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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冨谷至著
这本书是一月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虽然是一本日本的关于木简竹简的普及读物，但是不管是研究方法，视角，结论都让我受益匪浅。视角，说到底还是视角，就我个人认知而言，大陆地区对于出土简牍的研究大多是以其记载内容作为考察中心，将它们作为文献进行研究，对文字进行 释读，整理发表，各领域研究者各取所需，思想史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者看有没有记载经典的简牍，和现有的相对读，进行文字、语义、版本的研究，政治史法制史研究者意图从其中发掘一点吉光片羽来支持进一步的相关专业研究。但是很少有人会考察作为简牍本身的特征和意义。就我个人所见有讲到竹帛形制学的如李零先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和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但都是比较简单的形制介绍。
冨谷至先生此书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没有特别关注若干组特定简牍的记录内容，而是考察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即将简牍放在中国早期书写材料的演变中进行考察，对简牍的特征，功能性，使用与传递方法，不单单是其中的文信息，即便是简牍本身，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史，文化史意义。兹举一例，作者通过对不同不同类型简牍(单简与编缀简)的分析，指出了编缀简上的书籍信件等等最先完成了向纸的过渡(由楼兰文书分析)，而各种功能各异的单简以及官方档案向纸张的转移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虽然纸产生的时间很早，但是纸经历由包装品到实际运用的过程)不单单如此，作者通过对魏晋时期诏书的研究，指出了不单单是其材质，就连不同的装帧，颜色都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探讨这一切都是将简牍这一书写材料的演变放在帝制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的。(译者语)秦汉帝国所构建的专制体制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文书体系的建立，没有这样的体系，帝国就无法正常运转，正如简牍材料对于汉帝国的影响，书写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行政体系，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因此，简牍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行政和纸张时代的唐帝国必然是不一样的。(p138)在此一并推荐阅读冨谷至先生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堪称理论划归实践的又一典范著作。
评
上世纪是一个学术成果喷涌而出的时代，一系列精彩的研究，重构了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学、思想、道德、文化的认识。王国维绝对是其中最耀眼的人之一。他的“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方法乃至常识。以至于，在你写文献综述时，写二重证据法，别人都觉得这个没必要说，大家都知道。
然而，问题也恰在如此。这种思维使得我们看到出土文献的第一想法就是与传世文献比对。以至于出土文献的意义，相当程度上受到传世文献的制约。比如挖出李建成墓、海昏侯墓就十分重要，因为在传世文献里太出名了。于是总想在里面找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证据。再比如，海昏侯墓出土，就有很多人关注有没有乐经，为什么?因为它是六经之一，且是失传的。
然而，一种新的文献类型的出现，其意义仅仅是给我们过去关注的问题提供新鲜史料，查缺补漏，还是说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基于其本身出发的，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如果执着于前者，就让我想起了李济嘲讽傅斯年的那句话“你难道想从内阁档案中找到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富谷至先生这本书，无疑就是后一种看法的体现。他从简牍的用材(竹、木)、大小、颜色、刻痕、编法等一系列问题入手，重新还原了汉帝国的制度运作。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简牍的认识，也让我们感觉汉代人的生活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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