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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毕业季，刚刚从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的张天一却已经是两家店的老板了。 三个月前，张天一和几名小伙伴在北京CBD的环球金融中心合伙开了一家名为“伏牛堂”的小店，专卖湖南常德米粉。
“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在店内招呼客人。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 人物
“伏牛堂”创始人 张天一
■ 领域
餐饮业
“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加盟。”“对，您直接来就成，不需要预约。”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上午，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仍是浓浓学生气的张天一的手机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一次。一会儿态度坚决地对寻求合作者说不，一会儿态度友善地面对慕名前来的食客，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儿娴熟地扮演着他的两个角色。
此时，距离张天一的第一家“伏牛堂”开业刚刚过去3个月。3个月里，他靠一碗来自家乡湖南常德的牛肉米粉开了两家分店，共计卖出1.43万碗米粉。
和张天一合伙的是早已在深圳有稳定工作的24岁的周全；25岁、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硕士柳啸；同样25岁、放弃了美国高校MBA全额奖学金的宋硕。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几名年轻人把一碗米粉卖得风生水起。目前两个店的日营业额总量开始过万,有了较为可观的利润比例,店员也从最初的四人发展到十多人。
身为“北大法学硕士”的张天一,开始“另类”创业之初也曾经过了艰难的内心斗争,毕竟学了六年的法律,最终工作却是卖米粉,似乎“太浪费”。但是,他想通了。“学习法律对我而言是掌握了一种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他说,“就像互联网思维,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投入15万：仨月开出俩店
早上9点刚过，走进“伏牛堂”位于朝外SOHO一层的第二家分店，一股裹挟着麻辣气息的肉香扑面而来。厨房里，守在咕咕冒泡的一大锅米粉前，张天一熟练地掌握着火候。米粉盛碗、再浇上泛着红油的肉汁，一碗碗米粉刚一上桌，伴随着“嗦嗦”的吃粉声，店内的四五桌客人自然地拿这种辛辣的食物当着早餐。
店内没有专职的服务员，张天一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同时充当着厨子、服务员、收银员。这间和他们位于环球中心第一家店相比宽敞近一倍的店面在6月25日刚刚开业，而从得知有店面出租到开起店来，整个筹备过程也不到10天。
上周四，刚刚在北大拿到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证书，告别学生身份的张天一笑称这像极了他的做事风格，“想到了就做！”在他看来，这样的念头支撑了他的整个创业经历。
去年年底，和无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张天一同样面临着找工作的困境。进律所、考公务员……看着此前师兄师姐提供的就业选择，他有些困惑，“后来想明白了也挺简单，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上学时就曾经和同学一起捣鼓过一个地下作坊式的小餐馆，自称是个“吃货”的张天一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味道。在湖南常德，有句话和老北京的“吃了吗”一样流行，“走，嗦碗粉去！”对不少湖南人来说，一天三顿吃米粉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北京的湖南人可不少！”通过在老乡会、社区论坛、微博、微信上做调研，张天一发现这是个不容小觑的市场。为了能拿到最正宗的常德米粉配方，半个月的时间，他走街串巷吃遍了常德几乎所有的米粉店，费尽唇舌[来源:
拉上自己的表弟、研究生同学，张天一和三个伙伴拿出了上学时攒的15万元，在环球中心地下一层租了个30多平方米的铺子，挂上“伏牛堂”的招牌，一碗米粉售价在20元左右，开始了自个儿的牛肉粉生意。
店址不算好找还在地下，最初的生意怎么来？大伙儿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络上，校内网、微博、社区论坛里标签有“湖南”的用户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没什么好主意，我们一一给他们留言、发私信，介绍自己的店。”就这样在刚刚开店的1个星期里，就积攒下了2000名“铁粉”。
6月25日，“伏牛堂”在北京朝外soho开了第二家店，开启了连锁经营的第一步。这一天，离张天一参加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还差三天。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几名年轻人把一碗米粉卖得风生水起。张天一说，形容湖南人性格有句话，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他理解的“霸蛮”就是那种干事特别认死理，干不了也要干的精神特质。
无论店里店外,张天一都喜欢穿一件胸前印有“霸蛮”两字的T恤衫,哪怕是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时,硕士袍下罩着的也是这件“伏牛堂”每位员工都有的工作服。张天一说,形容湖南人性格有句话,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他理解的“霸蛮”就是那种干事特别认死理,干不了也要干的精神特质。
靠着这种“霸蛮”精神,“伏牛堂”用84天的时间卖出了14362碗粉，最多一天卖了600碗米粉，日销售额最高达2万元。这对一个连厨房带收银台和餐位总共才37平米的小店来说,称得上“成绩斐然”。但张天一并不满足,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目标:到今年年底,新开张的北京朝外soho店,要卖掉10万碗粉,用掉7头牛!
孙宇晨
给大公司打工不如自己创业 90后毕业后建团队迎接互联网创业潮
一直以来，“脑残”似乎成了90后的标签。然而，在今年的互联网创业潮中，一些90后创业者却说：I don"t care，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被理解。他们信奉：“技术宅”、“向巨头挑战”、“自黑”却不怕“黑”，他们觉得“致青春”太土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单纯的东西。他们对70后、80后的集体回忆“不感冒”。
不论是“硕粉哥”张天一、“脸萌”掌门郭列，还是北大海归孙宇晨，他们在诠释90后的“理想主义”：创业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细节的不在乎。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实习生刘璇 付勤云 张文昌
孙宇晨
从北大到沃顿商学院到创业
戴着Google眼镜的孙宇晨“觉得自己这样很酷”。甚至对“装逼范儿”的“炮轰”，也毫不在意地说：“Don"t care”（我不在乎）。
1990年出生的他是锐波科技的创始人兼CEO，美国Ripple Labs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他说自己的“野心”是想构建一个新的价值网络。
回国创业新支付系统
广州日报：你回国创建锐波公司，主要做什么？
孙宇晨：Ripple labs设计了一个Ripple协议，试图让不同货币自由、免费、零延时地汇兑，创造了一个价值网络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体系。比如，现在国际电汇大概要2到3个工作日，手续费高。而用比特币可能一个小时，但在锐波网络大概3到5秒。我们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套协议在中国本土化。
广州日报：如果能推行，国际小额汇款能在网上完成么？
孙宇晨：我希望是这样，但需要银行配合。
从“三本生”到沃顿商学院
广州日报：你一路走来都是佼佼者？
孙宇晨：其实我以前学习成绩很差，在惠州读书，读到高二成绩都很差，在三本左右徘徊。高三用了一年时间，从300多分，上升到650分，翻了一倍。
高二时，我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靠那个获得北大的20分加分。我觉得长期生活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个人的自尊心被压抑了。很多人都觉得你不行，弱爆了。虽然我得了新概念一等奖，但高考作文分数还是很低（笑）。
广州日报：大学之后呢？
孙宇晨：后来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又转系到历史系。在北大期间发生两件事：我选北大学生会主席，因为我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直选”，后来就被叫停。第二件事就是，北大推行“会商制”，把每个学生进行等级，分批进行“治疗”。我当时就批评了这个事，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
广州日报：大学毕业之后做了什么？
孙宇晨：2011年，我大四毕业后，去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我的导师是沃顿商学院研究中国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柳传志都是他的学生。
从美国回来后，在中金实习，然后去美国工作，后来我就带着ripple回国了。其间，我投资了比特币、特斯拉等。
90后的标签是“无情”
广州日报：你觉得90后的标签是什么？
孙宇晨：我觉得90后是比较无情的。比如说70后、80后遇到一个产品不好，不会去找老板提意见，勉为其难用一下。就像张天一说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早晨5点就起来做煎饼果子。但绝大多数90后会觉得：滚你丫的[来源:
广州日报：你们怎么看张天一卖米粉？
孙宇晨：几年前当时有校友去卖猪肉了，被人笑话。但现在张天一卖米粉，就没有人在意了，甚至成为一种标杆性行为。大家观念变化很大。
陆步轩说，现在有种现象：学校里学习好的孩子，走上社会没出息；调皮捣蛋的孩子，在社会上却混得很好。孩子学习好，听到的都是老师、家长的赞美声，“走上社会脸皮薄、受不了挫折；不好好学习的孩子经常被罚站、挨骂，走上社会后，人家骂一句，笑笑就没事了，这种人反而百折不挠。” 今年四月，《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在朋友圈广为传播，此文的作者是米粉店“伏牛堂”的创始人张天一，生于1990年，北大法学硕士。创业三个月后，最令他兴奋的收获不是把店“做大、做强，有更多店、融更多钱、招更多人”，而是……?以下为他在一个沙龙的讲话全文，答案等你揭晓：
一、不想堵车才骑自行车
简单的说我就是卖米粉的，我的店叫伏牛堂，今年4月4号成立。最早是由我和三位小伙伴，凑了10万块钱，找了高大上的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室的拐角，开了一家30平的、比路边摊好一点的牛肉米粉店。到今天伏牛堂运作三个月，我们更好、更强大的朝外SOHO店也开起来了。三个月，我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团队成员从原来的4个人变成了现在的14个人，以及场所由最早的30平方变成了现在的180平方。短短三个月，我们的人员翻了将近300%，场地面积翻了将近400%。我遍查人类发展史，达到这样快速发展的组织好像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所以目前来看，伏牛堂还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企业。
现状看来比较风光，但不妨把镜头倒回三个月前，看看我们的苦逼岁月。我们是怎样开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卖米粉?
说到卖米粉这个话题非常沉重，因为就在半年前，我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从来没想过创业。我学金融法，工作去向很窄，苦逼的人去金融街，牛逼的人去投行。所以找工作时，我产生了两个困惑。
第一，所有人都去投行搞金融，谁来搞实体?投行的钱投给谁?我发现现在不是项目招投资人，而是投资人追着项目跑，钱没地方去。【从北大硕士卖米粉谈大学生创业观1200字】
第二，当所有人都去挤仅有的几个选择时，却有大把的工作没有人做。这就像我每天去伏牛堂上班，路过国贸时的一个场景：三环路上永远在堵车。国贸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可更有可能的结果，不是大家都到了这个好地方，而是都堵在了通往好地方的路上。
所以每天早上八点半，我最爽的一件事，就是骑着我的破二手自行车，慢悠悠把一辆辆奔驰、宝马、丰田、本田甩在身后。创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被动选择，我不想堵车，所以选择骑自行车。我们是非主流创业者，被逼出来的，恐惧一种生活，所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我们知道如果做不好，只能苦逼的回到不想过的生活上去。
这就是我创业的初衷。决定卖米粉时，心里压力非常大。硕士毕业出来卖米粉，怎么跟老师、朋友、周围人说?困惑很大，心理负担也很大，几宿几宿地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我北大的导师吴先生给我讲了一个50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
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接见北京的一位掏粪工人。他是全国的劳模，当时刘少齐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一
句这样的话：“你我本无不同，只是分工有别，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故事是一个50后讲给我这个90后听的一个发生在50年代的故事，居然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他给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件再小的事，只要肯用心去做，做一辈子，最后都会实现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别拿互联网思维说事儿
很多人说伏牛堂是一个互联网思维经营的米粉店，对于这种论调，我只有两个字回应，呵呵。我们就是一个卖米粉的，最终吃到嘴里的就是一碗米粉。所以要澄清一下，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米粉店，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平台上演讲，但跟互联网关系真心不大。
但是作为一群在互联网时代从事传统行业创业的年轻人，互联网到底有没有给我们带来改变呢?这一点我不能否认，互联网确实对我们的商业是有影响的，但仅局限于三点：
1、借助互联网吸引人流。
我们只有10万块钱，10万块在北京找一个像样的地方，搞装修、搞风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环球金融中心地下室的拐角，一个没有人敢接盘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看乐了，这就是我们要的地方，一流的商圈、十流的位置。我们相信互联网可以给我们引来人流，所以愉快地选了这儿。【从北大硕士卖米粉谈大学生创业观1200字】
2、借助互联网精确找到消费者。
湖南米粉在过去的一百年间，都没有在北京打开过市场，因为它又油又辣，根本不是北方人的菜。包括今天也有很多人给我们伏牛堂提建议，说你的米粉太辣了、太油了等等，但是我的米粉依然是这么油这么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能精准地找到北京大约30到40万接受我这个口味的湖南人。我不需要满足2000万人的胃，我只需要坚持做我自己就好了。
3、借助互联网保持核心竞争力。
传统的餐饮是封闭、保守的，它全部的核心秘密在于厨房，厨房的核心秘密在于招牌菜的配方。可是对我们而言，我的厨房是开放、公平、包容的，伏牛堂的核心配方我们会以漫画的形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中国90后10大影响力人物北大硕士张天一卖米粉！
在北大法学院就读期间，张天一被评选为北大演讲十佳，并代表北大参加北京市大学生演讲比赛获得冠军。同时，他也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秘书长。
张天一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法，有数篇学术论文发表在《金融法苑》等学术期刊上。
90后青年作家
张天一的另外一个业余爱好是写作，他自称自己有文人情节，历任《潮声》杂志主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化地产》栏目特约评论员，著有《六道轮回——历史上的亡国名君》、《90‘s不为乌合不从众》、《伏牛传》，并有数百篇杂文发表于《青年文摘》、《中国青年报》、《读者》等各大杂志、报纸。
大学期间便有文章若干篇多次在人人网、新浪博客、北大未名BBS等SNS平台首页置顶、百万转发、热门话题。
大学生创业者
张天一于2014年7月份从北大毕业后，便创立了伏牛堂。伏牛堂主营湖南常德牛肉米粉，公司获得了一批顶级投资机构如险峰华为、真格基金、IDG等的投资。同时，公司也进驻了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并作为北京大学创业学生代表入选“中关村创业新生代”
。
北大硕士张天一：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导读：十几年前，北大毕业生当街卖猪肉的新闻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当时人们不理解甚至是为当事人的人生遭遇感到一阵唏嘘。时光流转，被贴上北大标签的准毕业生又一次占据了人们的视线。这次的主人公变成了90后，卖的东西从猪肉变成了米粉。由生到熟，争议依旧。
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律师事务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
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着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
管吃饭呢。怎么工作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忧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条更多，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这段话在我看来，是表达了我的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它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一句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负担都七七八八卸下得差不多，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个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雕爷牛腩、黄太吉这样风头正劲的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厅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发。但在实地吃过雕爷100元一碗的牛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块钱的煎饼果子后，我却发现前两者运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只是通过强营销提高了顾客的期待，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善顾客体验，同时顾客还需要为营销成本付账单。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积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便容易
脱节。黄太吉的名声是大了，可是产品却未必改进得那么让人满意。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而我的家乡常德，正是把米粉当做每天早餐主食。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样的米粉店：十几张桌椅，五六个小炖锅，锅中，汤水翻滚，牛肉飘香。煮粉的水、牛头汤头、始终保持着小小的沸腾，香料的多层次味道、牛油的醇味、汤头的鲜味、辣椒的香味、牛肉的肉味，俱在慢火熬制中盘旋蒸腾，纠缠不休。若有客人进店，一碗千呼万唤的米粉在滚水中沸腾一二，浇上汤头、牛头油码，撒上几撮香葱，滴上数滴香油，抹上一二胡椒粉，红、白、绿三色交融，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约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果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热狗，那我想米粉这种有着巨大的地域代表性的食物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可以展望定。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一天吃一碗是享受，一天吃十碗则是噩梦，我的一位合伙人和我开玩笑说，吃米粉已经吃得菊花冒火。 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里面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轻下来了将近15斤。
在写字楼里面开餐馆，有的时候忙到半夜，可是心里面却充满愉悦。
“伏牛堂”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平台。这家店里，不设服务员，我们有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好。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我们则回馈一份水果。这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
或者未来这家店能够像美国的快餐店一样，本来需要四个人来运转，最后只需要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搞定。节省出来的成本，用于提高员工待遇，为员工提供培训、职业发展，如果能够形成模式，或许餐饮业会慢慢吸引来更多的大学生，做米粉成为一种艺术，餐饮业也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不靠谱心愿。此外，伏牛堂还做了很多我感兴趣、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和绿色和平的合作，和参差计划的合作等等，他的未来就像一个操作系统，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加载许许多多的APP。我尊重我的米粉，尊重餐饮业，所以我们看了将近十次《寿司之神》，力求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做到极致。在尊重的前提下，我们也想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
北大硕士张天一：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导读：十几年前，北大毕业生当街卖猪肉的新闻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当时人们不理解甚至是为当事人的人生遭遇感到一阵唏嘘。时光流转，被贴上北大标签的准毕业生又一次占据了人们的视线。这次的主人公变成了90后，卖的东西从猪肉变成了米粉。由生到熟，争议依旧。
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律师事务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着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差不多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
还一天300管吃饭呢。怎么工作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忧豁然开朗之感，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条更多，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这段话在我看来，是表达了我的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它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一句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负担都七七八八卸下得差不多，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开始问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个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雕爷牛腩、黄太吉这样风头正劲的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厅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发。但在实地吃过雕爷100元一碗的牛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块钱的煎饼果子后，我却发现前两者运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只是通过强营
销提高了顾客的期待，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善顾客体验，同时顾客还需要为营销成本付账单。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积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便容易脱节。黄太吉的名声是大了，可是产品却未必改进得那么让人满意。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而我的家乡常德，正是把米粉当做每天早餐主食。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样的米粉店：十几张桌椅，五六个小炖锅，锅中，汤水翻滚，牛肉飘香。煮粉的水、牛头汤头、始终保持着小小的沸腾，香料的多层次味道、牛油的醇味、汤头的鲜味、辣椒的香味、牛肉的肉味，俱在慢火熬制中盘旋蒸腾，纠缠不休。若有客人进店，一碗千呼万唤的米粉在滚水中沸腾一二，浇上汤头、牛头油码，撒上几撮香葱，滴上数滴香油，抹上一二胡椒粉，红、白、绿三色交融，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约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果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热狗，那我想米粉这种有着巨大的地域代表性的食物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可以展望定。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一天吃一碗是享受，一天吃十碗则是噩梦，我的一位合伙人和我开玩笑说，吃米粉已经吃得菊花冒火。 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里面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轻下来了将近15斤。
在写字楼里面开餐馆，有的时候忙到半夜，可是心里面却充满愉悦。
伏牛堂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平台。这家店里，不设服务员，我们有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好。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我们则回馈一份水果。这个试验对我们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我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从北大硕士卖米粉谈大学生创业观1200字】
或者未来这家店能够像美国的快餐店一样，本来需要四个人来运转，最后只需要一个人、两个人就能搞定。节省出来的成本，用于提高员工待遇，为员工提供培训、职业发展，如果能够形成模式，或许餐饮业会慢慢吸引来更多的大学生，做米粉成为一种艺术，餐饮业也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不靠谱心愿。此外，伏牛堂还做了很多我感兴趣、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和绿色和平的合作，和参差计划的合作等等，他的未来就像一个操作系统，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加载许许多多的APP。我尊重我的米粉，尊重餐饮业，所以我们看了将近十次《寿司之神》，力求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做到极致。在尊重的前提下，我
们也想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昨天，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难得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
北大硕士张天一卖米粉究竟想讲什么故事？ 本文来源于： 作者：16816 0 创业 90后 张天一
精彩点评
张天一作为一个90后，具有典型的屌丝风格。难得的是，他不盲从不流俗，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更多点评
Topal：作为传统产业怎样转型移动互联网，怎样用新经济模式来改造传统产业，这个案子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此外，包括西少爷肉夹馍，都是这一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对用户的连接，连接经济、粉丝经济始终是核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O2O模式的最大优势是有一个线下体验，直接与人面对面接触。这份现场感，情感交流、气氛烘托、肢体接触，是目前线上无法实现的。这种模式可以建立起最大的信任感、亲切感，形成真正的朋友、伙伴体验。在此基础上，利用招商加盟模式，就可以扩展为一个很牛B的商业模式。
“ 人人都在谈颠覆的时候，真正炫酷的事情，是能不能让人回归人本身 7月19日，“腾讯产品家沙龙：90后企业家专场”在北京举行，本文是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在腾讯产品家沙龙上的分享内容。
张天一生于1990年，伏牛堂创始人，北大法学硕士。今年四月，他写的《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在朋友圈广为传播，“硕士粉”一时成为热词。 以下为张天一的讲话全文。
一、不想堵车才骑自行车
简单的说我就是卖米粉的，我的店叫伏牛堂，今年4月4号成立。最早是由我和三位小伙伴，凑了10万块钱，找了高大上的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室的拐角，开了一家30平的、比路边摊好一点的牛肉米粉店。到今天伏牛堂运作三个月，我们更好、更强大的朝外SOHO店也开起来了。三个月，我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团队成员从原来的4个人变成了现在的14个人，以及场所由最早的30平方变成了现在的180平方。短短三个月，我们的人员翻了将近300%，场地面积翻了将近400%。我遍查人类发展史，达到这样快速发展的组织好像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党。所以目前来看，伏牛堂还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企业。
现状看来比较风光，但不妨把镜头倒回三个月前，看看我们的苦逼岁月。我们是怎样开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卖米粉？
说到卖米粉这个话题非常沉重，因为就在半年前，我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面临着找工作的问题，从来没想过创业。我学金融法，工作去向很窄，苦逼的人去金融街，牛逼的人去投行。所以找工作时，我产生了两个困惑。
第一，所有人都去投行搞金融，谁来搞实体？投行的钱投给谁？我发现现在不是项目招投资人，而是投资人追着项目跑，钱没地方去。
第二，当所有人都去挤仅有的几个选择时，却有大把的工作没有人做。这就像我每天去伏牛堂上班，路过国贸时的一个场景：三环路上永远在堵车。国贸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想去，可更有可能的结果，不是大家都到了这个好地方，而是都堵在了通往好地方的路上。
所以每天早上八点半，我最爽的一件事，就是骑着我的破二手自行车，慢悠悠把一辆辆奔驰、宝马、丰田、本田甩在身后。创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被动选择，我不想堵车，所以选择骑自行车。我们是非主流创业者，被逼出来的，恐惧一种生活，所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我们知道如果做不好，只能苦逼的回到不想过的生活上去。
这就是我创业的初衷。决定卖米粉时，心里压力非常大。硕士毕业出来卖米粉，怎么跟老师、朋友、周围人说？困惑很大，心理负担也很大，几宿几宿地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我北大的导师吴先生给我讲了一个50年代中国发生的事情。
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接见北京的一位掏粪工人。他是全国的劳模，当时刘少齐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我本无不同，只是分工有别，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故事是一个50后讲给我这个90后听的一个发生在50年代的故事，居然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他给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件再小的事，只要肯用心去做，做一辈子，最后都会实现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别拿互联网思维说事儿
很多人说伏牛堂是一个互联网思维经营的米粉店，对于这种论调，
我只有两个字回应，呵呵。我们就是一个卖米粉的，最终吃到嘴里的就是一碗米粉。所以要澄清一下，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米粉店，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平台上演讲，但跟互联网关系真心不大。
但是作为一群在互联网时代从事传统行业创业的年轻人，互联网到底有没有给我们带来改变呢？这一点我不能否认，互联网确实对我们的商业是有影响的，但仅局限于三点：
第一，借助互联网吸引人流。我们只有10万块钱，10万块在北京找一个像样的地方，搞装修、搞风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环球金融中心地下室的拐角，一个没有人敢接盘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看乐了，这就是我们要的地方，一流的商圈、十流的位置。我们相信互联网可以给我们引来人流，所以愉快地选了这儿。
第二，借助互联网精确找到消费者。湖南米粉在过去的一百年间，都没有在北京打开过市场，因为它又油又辣，根本不是北方人的菜。包括今天也有很多人给我们伏牛堂提建议，说你的米粉太辣了、太油了等等，但是我的米粉依然是这
么油这么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能精准地找到北京大约30到40万接受我这个口味的湖南人。我不需要满足2000万人的胃，我只需要坚持做我自己就好了。
第三，借助互联网保持核心竞争力。传统的餐饮是封闭、保守的，它全部的核心秘密在于厨房，厨房的核心秘密在于招牌菜的配方。可是对我们而言，我的厨房是开放、公平、包容的，伏牛堂的核心配方我们会以漫画的形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如果感兴趣甚至可以来伏牛堂找我教你。我清楚地知道，既使我交了这个配方，明天我旁边出现伏猪堂、伏鸡堂、伏狗堂，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真正的生机在于我们运营了三个月，我们有了8个QQ大群、3个微信大群，以及微博上这将近1万人的湖南人的粉丝群体，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这三点是互联网对伏牛堂这样一个传统餐饮企业带来的改变，但远远没有到思维的层面上。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我总结了一句这样的话：互联网为我们4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坚持做自己的机会。要知道在传统时代，一个人没有资本，面对强大的社会与现实，要谈自己、做自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至少现在看起来，我们做到了。
三、需要的不是被改变 而是尊重和理解
做了三个月，最大的收获在哪儿？我现在发现创业三个月，最大的收获跟我在创业之初所预期的不太一样。创业之初我怀着勃勃的雄心，想改造餐饮这个传统行业，把它做大、做强，有更多店、融更多钱、招更多人。目前来看这些都做到了，但不是我最兴奋的东西，我最兴奋反而不来自于创业本身，来自于别的地方。
刚做伏牛堂时，只有我们4个合伙人。牛肉是我们自己切的，自己炒的，自己炖的；米粉是我们自己进货、自己泡，自己发，自己煮。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做，所以在最开始创业时，我们有两个身份。第一，创业者。第二，基础的体力劳动者。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来自于创业，而来自于我们作为基础的体力劳动者。
在从事基础的体力劳动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要跟很多以前接触不到的社会的边边角角打交道，卖菜阿姨、垃圾房大叔、保安哥哥„„跟这些人打交道，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会有一个震撼式的改变。那就是曾经你在进入这个行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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