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治国之道--从黄老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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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治国之道--从黄老思想的(1)

　　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诚在孔学堂开讲题为《寻找治国之道—从黄老思想的兴盛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的讲座，对汉代治国之道的变迁做了详细讲解，并阐述了背后的文化思想及对后世的启示及意义。

　　汉代文化有重要地位

　　有据可查的中华历史近五千年，为何要选择汉代作为研究对象呢?自然，这是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难以比拟的重要性。黄诚解释说，从时间维度看，汉代共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其他很多朝代不可比拟的;就空间维度而言，汉代版图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疆域可谓空前辽阔，即便是处于苗蛮之地的西南贵州，也属于汉代的势力范围;就思想维度来说，汉代文化璀璨，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别地，这时期贵州产生了舍人、盛览、尹珍三个代表性人物，可谓是贵州文化的拓荒者。

　　黄诚说，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立国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汉代虽经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秦王朝立国较短，故思想深处仍有百家遗风，因此经学、儒学、道学(教)、巫术(蛊)共同发展，多元思想文化盛行。“众所周知，汉初风行黄老之术，为什么呢?”他解释，经过秦末的战火，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此需要休养生息，因此选择了倡导“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所谓黄老之术，即是皇帝和老子的学说，包括《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及《老子》。

　　寻找治国之道--从黄老思想的(2)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为文化学术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又使文化学术受到严重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连国家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文化学术再次受到破坏。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的职掌是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坑儒事件使博士、儒生受到打击。有些博士、儒生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等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五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做“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乐于称说黄老之言。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的代表作。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

　　寻找治国之道--从黄老思想的(3)

　　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封建国家得以巩固。然而在思想上，当时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这势必影响政治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少志高的汉武帝刘彻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汉武帝问道：传说中的五帝三王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康乐。然而圣王殁后，大道衰微，世道绝落。五百年来，虽有无数志士仁人欲法先王之道，救世于危乱之中，然终不能得。这社会到底还有无出路，如何是好?万端感慨，化作如下疑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问题重重，但汉武帝并不让儒生们就事论事，而是要找出一个根本性的答案，而且要言简意赅，即所谓“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在元光五年(前130)的策问中，这重重疑虑简作五问：“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公孙弘传》)至此，汉武帝策问的主题已经昭然于世：国家政治是由什么主宰的?这个最高的主宰与政治的盛衰是什么关系?这是命题策问，对应答的要求很明确：要论证这个最高意志的存在，而决不是否定它。当时前去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公孙弘不过是其中之二而已。思想的一统是政治要求和政治选择。不是李斯造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也不是董仲舒造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恰恰相反，是特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了李斯和董仲舒，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利用了李斯和董仲舒。儒术之兴是社会的需要，反映了一种文化倾向和政治倾向。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国家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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