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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2014111783 周创 会计学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常在思考，人们一直都处在生活的状态中，那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生活？ 有的人总是很忙。举个例子，学霸和工作狂。用好听的话说，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努力提升自我，更好地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但其实，他们把自己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中。如我直言，我认为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都不能说没有意义，是非常没有意义。 有的人总是很闲。经常能在网上看见哪个哪个富二代、官二代又在炫富，真是让人受不了。他们每天都那么闲，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单纯的享乐而缺少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也没有生活的意义。【哲学,文章】
在我看来，生活的意义可以用一个成语概括——劳逸结合。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也创造生活。劳动人民永远是最伟大的，缺乏劳动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毋庸置疑，我说的劳动既包含体力劳动，又包含脑力劳动。别忘了有时候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辛苦。但是，我必须要批判那些只顾劳动的人。只有劳动，人会身心俱疲；只有劳动，人会精神崩溃；只有劳动；人会不堪一击。逸，这个字也是不能缺少的。逸，包括睡觉、吃饭、游戏、锻炼等等。人是高级动物，是能做出独立思考的高级动物。可以想一想，只有劳，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只会学习，只会工作的机器。只有逸，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只图享乐，只图安逸的社会渣滓。
谈到生活的意义，还是绕不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就是——为解放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做的。我也会为之努力的！
(周一晚)
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
郦全民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哲学,文章】
近年来，知识、理性和行动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前沿课题。这项研究的升温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日益不确定的环境和未来时，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行动和把握自己前途的愿望，而采用多学科整合研究的方式，则有利于将这些传统上主要由哲学研究的问题引向深入和具体，从而获得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答案。目前，涉及这项研究的学科主要包括哲学中的认识论和心智哲学、逻辑学、对策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经济学等，并且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公开发表。①
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这项研究中，一个学术上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却几乎被所有研究者忽视，那就是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往的研究者并未意识到或不承认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因而在考察知识、理性与行动的关系时通常笼统地用常识来代表所有知识。然而，科学知识与常识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或具有共性，但前者并非是后者的简单延伸，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超越于后者。结果，与常识相比，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新的特性。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有人试图仅仅运用常识来达到一个深奥的科学目标时，他的行动将不会是理性的；与此相对照，在个人的日常行动中，如果只需凭借常识就足以达到目标，而有人却偏偏要用复杂
的科学理论，则他的行动也就不那么理性了。由此引出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在什么条件下，一个行动者基于科学知识的行动是理性的？笔者将主要从哲学的视角就这一问题作些探究。
一 基于知识的理性行动
探究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首先需对其中所涉及的知识、行动和理性等概念进行必要的阐释和界定。
传统上，知识被定义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即，“一个人知道某事P，当且仅当(1)她相信它，(2)它是真的，并且(3)她的信念得到辩护”。②而在当代认识论中，这个定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废弃。拒绝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哲学家盖梯尔(E. Gettie)所提供的反例表明，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信念并不一定就是知识。③常识也告诉我们，知道什么与相信什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个人可以知道某个信念，但并不相信它，反之亦然。例如，我知道“人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堂或下地狱”，但我并不相信它，而我可以相信“存在着外星生命”，但却并不知道。因此，用信念来定义知识并不恰当。拒绝上述定义的另一个理由是，将知识仅仅理解为命题性信念显得过于狭窄。事实上，对于一个认知者或行动者来说，获取技能性知识和亲知同样必要甚至更为基本。④
鉴于运用信念和真等概念定义知识遇到的困难以及单纯考虑命题性知识的局限，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阐释知识概念。一条可行的进路是将知识与认知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因为动态地看，知识恰是认知过程的产物。当我们知觉、思考、操作或评价某个对象时，我们就
在从事认知活动。在活动中，我们获得所探询对象的信息或形成关于对象的观念和身体图式，而这些信息、观念和图式可统称为知识。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知识既可为真也可为错，既包括经验技能也包括理论假设，从而更符合人们对知识的直觉，同时亦可克服将知识仅看作命题性信念的局限。以下，笔者将从这种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知识概念。
虽然每个人每天都在展开各种各样的行动，但要给“行动”概念一个恰当的定义或给出合适的阐释却并不容易。直观上，行动就是指一个人有意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所实施的动作是无意的，比如打个哈欠或随便移动脚步，一般并不认定为行动。困难在于，这里的“有意”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在行动哲学中它至今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撇开对单独某个概念的定义，哲学家倾向于阐释构成行动的一般模型。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对行动结构的阐释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课题。不少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基于某种理由，而构成理由的是两个基本要素，即愿望和信念。例如，当一个人产生想喝咖啡的愿望，并且拥有不远的街角处有一家实惠的咖啡店的信念，这样就可以说明他朝咖啡店走去的行动。在这种阐释中，知识的概念并没有直接呈现，但愿望是以某些知识为基础的(如知道咖啡可以喝)，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就是知识，故分析行动的结构实际上离不开知识。 不过，笔者不准备采用愿望和信念来阐释行动及其理由，主要原因是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但不一定触发行动或成为行动理由的组成部分，而信念概念也过于宽泛和模糊，无助于我们界定【哲学,文章】
和分析理性行动。另外，研究行动理论的哲学家主要着眼于个体的行动，而探究科学知识与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时，所要关注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个体，更多的是由个体构成的集体或组织。基于这样的考虑，这里选择更有利于分析知识、理性与行动之间关系的目标和手段概念。在日常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目标是人们想要达到的状态。当作为个体或集体的行动者设定某个或某些目标，并且为目标的实现选定相应的手段时，他(或他们)所做的就可认为是(有意的)行动。由于目标的设定和手段的选择均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而行动的展开又可以是一个获取或运用知识的过程，所以说，知识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虽然行动者的行动总以一定的知识为前提，但对于一个具体的行动而言，并非只要选择与行动相关的知识就是理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喝放在面前桌子上的一杯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可以运用常识，如只需“抓住杯子的柄，稍微用点力，往嘴边送”等，就能展开有效的行动而实现目标。当然，假如我愿意，也可以运用牛顿定律来先计算我的手用力的大小和杯子的重心等，然后再根据这些知识实施更为精准的行动。但如果为了喝上一口水，我真的做这样一番费力的计算，那么，我的行动能否算作理性的？恐怕不是，我显得太傻了。
因此，在确定一个行动是否为理性的时，应该考虑设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所采用的知识是否恰当。鉴于此，这里采纳哲学家邦格(M. Bunge)提出的关于理性行动的定义：一个行动是理性的，“当且仅当(1)对于设定的目标是最适当的，(2)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基于最合适的
相关知识加以选择或决策”。⑤从中可以看出，理性行动预设了行动者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以自由行动为前提。这种自由体现在行动者能够对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这样，如果一个行动者的行动是基于某种因果的必然性或处于某种外力的控制，那么，相应的行动就没有理性可言。必须说明的另一点是，定义中运用了“最”字来修饰“适当”和“合适的知识”，这似乎意味着采用了两分法的分类原则，将行动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不过，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出于规范性的考虑，意指理性行动应该满足如此这般的条件。而在实际评价中，我们通常是在程度上比较的意义上来使用理性概念，确定有限资源下两个或多个行动中哪个更为理性。
为了简单起见，现在假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已经设定，这样，实现目标的手段可依赖的知识仍然是多方面的，可以是一个从常识到最精确的科学知识的谱系，而究竟哪些知识对于行动而言最为合适，则依赖于目标和可用知识的效率。那么，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人们运用科学知识展开行动才是理性的呢？为此，有必要了解科学知识的价值。
二 科学知识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而与科学紧密相连的技术则时刻改变着人类发展的轨迹。虽然任何一位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或多或少学过一些科学知识，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专门的科学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其实并不多。通常的情况是依赖有效的常识，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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