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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这是我的读书笔记。一来之前读书总有些囫囵吞枣，浏览即过，遇跌宕起伏或观点犀利处当时感触蛮深，事后便抛之脑后。二来读书应当有所精进，对知识的渴求和当时情感上的满足是初步的读书。再深层次读书，应该是要深究书之结构，我尤重其逻辑推理，以及对历史经验事实的铭记。更深层次，恐怕要分析作者本人所处之情境，身世、背景、性格、情感生活等，我远远未能达此状态。最后，可依据书之内容、结构、理论加上自身积累而形成自己之知识体系尤为关键。
我现在还处在第一步的积累阶段，故不再着急于现今社会流行书籍而强行猎奇。读史应该是第一步里的核心，没有历史经验的积累而去读其他史和别人之既成理论，我觉得是对他人知识的浪费。这个阶段里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看过之后要能凭自己之理解“重写此书”是较好的训练办法。
以此为志。
作者简介：
作者钱穆，上过私塾，未受过正规教育，后被顾颉刚赏识，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一.作中国政治制度之缘由。
其一，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故作者正本清源，“若要平心客观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其二，政治制度必然要自根自生。政治制度要与人事相配合，随人事而演变。国外政治制度也是同人事相匹配，若全盘效仿国外制度，后国外人事变制度也变，我们进而又效仿，谓之可笑。
二.七个观点。
首先，讲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各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
第三，制度虽已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而演变;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创始到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利;
第六，讨论一项制度，应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三.从四个范围来探讨政治制度之缘起、内容与演变。
以此步入此读书笔记之正题——汉代政治制度。
政府的组织将汉代的组织机构分为皇室和政府。
皇室里有三公九卿。九卿全都隶属于丞相。
三公，丞相(主管政府事宜)、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下有御史中丞负责管皇帝家事，“中“表明驻皇宫)。故形成皇帝→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丞相此信息传播路径，我们便可知道丞相管政府，负责皇帝家事的御史中丞又隶属于丞相，这表明丞相在此组织架构上成了皇室和政府的事务统筹者。
九卿，负责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此外，当时皇帝、宰相还各有一秘书处。皇帝的秘书处主要管其家室饮食起居，共有“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 “尚书”是管文书的，相当于皇帝真正的秘书了。宰相的秘书处，即所谓“十三曹”：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词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黄阁，从管祭祀、章奏、法律、运输(明代的漕运)、盗贼、兵役、货币盐铁、仓谷无所不包。这些合成了宰相直辖的办公厅。可见，皇帝的“六尚”也即一个书房，而宰相的“十三曹”却是一个机关。可见，当时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之后历史上常常发生皇权和相权冲突的事。汉武帝时期，因为其雄才大略，宰相便退处无权，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指令，皇帝的秘书尚书的权利自然就大了。武帝临死派霍光司马大将军辅政，后昭帝亡、废昌邑王、又立汉宣帝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应请宰相，霍光回应这是“皇室的家事，用不着政府领袖丞相参加”。钱穆指出，当时霍光不知“皇帝之存在由于有皇室，皇室之存在由于有政府”，在汉代就有此观念：皇位继承是政府事而非皇室事。但由此到汉光武帝时，却把三公变成大司徒(宰相)、大司马(太尉)、大司空(御史大夫)，延续之前大司马将军辅政，竟成了一个公管三个卿。其后汉光武帝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
钱穆提及，汉光武帝是个好皇帝，但只在当时好。因为有能力的皇帝在位期间可以把国家大事处理好，但之后若皇帝不作为，因未形成制度，又会出现大问题。故后人评价汉光武帝“有事无政”。
考试与选举汉代伊始，有多种选举方式：其一是选举贤良到朝廷策问(就是皇帝问你有关国家大事的问题看你有何对策)，进而被朝廷任用;其二是特殊选举，你是出使匈奴的外交人才或抗洪治水患之才可被朝廷选用;其三是每个地方上的察举制，定期选举孝廉可以去朝廷里做郎官。此三种方式，在此后只剩“孝廉察举”这一条路。
此处重点说一说“察举制”。
“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举选到中央，又须经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开始入仕”。那是当时入仕的唯一正途。
当时的地方政府叫郡和县，全国每个郡都有一定名额察举到朝廷入仕。但此途径的第一步便是你要先到学校里去读书，才能有此资格。在汉代，还未发明活字印刷术，文字是记录在竹签和布帛上的，一般百姓家里是没有此财力拥有书籍的。但书籍在读书人家里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故汉代的察举制形成了此种流程：读书人→被察举→入仕当官→可能成为郡太守而拥有察举权→察举自家门族读书人，在当时各个地方上总是有几家门第大户，我们叫“世族门第”。
虽说此种选举有“世袭特权”的味道，但之前提到全国各个郡都有一定察举名额，这等于朝廷将政权开放给了全社会。另外早在汉代就规定，每个地方上的郡太守和县令都不可是本地人。这有什么好处呢?其一政权开放给全国，各个官职都有各个地方的人担任，表明朝廷是全国性的政府，有利于长久的统一;其二，地方官员非本地人避免了政权的“地方性”。
钱穆提到，“这并非封建社会，也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但一样有不平等。非封建贵族，却可叫书生贵族;非商业贵族，却可叫书籍资本”。
赋税制度众所周知，支持政府的主要经济问题，即赋税制度。在汉代，是“轻徭薄赋”的，“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实际上只纳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纳三石多一点的税”。“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汉代交税只3%多一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农民是否能切实享受到赋税之轻呢。
封建时代的“井田制”已经废弃。在汉代是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使用亦可自由出卖。问题就出在“土地的自由买卖上”：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不多解释)，但经济出现困乏时，就形成了土地兼并，本来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佃农。但地主却又对佃农收很高的租费，达到了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而农民未受到分毫好处。此后有改革派董仲舒提“限田政策”，就是不能把全国土地平均分派，也须对地主有一定限度，连此都未执行;后王莽改制，“黄田”收归国家再分配，来恢复“井田制”，“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钱穆提及“之后中国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歆羡古代井田之土地平均占有，一面倾向于耕者有其田，承认土地私有。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这里，我们当然会疑问，现代的税赋结构是工业产值占大头，农业税都免掉了，那是因为几次的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中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步入工业化的积累阶段。在这里，当然不是要去讲现今中国的工业化，而是汉代在工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在除农业外领域是如何征税的，又将如何演变?除土地之外的自然资源当然是山林、湖泊了，里面蕴含着渔木业和少数可以利用的矿产(如铁)，还有人人都需食用的盐。汉代是沿袭封建时代政策，除土地私有外其余土地要归皇室，之前提到的九卿中的“少府”就是在管皇室的财政的。但在当时，山林面积大，总是有老百姓私自进入山林伐木和捕鱼，刚开始这是“违法”的，政府也会征讨。后来，政府管不过来了，索性开放山林给全社会，只在关隘出征税(此乃关税、商税之缘起)。以后社会经济情形转变，导致山林沼泽的商税超过了田赋税(在此前田赋税是大头，故缴纳在政府的“大司农”部门)。也就是说皇室的收入超过了政府。
又在汉武帝时期，他讨匈奴，通西域，把政府(大司农)的钱花完了，接着又把皇室(少府)的钱拿出来，还是不够其征战的。结果汉武帝在社会上号召一些商人募捐，但很少人响应，最后汉武帝干脆颁布了一个条例，就是“盐铁政策”，把商人们手中的盐铁收归国有(在西方的德国叫“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在中国汉武帝时期便就出现)，此种做法却一直延续到清代。
国防与兵役制度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
汉代国民要服三种兵役，一是到中央作卫兵1年，二来到边郡作戍卒3天;三是在原地方服兵役1个月。
这里有几个要点需要我们去思考。
其一，汉代规定男子23岁才能服兵役。为何呢?因为“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就是说你在家种地3年了，积蓄足够你接下来1年的生活。男子20岁成家，可以下地干农活3年，即使他外出服兵役1年，也可以顾及自己的家庭。
钱穆说“这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应考虑到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观念和理论。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分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故能订出这一法规”。说到政治思想，钱穆又提“不是说中国没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就和现实政治融合了。”
其二，百姓除了要服兵役外，还要服一个月的“力役”(像修长城等工程)，就是免费给国家做劳动力，之外还需要百姓缴纳“人口税”。“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光力役，老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又要缴纳人口税。故一些百姓，找了一个出路，就是把自己出卖给做盐铁的商人家做奴隶，即使奴隶税赋高，但有工商收入总负担的起。其实那些出卖自己的奴隶是成为发财集团中的一员。这里钱穆提到汉初的奴隶和西方罗马的奴隶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奴隶是战争的俘虏，而在汉代是农民自己游离群体，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其三，我们应该惊讶于前面提到的，怎么会当戍卒只需三天呢，这是在秦汉之前的规定。封建时代，小国众多，方圆五十里地，去往边疆最多半天，来回加上驻扎也就五天时间。秦统一六国，面积变大很多，然制度却未改变。这么大一国土，百姓自然无法赶去边疆做戍卒。由此引起了社会革命，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到了汉代就变了。戍边还是三天，但你可以不去，只要一天出一百钱交给政府，一百人不去，就是三百天的戍边费。政府就用这笔钱雇一人去戍边，他得了这边钱，不仅足够在边用度还可留一点安家。这算是一种变通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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