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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历十五年》《袁氏当国》有感
说起《万历十五年》和《袁氏当国》两本书，二者所讲述的年代、人物、故事，乃至写书的作者都是各不相同的。为何将二者放到一块合写读后感呢?其原因有三。其一，这两本书是导师梁木生先生极力推荐，并要求其每个弟子必读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老师同时推荐，学生先后阅读完毕，一起写有乘热打铁、融会贯通的意思。其二，这两部作品的在风格上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放置在作者所形成的“大”历史观思想下进行剖析，而不是集中在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具体处理过程，或某些历史细节上，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其三，则是鄙人浅薄的认为从万历时代到洪宪帝国，二者虽间隔数百年之久，但他们却又各自构成同一历史因果进程的两端，遥相呼应，具有一定的因果逻辑性。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去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此时的大明王朝与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情形实在是相去无几，期间近三百年的历史原来只是近代中国一连串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前的矛盾积压过程而已。终于有一天，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国家机器、道德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伦理等不能继续跟上历史车轮前进的速度，随后辛亥爆发，民国初建，袁氏当国，无奈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期的“民治”时代。
对此笔者粗浅的认为，其实早在万历年间，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其缺乏技术性的社会运作和调控机制，已逐渐无法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社会若要发展，各方各面都亟需改革。只是社会的变革与转型终究是一个极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其酝酿期总得几十甚至几百年，它需要社会的各种变革性因素积累、沉淀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在研究社会转型的问题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历史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在其作用的表现方式上是迥异的。他不是一蹴而就的发挥作用和产生效果的，相反在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同阶段，其在社会上的表现结果通常是复杂的，甚至是令人气馁的。就拿辛亥革命后民国肇造，军阀割据那段历史来说吧!很难想像腐朽的君主专制王朝在数百年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起义和革命后，终于盼来的“民治”时代居然是这么一个“怪胎”。一时间思想家们哑然了，革命家们困惑了，老百姓们念旧了，复辟派们活跃了。但如果采用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来看，将历史倒退至两百多年的1587年，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实是对万历时期已完全发展定型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变革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此期间的两百多年，政治制度、国家管理方式、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几乎照旧，也没有什么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存在，一旦因矛盾冲突无法调和而爆发革命后，面对过去的那一套制度，新的当政者大多会有意识的回避，而新的制度蓝图又没经过历史实践的考验，革命后社会出问题实属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所以当国者在后面的治国中，若看不到这一历史的趋势而非要倒行逆施的话，纵使你是拥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伟大政治家，也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剧结局，最终只是平添了史学家们的万千感慨而已。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可谓都为当时不二之的治国能臣，但都因逆水行舟，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里翻了船而最终遗恨千古，真是可悲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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