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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中细腻的语句第一篇
《文化苦旅经典语句摘录》
文化苦旅经典语句摘录
1、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文化苦旅·自序》
2、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文化苦旅·自序》
3、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遥远的绝响》
4、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
5、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6、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风雨天一阁》
7、可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样，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西湖梦》
8、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西湖梦》
9、.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梦》
10、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洞庭一角》
11、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杀。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迸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洞庭一角》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
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
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因此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然是自由互通，信心互增，光辉互照。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
中华文明至少在一点上既符合最低标准，也符合最高标准，那就是：自己好好活着，不去招惹别人。
不要为人生制订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能说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吗？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只能变得更沉着 。
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实物，冠有多少美名，总有一个开启它的小小钥匙孔。中华文明的钥匙孔，叫“君子”。
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如果被别人嫉妒的是你，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生的追求，情感的冲撞，进取的热情，可以隐匿却不可以贫乏，可以恬然却不可以清淡。
文化人不要在地域上敏感。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善良，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
因为有“挑战者号”的殒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
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解除过度的防范敏感，降低高昂的争辩意识，减少无谓的笔墨官司，让眼睛习惯杂色，让耳朵习惯异音，不太习惯就少看少听。一切自己做主，看一点悦目的，吸几口新鲜的，尝几味可口的，稍感不适就轻步离去，我没有义务必须接收我不想接收的一切，哪怕有人直呼姓名在门口喊阵也关窗拉帘，闭目养神，顺手打开柴可夫斯基或瞎子阿炳。人们都说身处现代社会必须学得敏锐和迅捷，我却主张加一份木讷和迟钝。人生几何？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比较正经的年代，赶快省下精神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哪里还有时间陪着陌生人胡乱折腾？门外的风，天边的云，一阵去了一阵来，当不得认真，哪怕这些风这些云是白纸黑字组成的，也是一样。
我看到，最容易和解的是百年血战。
我看到，最不能消解的是半句龃龉。
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一个混浊的中游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游。
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日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修正，让人上的前前后后相互滋润。
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要的原因是，韩国艺术家不知道中国评论家，而超女根本不在乎评论家的存在。
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
此生就是来解谜的，人生的吸引力主要由悬念构成。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只能变得更沉着。
文化苦旅中细腻的语句第二篇
《1文化苦旅名句》
余秋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等 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遥远的绝响》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风雨天一阁》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文化苦旅·自序》
文化苦旅中细腻的语句第三篇
《《文化苦旅》散文语言的整齐美》
文化苦旅中细腻的语句第四篇
《主要内容》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余秋雨写作本书首先是因为受了一位青春不老、童心难泯的美国老教授的激发。这位教授虽然年老但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使作者萌发重新认识祖国大地的愿景，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其次，应该是作者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慰藉。作者渴望在旅途中解放自己的心灵并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所以，余秋雨在不惑之年，毅然辞去官职走出书斋，开始了文化苦旅。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苦旅》以独特的“身姿”横空出世，给当时的散文领域吹进了一股新鲜的旋风。直至今天，尽管各界对余秋雨其人其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文化苦旅》却很少有外界的非议与质疑。其原因在于《文化苦旅》走出了往昔散文的靡靡之音，以一种大手法书写历史、感悟人生，重点突出对“人”的思考，以悲悯情怀书写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症结，尽管也难以找到完美的答案，但给人以厚重、以沧桑，以震撼、以启迪。同时他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不拘一格的形式来叙事、来抒情，博得了外观上的审美愉悦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出
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
游戏笔墨”
，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南宋年间的一个岁末，隐居临安郊外牛家村的忠良之后郭啸天、杨铁心家遭横祸，被与金国王子完颜洪烈勾结的南宋官府害死，已怀身孕的郭夫人李萍、杨夫人包惜弱也双双失踪，噩耗传来，郭、杨的好友全真教道士丘处机怒不可遏，对杀害郭、杨的凶手进行了追杀。他惦念失散的朋友家眷，在临安一带四处奔走打探未果；接着又因受奸人段天德蒙骗在嘉兴与江南七怪发生冲突，两败俱伤。事后，丘处机与江南七怪识破奸人阴谋，释兵言和，但比武未分胜负，丘处机相约江南七怪一同寻人，由自己去救助杨铁心妻子包
惜弱，江南七怪去救助郭啸天妻子李萍，并各自将两家的孩子教养成人，十八年后重会嘉兴，由郭杨后人代为比武再分胜负。江南七怪义薄云天，慨然应诺。
《守望的距离》是周国平1983年至1995年4月所写散文的结集，收入了散文十四辑，内容包含哲学思想、人文思想、人生寓言等，其中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哲学的魅力，融理性与激情于一体，笔调清新自然，内涵睿智深刻。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今日读来，这些散文作品依然触动人的内心，因为我们同样热爱生活，希望寻求人生的真谛，向往豁达的精神境界。
1994 年夏、1995 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女士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女士，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女士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女士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女士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 年10 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 年2 月26 日，她去世的前6 天。
《零下一度》(韩寒文集)的第一部分包括回忆童年生活的记叙文，第二部分则是新创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杂文，再次显示韩寒“倚马千言似的不凡才华”，书中，把刘墉、琼瑶、金庸、王朔、谢霆锋、周星驰等名人涮了一顿，以一个18岁男孩的眼光，对他们逐一作了剖析。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 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描写的一段经典的日式爱情，恬静清淡而又蕴含了极其深厚的人生况味。同时，也描画了一个在悲哀中由于人们心灵的互相交流、相互抚慰而产生的和谐幸福的理想境界。这个爱情故事的唇纹眼角都浸渍着东方民族的神韵，在欲语还休中细腻刻骨地勾画出迷离忧郁的南国风情。在邂逅与告别中，令人忘却现实与创作的界限而随着川端康成神奇的笔触缓缓沉入空灵美好的唯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