奴但也未彻底解除匈奴对边关的侵扰,却为汉宣帝时匈奴单于的投降奠定了基础。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丝绸之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唐朝初年北方单于多次骚扰边境、攻城略地。直到唐太宗统治后期时才大败劼利,呼和邪单于归顺大唐,后文成公主入藏,局势全面稳定。丝绸之路的以绵延千里。

  除了和匈奴的交流摩擦外,汉唐对外更多的是表现为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是和大月氏建立邦交关系与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更是使得东亚和西亚的以交通和互市贸易。除了丝绸之路所连接的西亚国家,在东方汉唐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密切往来。。一时间,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体现了汉唐人锐意进取的时代风貌。

  汉唐的建筑物颜色儒雅,风格简约大气。汉代的瓦当,唐代的宫殿,无不体现着这种风格。

  社会风俗习惯上,汉唐时代有很强的开放性,大量的引入食材、物种和器物,唐朝时胡服、胡乐、胡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中原人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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