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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世界不公平篇一
《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读后感》
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的不公平
--《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读后感
当我看完了俞敏洪老师的《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这一篇文章，发现人生竟然有方方面面的不公平，再通过俞敏洪老师在文章中一点一点通过真实的例子阐述人生的哲学，我不由得感叹人生和世界的不公平，又感叹人生无限的可塑性。我们要用我们积极的，正确的态度面对世界的不公平。成就我们人生价值。
试想一下，假如当年俞敏洪因为连续两年的高考失利而灰心丧气，消极的面对失败的结果。那么人们现如今还在费力的听着VOA，不知道新东方为何物呢！正是因为他积极的面对出生于农村，教学质量低下的这一不公平的环境。才在后来创办了新东方，让我们更好的面对我们的雅思，托福。成就自己的同时，造福了莘莘学子。
说到“不公平”，大家便生怕自己属于被世界遗忘的那一个。总想自己无论什么事情上都有比别人优越条件。不说优越，起码也要平等。但是人生哪有这么多的称心如意！我们只有积极面对这些不公平，才能克服困难。创造出价值来。
首先，面对世界的不公平，要拥有自信和尊重，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判别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还有什么好让别人去相信。还有什么能够支撑着心中的梦想前进呢？仔细注意一下那些经常把“不会”，“不可能”，“办不到”挂在嘴边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一事无成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连尝试的勇气与自信都没有了，何来成功的理由呢？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周围暂时性没有成功的人，谁能保证
他不是下一个俞敏洪呢？
其次，面对世界的不公平，要明白人生不在朝夕的得失，而是一辈子奋斗的过程。三国五虎上将黄忠六十岁才跟随刘备，德川家康七十岁打天下，姜子牙八十岁才等来周文王。这样的例子何其多，当我们在羡慕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想到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奋斗的一生。当我们沉着下来，积淀了让我们爆发的能量。世界自然也就看到了我们的存在。肯定我们的成就。
再次，面对世界的不公平，我们要创造条件，改善这一不公平的劣势，争取公平的机会。“你不努力永远不会有人对你公平，只有你努力了，有了资源，有了话语权以后，你才可能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机会”，看到俞老师说的这句话，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不公平不再是那么的让我们怨怨艾艾了。他给我们点明了世界原本不公平的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我们只有努力的提高自己的优势，才能争取到公平的机会。要公平，首先需要我们自己成功。
同时，面对世界的不公平，我们要学会珍惜，懂得感恩。正是世界的不公平才会让我们觉得辛勤的汗水是如此的甘润，正是世界的不公平才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正是世界的不公平才让我们懂得感恩。
最后，面对世界的不公平，要学会三个决定性要素的结合。世界的不公平面前，我们要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战胜逆境的勇气，结合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和自身情绪的调节能力，依托我们对事情的解决能力才能创造我们的人生价值，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二
《如何面对不公平的世界》
如何面对不公平的世界
学会如何面对不公平，远比学会如何评价不公平更重要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活得越久，站得越高，看得越清，你就越会意识到，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法学家、企业家最终遁入宗教寻求安宁的原因：他们曾经努力创造一种公平，但是当他们努力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依然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不公平。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精神沮丧，偶尔接触佛法，拍案惊奇，
写道：“社会既屡更沮丧，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世界是不公平的。知道了这个道理，你会怎么做？
也许你终于长舒一口气，这个发现让你的受害者模式显得合理，难怪你活得不够好，原来是因为社会本身是不公平的，这当然不是你的错。
比较友善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不公平，你应该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忍受的方式或者能够忍受的程度，然后快乐地生活下去。
我最喜欢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不公平，那么你应该找到那个能让你改变的不公平，然后用你的方式去影响它们。
如果你还年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那是天真。
如果你已成年，你还在寻找绝对的公平，那是愚蠢。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抱怨不抱怨都一样，关键是你怎么对待这些不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说，学会如何面对不公平，远比学会如何评价不公平更重要。不公平是我们生命中的契机，是生命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机会。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三
《世界的不公与复杂》
世界的不公与复杂
尊敬的博克校长，鲁登斯汀前校长，即将上任的弗斯特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以及监管理事会的理事，在座的教师们，家长们，尤其是在座的学生们：
等了整整30年后，我终于可以说出这句话了“爸，我告诉过你，我会回来拿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此时给予我的荣誉。明年，我要换工作了······拿到这个大学学历证对于我的简历来说真是不错。
我为今年的毕业生鼓掌，祝贺你们能以一种直接的方法拿到您们的学位。就我而言，我很乐意听到哈佛报称呼我“哈佛大学最成功的辍学者。”这使我成为与我同样的这一特殊群体的毕业演说人的代表······因为我是辍学者当中混的最成功的。
但是我也想让大家认为我就是使斯蒂夫·鲍尔默也从商学院退学的那个人，我是一个有恶劣影响的人。这也是我被邀请给你们做毕业演讲的原因，而不是做人学演讲。如果是那样，今天这里的听众可能会很少。
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只是一场非凡的人生经历。学校生活是有趣的，我以前常常去旁听我没有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非常棒，我住在雷德克·里夫宿舍楼，常常会有很多人在我的宿舍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到深
夜。因为大家知道我从不早起，这是我成为学校里非主流群体里的领头人。我们聚在一起，以此证明我们对主流群体学生的抗拒。
雷德克·里夫宿舍楼是个生活的好地方。那里女性比较多，并且大部分的男生都是理科生。这种状况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同样是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有机会不一定会成功。
我在哈佛大学里最深刻的记忆发生在1975年1月， 当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阿尔布开克的一家公司打电话，这家公司当时已经开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向他们销售软件。
我当时很担心他们意识到我只是住在学校宿舍楼里的学生而挂断我的电话。相反，他们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一个月后来找我们吧。”这很不错，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编好软件。从那时起，为了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我夜以继日的工作。这是我大学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微软非凡旅程的开始。
关于哈佛大学最主要的记忆都是与充沛的活力和智力有关的。这里的生活令人振奋，同时也充满压力，有时候也会很沮丧，但是永远充满了挑战。生活在哈佛有一种特别的礼遇——尽管我离开这里比较早，但是我在哈佛的那些日子永远的改变了我，包括我结交的朋友，我秉持的理念。
但是认真的回忆过去，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不公平——人类在健康、财富、机遇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绝望中。
在哈佛大学，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知识，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使用这些科学来减少人生的不公平。无论是通过民主的社会，还是健全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障，或者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公平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国有数以百万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根本不清楚原来在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的人正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些事实。
在座的学生们，你们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你们比那些早时候入学的学生，更了解世界不公平的现象。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最终如何应对、解决这些不公平。
为了有利于讨论，想象一下：你每周有一些时间，每个月有一些钱去捐献给某种项目——这些项目是你愿意投入时间或金钱的，这些项目将会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产生极大的作用，你会选择投入到那些地方？
对于我和梅琳达来说，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怎样使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我和梅琳达读到一篇文章，文章描述道：数以百万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儿童，每年都会死于多种疾病，而这些疾病在美国很多年前已经可以治愈了。它们包括麻疹、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有一种疾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叫做轮状病毒，它每年夺走数以百万儿童的生命，却没有一例发生在美国。
为此我们很震惊。我们认为数以百万面临死亡的儿童，原本是可以被拯救的。这个世界应该将救助儿童作为头等大事，把可以救助他们的药物送到他们手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不到一美元的药物，并没有送到他们那里，也没有实施任何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你一定很反感这样的说法：有些生命值得拯救，而有些不值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应该是事实。但如果这成为事实了，就理应成为我们努力去做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以在座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了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就这样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是简单残酷的。在市场经济中，拯救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回报，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孩子死去了，就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中没有发言权。
但是你们和我都拥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有改变市场的力量，让更多人可以在市场中获益，或者至少可以谋生，帮助那些生活在极端不平等环境下的人。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政府施压，让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在更能体现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既满足穷人的需要，也可以带来利润，还可以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将找到一个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方式。这个任务是无限的，他不可能被完全的实现。但是任何对解决此问题有意识地努力，都将改变这个世界。
我很乐观，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也和那些认为毫无希望的怀疑者谈过。他们说：“不平等现象一直伴随我们，而且会伴随到底，因为人们更本不在乎这个问题。”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论点。
我相信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知识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在座的所有人，在某些时刻，碰见让你们伤心的人类悲剧，但是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而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们肯定会采取行动的。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四
《关于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议案》
关于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议案
内 容（或事由）：
自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中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时，教育不平等现象也在不断的增长。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现象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
一、我国教育部不平等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
1.城乡教育之间的不平等
在城市家长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不惜重金择校。而在农村，学校教学设施陈陋、根本满足不了正常的教学要求。很多农村学校实验仪器和图书严重匮乏。开不齐国家规定课程，达不到教学的基本要求。例如像物理化学这样的课程，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实验，但很多农村学校，由于缺乏设备，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很多的功课只能靠听老师讲，自己很难独立地动手操作。学校的寄宿设施更是严重短缺，许多地方农村学校常常是一间宿舍住十几个孩子、一张床挤几个孩子。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绝大多数的应届师范毕业生都不愿意在毕业后去农村教学，这就导致了农村的师资力量日趋下降，许多新的知识和观念无法在农村普及。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会被送去城市读书，而家庭条件较差的只能一直留在农村。随着生源的不断减少，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得不得重视，越来越没有新的老师愿意就职，这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不断恶性循环下去。这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家长无法供其去城市上学的孩子来说不公平的。
2.区域教育之间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交通相对闭塞，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造成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快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允许，就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上。而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就只能优先发展经济了。这也就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低于东部地区的局面。许多从西部来到我东部就职的群体其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东部居民。
除了东西部地区的教育差异，在东部地区同样存在差异。像北京，上海等一些大都市，集中了大量优秀的教师和先进的教学设施，但是由于户口政策和地方优惠政策等影响，不能使学生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的影响。
3.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平等
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甚至是人为地制造差距，由此造成“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正是“重点校”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价值”放大了教育资源不公、上学机会不公、教师待遇不公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危机。
严重的择校现象导致了受教育群体的差异日益加剧，一些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远远少于占有绝对优势的群体，例如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教育不公平现象存在的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发展经济是改变教育不公平局面的一个重要的隐性因素。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扩大政府财政收入，政府才能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实际上，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是远低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应包括教育设施的改善以及扩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
2.加强对农村及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
3.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应届师范毕业生和城市优秀教师支持农村教育，为农村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实现教师队伍的整体优惠
4.取消重点中小学制度，完全禁止公办学校收取择校费。对违规校长经举报查实后应严肃处理。
5.招生录取制度应最大限度实行信息的完全公开化。组织由社会人士、家长等组成的观察团，全程监察录取过程等等，以完全杜绝权力和金钱对招生工作的腐蚀。
6.建立新的教育评价体系
打破狭隘的"分数公平"观，追求人格的全面发展，促使人们关注本身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而不是学历的高低。改变人们心中“学校决定孩子成才”的观念。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五
《关于不公平贸易的规则》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六
《如何评价全球主义》
如何评价全球主义
［印］阿玛蒂亚·森
全球化通常被看成是全球的西方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全球化的拥护者还是它的反对者都同意这种观点。那些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把它看成是西方文明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欧洲大发展的过程是一段有着非常精确轨迹的历史：首先是文艺复兴，其次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些运动大幅度地提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现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就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好事，而且也是西方世界送给全人类的礼物。然而那些赞同对这段历史这样解读的人感到很难过，因为这个伟大的善行被忘恩负义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祸根，而且还竭力蔑视它、谴责它。
从这种反面的观点，可以看出西方的统治——有时被当成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延续——是一个魔鬼。依照这种看法，当代的资本主义受到贪得无厌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引导和驱使，创设了一系列的贸易和商业规则，但没有照顾到世界上穷人们的利益。各种各样的非西方身份——宗教(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地区(如亚洲价值的拥护者)。或者文化(如颂扬儒家文化圈)的复兴——会进一步激起和西方的对抗。
全球化真的是一个新的西方祸根吗?事实上，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必然就是西方的；更不是一个祸根。几千年以来，通过不断的旅行、贸易、移民、文化交流的扩张、以及知识和理性的传播(包括科学和技术)，在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全球性的相互联系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这些国家也没有必要走西方国家发展的老路。事实上，全球化的行动主体常常是那些远离西方文明的偏远地区。
譬如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上个千年初期而不是末期的世界。公元1000年左右，全球范围的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世界的本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知识传播的方向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截然相反的。在公元1000年的世界里，高科技主要包括造纸、印刷机、弩、火药、铁链制的吊桥、风筝、罗盘、手推车和旋转扇等。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已经广泛地使用这些东西了——而其他地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正是全球化把这些东西传播到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各地的。
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数学发展的影响是一个相似的过程。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之间，印度人就发明了十进制，并熟练应用了这种方法。随后阿拉伯的数学家们也掌握了这一方法。主要是在公元十世纪最后25年，那些数学上的革新传播到了欧洲，这既冲击了上个千年初期的欧洲社会，又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整个欧洲的转型。全球化的主体既不是欧洲人也不仅仅是西方人，更不一定就和西方统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那时如果欧洲拒绝了全球化带来的数学、科学和技术的传播，那么将会陷入经济、文化和科学的贫困。今天，这是一个同样的过程，尽管方向是相反的(从西方到东方)。因为它代表了西方影响和帝国主义就拒绝接受全球化的科学和技术，这不仅意味着忽视了全人类的共同贡献——吸收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
在否认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来自西方的现象的判断时，我们不但要质疑反西方的花言巧语，而且还要反对许多当代作品表现出来的亲西方的沙文主义。当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这些伟大成就——主要发生在欧洲，后来传播到了美国。然而许多重大的进步也吸收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局限在零散的西方文明的藩篱内。我们的全球文明是一笔全人类的遗产。
全球的相互依赖和运动
我们必须驳斥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实践的这样一个误解，即可怕的西方化在殖民的和后殖民的世界中扮演了反动的角色。这种见解激起了地方的褊狭化倾向，并且破坏了科学和知识的客观性。它不仅会对全球相互依赖的历史过程产生破坏作用，也会使非西方社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他们的脚还在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中。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印度拒绝使用西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思想和观念的情况。在19世纪，这种矛盾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和印度本土教育之间的对抗过程。这些“西方派”，如著名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漠视印度传统的任何优点。他公然声称：“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印度传统文化的提倡者)中有人拒绝任何一架欧洲一流图书馆的书，这些书对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本土作品来说是十分有价值
的。”部分地出于对这种论调的回击，本土教育的提倡者抵制西方的所有东西。双方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两种迥异文明完全对立的两分法。
欧洲的数学，例如正弦概念的应用，被当成一个纯粹从西方传到印度的舶来品。事实上公元5世纪，具体来说是公元499年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在他的一本关于天文学和数学的经典著作中已经论述过正弦概念，梵语称为弦一半(jya-ardha)(字面意思是半弦(haft-chord))。这个词，梵语的简写是jya，然后转化为一个阿拉伯词jiba，后来又变成jaib，意思是“海湾或者山凹”。美国数学家霍华德·伊夫斯(Howard Eves)在他的《世界近代数学史》中指出，大约在公元1150年，克雷莫纳(Cremona)的格拉多(Gherardo)从阿拉伯引进这个词时，把这个词翻译为拉丁文中对应的海湾或山凹。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弦(sine)这个词的起源。可以看到这个词转悠了一个大圈子——来源于印度，然后又绕回来了。
当然，全球化自身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和帝国主义有关(如征服的历史、殖民主义和外来政权统治等一些与当代社会还有关联的事件)，倘若我们能达成一个后殖民时期的谅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从本质上把全球化看做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就犯了一个大错。全球化远比这种认识重要得多，伟大得多。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或衰退如何分配完全是另外一个的问题，且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深层次的——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全球经济已经给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方带来了繁荣。而几个世纪以前普遍贫穷依然还困扰着整个世界；全球仅仅有极少的地方是富裕的。在战胜贫穷的过程中，广泛的经济相互联系和现代科技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所有发生在欧洲、美国和东亚的奇迹给世界上其他地区一个重要的启示，而如果我们不承认全球经济联系带来的积极后果，就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全球化的本质。 事实上，如果拒绝接受同时代的那些技术，排斥那些已经确立的高效国际贸易和交换机制，抛弃那些生活在开放社会的经济优势，那么我们就不能彻底改变全球的经济贫穷困境。进一步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更好利用经济交往和科技进步带来的非凡成就，并且充分考虑那些贫困和受压迫群体的利益。我不相信，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引发的是一些建设性的问题。
穷人们是否更穷了
国际与国内不平等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个让人苦恼的问题既包括财富不均，也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机会以及权力总体上的不平等。
一个紧要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潜在利益如何分配——在富国和穷国之间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团体之间。但认为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对全球化的需求是一样的见解是有失偏颇的：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他们是否得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就算人们为全球化而辩护，还是需要广泛地改革现有的公共机构。
我们也需要更加明确全球化带来的分配问题。有人常常争辩说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决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必须弄明白对比的是哪些地区和团体，以及使用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指标。而试图把对经济全球化的批判建立在如此空泛的基础上，只会制造一些无理取闹的说辞。
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拥护者提出他们的观点，即那些参与贸易和交换的穷人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富。因此——这场争论变成了——全球化对于穷人来说不是不公平的，他们从中获益很多。如果接受这个观点的核心论证，那么这个经验性的论争就变成了到底哪一方才是正确的。但这是否就是人们最初争论的焦点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全球正义和讨价还价问题
就算穷人们变得稍稍富裕一点，这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从全球经济联系带来的巨大潜在利益中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因此仅仅停留在分析国际不平等是否扩大或缩小是不全面的。为了消除目前全球可怕的贫困和巨大的不平等——抵制全球合作获得的不公平利益——仅仅指出双方不平等或分配不公平正在扩大是没有意义的。这已经转化成另一个问题。
当我们从全球合作中获益时，分配这些利益可能有多种安排。正如博弈理论家、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论述过的，现在主要问题并不是寻求一种比没有任何合作更有效的特殊制度安排，
而是这些利益的分配是否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只是根据那些排除在合作之外的人的境况变得更好的事实，去反驳认为分配制度安排是不公平的观点；真正具有操作性的措施介于这两种选择之间。
以家庭做类比
我们可以运用类比的分析方法，根本不用提到假如没有家庭组织妇女的境况是否会变得更好，而仅仅指出在这种特殊男性主义者的家庭模式下利益分配是严重不平等的，就可以断定那是一种明显的不公平，男性主义者的家庭安排是不公平的。在这个问题上升到性别平等之前，它就显然已经成为公认的焦点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消除家庭不公平制度安排的主张，其建议是如果妇女们认为家庭组织安排是不公平的，她们就不必生活在这种组织模式中。然而也有人认为既然女性和男性都能从家庭组织中获益，那么这种已有的安排就不是不公平的。但即使承认女性和男性都可能从家庭组织中获得特有利益，而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个难题。许多不同的家庭安排——和没有任何家庭组织相比——更能改善男性同样也包括女性的境况。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利益如何公平的分配。
同样地，人们不能根据穷人也能从全球联系中得到一些利益或者不一定就会更穷的事实来反驳全球体系是不公平的指责。这种反驳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但我们提到的这种问题确实存在。争论的关键并不是穷人们是否正在变得更穷或更富的问题，也不是假如排除在全球联系之外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好的问题。
再次强调，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才是真正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即那些为受全球经济压迫的人寻求一个更好处境的人们，为什么并不是真正在“反对全球化”。在当代世界里那些所谓的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变成了最为全球化的事件，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真正的矛盾。
改革全球的制度安排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的分配机制，那些贫困群体能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中得到更好的处境吗?他们当然可以，有些因素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不同的所有权制度，资源的可利用性，社会机会以及操作规则(比如专利法和反托拉斯法)。而在这些限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同的价格，进出口交换比率，收入分配以及总收入。社会保障和其他的公共干涉的制度安排可以进一步改变市场进程的结果，同时这些制度安排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和贫穷。
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是否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广泛地利用市场联系提供的交换和专业化分工的机会，就不可能取得经济的繁荣。就算市场经济的运作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也决不能否认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发动机的作用。 但即使承认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消除对全球市场联系的争论。在全球联系之中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运作——的确，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它也不会自发地运行。在不同的能动条件下(如物质资源如何分配，人力资源如何开发，采用了什么形式的商业联系规则，选择了什么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市场包容型体制能够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不是惟一的例子。这些能动条件受制于全球和国家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机构。
即使根据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市场的主要角色也不应该是让其他公共机构变得无足轻重。正如许多经验研究指出，市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传染病、土地改革、小额贷款以及适当的法律保护等国家政策的影响；在这些公共政策领域中，通过大众的参与活动可以改变全球以及地方上的经济关系。
公共机构与不平等
全球化确实能够提供许多东西；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为它辩护，我们也必须看到那些反全球化的抗议者提出的问题的合理性。在这里对问题的症结判断可能存在失误(同样这些问题不能归罪于全球化)，但从伦理和人性的视角来看，就会引发对全球和国家的制度安排的重新评估，这些制度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且决定了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与其说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了民主制度、发展了基础教育、增加了社会中受压迫者的机会，倒不如说它
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关系的拓展。既然仅仅依靠市场全球化并不是实现全球繁荣的恰当方式，那么就需要超越全球资本主义所设置的优先选择。正如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指出，国际商业通常偏爱那些有规律运作的高度组织化的独裁政府，而不是那些激进的、较少等级化的民主政权，这对公平问题是一种负面影响。进一步而言，通过优先给那些管理阶层和特权工人们提供安全保险和便利，漠视那些大量的文盲、没有医疗保障者以及贫穷的不幸者的利益，跨国公司在没有多少安全保障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支出优先选择上发挥了影响。当然，对于发展问题来说，这些潜在问题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要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不作为与作为
全球不公平问题是和诸多不作为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制度上的安排。我已经在《作为自由的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阐述了这些问题。在国家公共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全球政策扮演了支援的角色(举例来说，通过支持民主政治和提供教育和医疗设施的方式)，但全球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也需要重新评估。从另一方面来看，全球经济利益的分配依赖于不同的全球制度安排，包括公平贸易、医疗优先权、教育交流、科学技术传播、生态和环境保护以及对先前那些不负责任的军事统治者的累积债务公平处理的制度安排。
我们需要改变那些大量的不作为行为，除此之外，那些作为行为是否符合基本的全球道德规范也是一个严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包括对贫穷国家出口采取的无效率和不公平的贸易限制政策，而且专利法也限制了那些治病救人药物的使用——比如说艾滋病——对于那些研发不可重配药物(如疫苗)的医学研究机构来说这种激励是不够的。这些问题从来都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但也必须注意到作为行为如何陷入到了一种一般性无用的制度安排模式，而这种模式会破坏全球化提供的机会。
另外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较少提及的问题是世界强国都卷入到了全球武器交易当中，全球的“不作为”导致了灾难和长期的剥夺。这又是一个迫切需要新的全球思考的领域，应当超越目前关注的焦点——打击恐怖主义，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会引起强烈的破坏性结果(不只是从贫穷国家的经济方面来看)，不但会引起地区的紧张关系，而且也会加剧全球武器交易问题。世界强国在这个商业领域中拥有稳固的地位：从1996年到2000年，联合国安全理事国的常任理事国加在一起占了世界武器出口的81％。事实上，当世界大国领导人对不负责任的反全球化抗议者的行为表露出了极大失望情绪时，却指挥国家从这个可怕的交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八国集团”成员国出售的武器占整个世界武器出口总供应的87％。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世界武器销售的50％左右，而且差不多68％武器出口都销售到了发展中国家。
这些武器引起了血的代价——给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破坏性后果。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世界强国扮演的破坏性角色的延续，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冷战波及非洲地区以后，这些强国促进了非洲黩武主义政权的出现和发展，在这几十年期间，当非洲的军事统治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o Sese Seko)，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或其他的独裁者——面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局面(而且最终经济秩序也会瓦解)时，与超级大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让它们能够寻求来自美国和它的同盟或者苏联的支持。世界强国担负了帮助非洲国家颠覆民主政权的可怕责任，这也让它们承担了颠覆民主政权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目前，追求武器交易“迫使”大国继续在非洲或者其他地区扮演扩大军事冲突的角色。美国甚至拒绝同意联合打击轻武器的私自买卖(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议的)，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公平分享全球的机会
总之，把全球化和西方化混为一谈不仅是和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也会转移人们对全球整合带来的潜在利益的视线。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它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好处，今天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潜在的巨大利益，如何分配这些好处才显得十分紧要。
在此争论的中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也不是是否要采用市场的形式，而是这些总体制度安排的不公正会带来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真正的问题不是穷人们是否同样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一些好处，而是他
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和机会。现在迫切需要改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国家层面上的——以规制“作为”以及“不作为”行为剥夺穷人们原本就少有的机会。对于全球化需要适度的支持，但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形容世界不公平篇七
《关于加缪》
关于加缪“自杀与生活是否值得经历“的思考
世界的荒诞令人无法容忍，而可悲的是人们却缺乏认知，生活在假象中。加缪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和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通过对这个荒诞世界的透视与对精神世界的存在的感受，让我对自杀与经历生活有了另一种理解。
当你开始考虑“真正的严肃的哲学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你感到你孤立无援，独自面对着荒诞，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存在却异常的恐慌。人无论生活在悲苦还是欢乐中，最终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结。你存在过，但你是否值得存在，你的存在有没有意义。这个世界有多荒诞？有人被抛弃在荒诞中，选择自杀来逃脱？还是反抗？是对自由与生活的执着与追求？还是对生活的疲惫与厌倦？
死在某种意义上与爱情是同样美妙、同等重要的。加缪强调自由，他在公平与自由之间选择了自由，因为他认为自由可以反抗不公平。死在加缪眼中有时也是一种自由，一种脱离荒诞世界最捷径的办法。加缪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而他的死也是同样的荒谬。正如《局外人》里面的主人公，默尔索在死亡的前夜，说他突然觉得他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为了不让他在死亡的时候感到孤独，他希望可以有很多人来看他的行刑，他始终当自己是个局外人。我相信在加缪死亡的那一刻，没有丝毫的恐惧，他的肉体行将毁灭，但只是脱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而已，他的精神会永远的存在，他至死都是幸福的。
有人认为人难逃一死，所以这太荒谬，太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也因此变得消极起来。在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西西弗斯是一个英雄，并且幸福着。他因为藐视神明而受到惩罚，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永远不可完成的任务，但他仍然对生活从满激情，他全身心的致力于这种没有结果的事业当中，而这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他对大地充满了无限热爱，在痛苦中欢乐的活着，与命运抗争。加缪承认荒谬，但他赞美西西弗斯是一个抗拒荒谬的英雄。他认为只有反抗，才有存在。而人们生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就无时无刻的不在反抗荒诞，这就是生活所必须经历的，而这就是存在。
生活的经历并不是想《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提到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吃饭、电车、四小时办公室，周一周二······周日。而在有了对生活的思考之后，突然会想为什么，开始在这种略带惊奇的恐慌中，有种对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这种存在主义把个体与世界隔离开来，荒谬没有尽头，而人们正是在没有尽头的荒谬中生活。相对于个体而言，荒谬就是世界，既然要生活就要反抗，在荒谬中自我坚持永不退缩，在绝境中有一种满足感，在悲观中能够展现自己的乐观，掌握住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人们生活的意义，活下去的必要性。
结尾处突然又想到加缪的死，他的死亡方式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最愚蠢的死亡——死在路上，难道这个世界真的那么荒诞，让一个荒诞哲学家死在自己认为最荒诞的死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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