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小学的零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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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上小学的零星记忆

　　1960年放寒假，哥哥由三叔送到北京，父亲很快与属地小学办好了转学手续。我上的学校叫黄化门小学上三年级，哥哥在廉子库小学读五年级。两个小学相距200米这两所学校其实是同一所学校，一到三年级的在黄化门小学上课，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在廉子库小学上课。从黄化门小学抬头往西南方望去，目视线800米左右就是北京景山公园的中心亭。可能是上级教育部门将两个学校整合而成的。要不为什么有两个校名，而不统一为一个校名呢?

　　我班主任老师姓阮，女，35岁的模样，细条身段，是一位很清秀很和霭的老师，她教语文也教算术。对我这个农村来的土里土气，傻里傻气，呆头呆脑，乡音十足的孩子没有厌恶感，反倒是很亲切，说话细细的，柔柔的，对生活在农村大声大气、吼声吼气说惯话的我，好像是天外之音，是仙界之音。我的学习不好，算术不会背乘法口诀，加减乘除运算一团糟，语文不会拼音，读写、词意、造句更是一团浆子，只到现在我的拼音也不好，我打字用五笔，是因为拼音不好。阮老师便在课下耐心辅导，我听得似懂非懂，阮老师问我懂了没有，我不懂也点头;这样有时留得很晚才回家。我也不知成绩上去没有。北京的学习风气与湖北农村是绝然不同，那浓厚的学习氛围多少感染了我，同学们对成绩非常重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是同学们嘴里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绝大多数同学视作业得3分，考试得79分为耻辱，那时批作业为5分制，考试为100分制。而我总是不及格或免强及格。这对我自尊心是个刺激，觉得在同们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自己也知道努力，但由于基础太差，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感觉就像是陷在一潭泥里，拔不出来。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免强升入四年级。

　　那个学期，有两个同学主动和我示好，现在想起来，他们不是学习好的那一类学生，是属于学习一般而有点调皮的学生。一个是我学习小组的同学，姓贾，叫什么忘了。那时三年级以下的班实行二部制，每周有两到三天的下午不上课，老师根据家庭住地、成绩好坏、男女生等情况，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经过与家长协商，规定哪几个学生到哪个家里集体做作业。我们有三四个男生在贾同学家里做作业。有一次做作业后，他跟我说，我们以后做朋友，以后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就帮你揍他。有了他这话，我有了安全感。他家离学校很近，出了校门往西走一两分钟，往右拐进一个胡同就是，他家住的是大杂院，住有三四户人家。

　　每年的儿童节，景山公园内的少年文化宫要举行大型活动，中央领导人来参加活动，体现中央的重视。因为离得近，我们学校每年有数百人参加。儿童节的前一天，在北京上小学的零星记忆我加入了少先队。那天阮老师让我早些到学校集合，去参加少年宫的庆祝活动，我感到被信任，新鲜，高兴得不得了。早晨天刚亮就往学校走。已经走到校门口的我，突然发现没带红领巾，慌了神，转身往回跑，跑到一个胡同口，迎面被一辆自行车的撞到怀里，我人仰马翻。刚入城市的我根本不懂交通规则，不知道要弄清这是谁的责任，还以为是我错了，是我撞了人家的自行车，妨碍了人家，起身逃跑似的跑走了;后边的那个车主还在喊着：孩子，撞着没有啊?我还听见周围的人在笑。我好狼狈。后来提起这件事，我就笑自己怎么那么傻?

　　四年级的班主任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在廉子库小学的东校区的教室上课。廉子库小学分两个校区，胡同西边、挂着校牌的是主校区，校门斜对面，胡同的东边是东校区。东校区呈四方形，南、北、东三面各有两间教室，西边一间教室，空余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再就是一个小杂间。

　　在这里只读了一个学期，我只记得一件事：手工劳动砸核桃。那时学校有手工课，至今我都觉得这个课设得好。每个星期两节课。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来几麻袋绒布头，让我们把布头拆成线，拆成的线就是工厂工人擦机床的“油棉纱”。有时每个发一张硬纸壳，上边印好了各种图形，让我们按图形先剪下来，再折，再用胶水粘，做成了汽车、火车、动物等，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有一次一个班发一麻袋核桃，任务是砸核桃，取核桃仁，再由老师把核桃仁收集起来，交食品厂。这种活不仅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培养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控制自已嘴巴，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一个男生终于控制不住，吃了一块核桃仁，被一个女生看见，当即报告老师，立刻遭来女生的咝咝声和男生的嘲笑声。一个男生做吃核桃仁状，又被一女生看到报告，男生拿出未吃的核桃仁，讥笑女生多事。有的同学用力过大，把核桃仁砸成粉状，老师发现就说，要细心儿，小点儿劲砸，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儿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儿。说完又做示范。砸完核桃，地上狼藉一片，于是开始打扫卫生。桌椅响成一片，打逗笑骂声充满教室，那个快活劲，别提了。

　　上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是一个老师连任两级班主任，叫吴成薄，教我们语文。吴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身材侥好体面，皮肤白晳，眼睛不大但很亮。如果他身体无大碍，今年也就76岁左右，应该在世。由于年轻，有时镇不住调皮的学生。他在黑板上的板书，批改作业本的字整整齐齐，他的字永远是长条形的仿宋体，笔划再复杂的字他都能写成长条形，一排字写下来像刀切的一样，上下一样齐。我曾经学他的字体，但没学好，半途而废。他对我很好，他说，你是贫农出身，家庭成份好，要好好表现，要努力学习。

　　这时的我，虽然已经在北京读了二年半的学，但仍没有摆脱迷茫徘徊状态，学习成绩在中下间晃，算术应用题稍微复杂一点就犯糊涂。最近我看王蒙的自传《半身多事》，他说他小时做文字题如何得心应手，一看题便有了解法，他说：有的孩子解不出四则文字题，主要原因是语文障碍，问题的叙述，已经包含了解决问题的逻辑，这些孩子读不明白，弄不清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弄不清条件与设问的关系，做错了题是由于对文字题的设问词、语、句的理解出了毛病。这段话说得太透彻太精彩了，切中我当时学习落后的要害，我非常赞成，这正是我解不出题的原因。是的，那时我的语文基础太差，还什么主、谓、宾、补、状，根本就没这些概念，要跟我讲这些问题，那等于在我们脑子里搅糊涂，这又不是一天两天能赶上的。虽然这两年我没有做一件出格的事情，没有被罚站罚作业，而老师又是百般帮助，但我还是没给老师争气争面子，学习成绩依然平平。现在我体会到，有的学生为什么学习失去信心，自暴自弃，往往是因为这个坎没有爬过去，这个过程自己也很痛苦，这时的家长如果加以打骂、责备，那只能适得其反。

　　上六年级，从老师、同学的言谈中，我知道四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然后是十三中、五中、一中。我们廉子库小学能考进四中的每年也就一、两名。和我要好的同学李嗣琛，我深信他能冲进四中，但只差几分，最后被十三中录取。我没有这种侈望，也不可能有此侈望，我只想不被剔光头，有一个中学上就成了。

　　那年小学升学考试，北京探索考试改革，语文只考一篇作文。那年考试的作文题是《一次考试》。我就编了一篇，说我一看考试题就昏了头，后来又想起雷锋叔叔如何如何，于是就是了信心，最后把题做完了。那几年正学雷锋，什么事都离不了雷锋叔叔。现在看起来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最后我也不知得了多少分，被地安门中学录取。

　　父亲对我的学习是前紧后松，前头期望值很高，后头也只能顺其自然。他总是对我和哥哥说：首长的孩子如果作业得3分、考试测验得79分，那是要挨王妈妈的打，每次把手板打肿。王妈妈是首长的夫人。父亲这是间接告诉我俩，他也要这么要求你们。但我们得了3分或少于79分，他不打人，只是不和我们说话，就像不认识一样，用这种办法惩罚我们，我自尊心很强的，每当出现这种局面，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父亲那不屑的，像鞭子一样的目光抽打我的心。有时一个不好的得分能使双方相持半月之久。后来他看我实在是吃力，也就放低了要求，自认自己的儿子不如人。后来我听说给首长开车司机郭抵德的孩子学习很好，原来父亲是在和司机较劲。

　　哥哥的学习比我好，他考上了北京二十一中，比地安门中学要高一个档次。庄则栋就是从二十一中出来的。哥哥还是代数的课代表，大小还是个班干部。不管与谁比，我都像一只丑小鸭。

　　在北京上小学时，正值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在我的记忆里，北京情况算是好的，起码没有饿死人，起码是在我的周围没有饿死人。当然这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北京人粘了首都的光，首都有时会得到照顾，因为北京有外国人。北京的粮食定量减过一次，主要是家庭妇女，我母亲原来是28斤，减到26斤，但我们小孩的粮食没有减，哥哥上小学时是28斤，上中学时凭学校的证明增加到30斤。在副食品供应上，北京人也粘了首都的光，每人每月还有半斤肉，半斤鱼，半斤油，二两香油。在外省可有这么好的供应，听说有的城市只有三两油，三两肉，香油根本没有。每到星期天，父亲就打开锁着的抽屉，拿出两张肉票(一张半斤)，两张鱼票，或者这个星期拿出鱼票，下个星期拿出肉票到地安门综合市场去鱼或肉，改善一次生活。父亲对我比较信任，把钱和票交给我，让我去买。

　　那时市政府为了补充孩子成长时期的营养，由学校给学生发鸡蛋票，其他人是没有的，只有过年、过十一、五一才发鸡蛋票。有一次学校通知学生带钱在学校称鸡蛋，鸡蛋箱子抬到各班由班主任给每个学生分，每人一斤。再调皮的学生也不会胡来，小心翼翼，像提着自己生命一样地提着那一斤鸡蛋慢慢地走回家。

　　有一段时间，反正不是整个三年，可能就一个学期，全体师生在学校操场开大会，先讲国内外大好形势，然后说现在生活困难，营养不足，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提倡劳逸结合，减少教学时间，主要是减少自习课，每个星期两个下午不上学。体育课减少，或者在室内上。

　　师生们听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没有什么情绪。但教学并没有放松，老师们还是那个激情岁月年代的工作热情，在减少教学时间的情况下，仍然按教学大纲完成了规定的教学内容和质量。我们学生该学到的知识还是学到了。包括我们学生在内，大家并没有怨言，除了吃饭发了愁，有时肚子饿得有点难受，我们一天到晚还是快活的，照样打逗笑闹。照样把早点带到学校去吃，一个馒头或窝窝头，尽管自己肚子没吃饱，但还是有求必应，给周围的同学各掰一小块。那时我或一个同学拿出一个馒头或窝头吃，身边的同学就会说：“哥们，掰一块。”那音调不是乞求，而是一种情谊，一种信任，一种同学间的交往。

　　北京人爱吃榆钱，榆钱就是榆树开花前的花蕾，吃起来有一股青香略带点甜。不是灾荒年景也吃，粮食不足的灾年平时不爱吃的也吃了。有很多同学放了学，特别是不上学的下午，就一帮子一帮子到处找榆钱树，上树摘榆钱，除了当场吃，还拿回家交给家长蒸榆钱馒头、窝头。

　　由于营养不足，有的人因缺少蛋白质得而腿脚浮肿，医院就开一个证明，凭着证明到粮店买2斤黄豆。我有时想，这事如果放在现在，那医院的医生还不为自己的亲属、朋友谋私，把证明开个够。可那时是什么年代，人人都按规距办事，人们宁可自己饿死，也不会违背原则、纪律、制度。

　　好像是上六年级时的时候开始学雷锋，一进学校，一面墙的屏风正中的白墙用红漆写着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班主任老师用班会的时间学习雷锋的事迹、日记。但没有太多的记忆。真正学雷锋是在上中学以后。雷锋精神影响了我一生，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当然也影响了我父辈那一代人，给当时的社会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以巨大的精神动力。

　　上小学记忆深的还有当时的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说是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表现云云，再就是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时，学校开过大会，进行宣传教育，教育我们提高警惕，发现台湾特务要报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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