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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读后有感
但凡在大学里修读过社会学课程的人，都一定读过、至少听说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此书是费孝通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内容源于先生1936年暑期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农村社区，向西方社会展现了在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下，一个中国江南农村社区的真实图景。《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理论分析、实地调查，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积累了翔实的材料。今天看来，相比于严谨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更像是一篇随笔;但在当时，它却开创了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为建立中国化的农村社会调查理论，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实地调查奠定了基础。
《江村经济》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机理——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例如费老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却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的政经疑云。
任何有志于在中国开创事业的年轻人，都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了。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深受乡土中国的影响。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中国人即便旅居海外也依旧忠爱土地与房产，都市家庭仍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城市居民依然会走亲访友——虽然现代社会已逐渐抹去了“乡土”和“宗族”的概念。当500强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当西方经济模式中国化遭遇阻碍时，不妨回到费老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
最初接触费老的著作，还是在大一下学期“社会学概论”的课堂上。对于一个刚离开高中应试教育不久的学生来说，第一次接触费老书中诸如“地缘社会”、“血缘社会”、“生育制度”这类的名词，对我看待问题的视角无疑是一种震撼，也让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状况的深入分析和透彻解释。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对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江村经济》是一本写于约80年前的书，那时的中国尚在混乱中摸索着三民主义，日本人正在觊觎关内，而中国共产党则已开始崛起。作为一个即将赴英深造的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费老知道继续研究或许是他对这个苦难国家最好的交代，正如费老在书的末尾给出的预言式论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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