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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墓人的同义词篇一
《谁培养了我们的掘墓人？》
掘墓人的同义词篇二
《掘墓人的女儿中的家庭关系》
掘墓人的女儿中的家庭关系
玛丽莲.C.韦斯利（MARILYN C. WESLEY）认为理解乔伊斯·卡萝尔·欧茨小说的三个关键词是家庭、权力与反抗。她的观点确实不无道理。乔伊斯·卡萝尔·欧茨 2007年出版的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以家庭为核心着力描写了每个家庭成员在融入新生活时的心理历程，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在小说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精神分析为理论依据，分析文章之中的父女关系及父子关系，揭露小说女主人翁蕊贝卡·施瓦茨对其父雅各布·施瓦茨的俄狄浦斯情结，她的丈夫加拉格尔与其父之间的对抗关系。从对《掘墓人的女儿》分析，本文认为，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及拉康对于父亲的学说对乔伊斯·卡萝尔·欧茨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父女关系——蕊贝卡的“恨”
俄狄浦斯情节，是弗洛伊德从其“利比多”理论和人格学之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对男孩来说，俄狄浦斯情节是一种恋母情结；对女孩来说，则是一种恋父情结。
在《掘墓人的女儿》开篇，乔伊斯·卡萝尔·欧茨就写到蕊贝卡·施瓦茨对其父雅各布·施瓦茨的恨。“距离他死去已经十年，埋葬在他荒草丛生的坟墓中已经十年，十年来，他无人祭奠。你或许会想，她，他的女儿，现在已经成年了，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应该摆脱他了吧。该死地，她试过了！她恨他，恨他煤油色的眼睛，煮烂的西红柿般的脸！她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①蕊贝卡为什么会对他的父亲如此的痛恨呢？她的恨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恨意吗？确实，蕊贝卡恨她的父亲的理由很充分。在美国依靠掘墓为生计的雅各布·施瓦茨脾气暴躁、酗酒，毁坏蕊贝卡辛辛苦苦得到的“拼写小蜜蜂”的奖品，逼得两个儿子逃离家庭，杀害妻子，最后饮弹自尽，使蕊贝卡成为一个孤儿。
根据精神分析批评，当父亲不能完成其角色或者是父亲角色缺失时，女性会在情人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小说的女主人翁正是这样，蕊贝卡的两任丈夫年龄都偏大，都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第一任丈夫提格纳与她父亲在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酗酒、多疑、虐打妻儿..第二任丈夫加拉格尔则是蕊贝卡想象之中的父亲角色，富有、宽容，对家庭及妻子有责任感。但是父亲角色的存在给女主人翁的心理造成极大的阴影，欧茨在文章结尾处，写到了蕊贝卡的公公老加拉格尔对儿媳妇的爱情与告白，如果说加拉格尔是蕊贝卡想象之中的父亲角色，七十几岁的老加拉格尔则是完完全全地父亲形象——睿智，比加拉格尔更加富有、宽容、成熟。正是因为雅各布·施瓦茨不能完成其作为父亲的角色，到后来父亲的死亡造成父亲角色的缺失，也正是因为蕊贝卡对其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最后导致她在情人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正如蕊贝卡在回忆之中，对她的父亲的认知那样“在他的内心深处，她的父亲雅各布·施瓦茨是爱她的，他爱他们全家每一个人。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他只是想抹去历史。 ”
二、父子关系——对抗与逃离
拉康认为，在父亲——母亲——孩子原始家庭关系之中，父亲是一种能指，他的所指含义是一种权威。用拉康的话说，父亲代表着律法者。在小说之中，父亲不仅仅是律法的象征，也是经济的象征。施瓦茨一家从德国逃离到美国之前，作为数学教师的父亲雅各布·施瓦茨为整个家庭提供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当一家人逃难到美国之后，雅各布·施瓦茨只能作为一个掘墓人以微薄的薪金支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无论是在德国或者是在美国，作为经济与律法象征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作为律法象征，父亲在家中颁布禁令，他禁止全家人说德语，禁止其他家庭成员去动他的收音机；作为律法者的他，将孩子们同母亲分隔开来，将孩子们同收音机分隔开来。收音机同母亲一样，作为“能指”，象征者父亲不可撼动的父权地位。随着孩子的成长，男孩最初向父亲屈服，把自己同母亲分开，
因为男孩现在还不是男性家长，但是他以后会成长为一个男性家长，获得父亲的权威。在小说之中，雅各布·施瓦茨的两个儿子，最初对于父亲的暴力和拳打脚踢是默默地忍受，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有了保护“母亲”与“妹妹”的意识，父亲的权威遭受了挑战，父亲与儿子之间形成一种对抗的关系，最后，两个儿子在不同的情况下，逃离了他们的家庭，逃离了他们的父亲，他们最终成长为男性家长，被导入了男性身份这一象征性的角色。
三、结 语
文章中，女儿对父亲的恨，实际上是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体现，当父亲角色缺失的时候，由于俄狄浦斯情结，使得女儿在情人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对抗关系，正是由儿子在被导入男性身份的象征性角色的必然过程。父亲作为一种能指，代表的是律法者，权威性的所指意义，儿子在这种权威之下，被迫与母亲分离。但是随着儿子的成长，伴随着儿子被导入男性身份，父子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就得到建构。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在欧茨《掘墓人的女儿》的创作过程之中，贯穿于人物性格和命运描写的始终，也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对欧茨的创作有着深刻地影响。
掘墓人的同义词篇三
《《掘墓人的女儿》中的模仿》
．渺稚
ＨＣＵＮＩ’Ｆ｜ｌＮ
ｆＬＯＷＣ－ａＳ
《掘墓人的女儿》中的模仿
杨玲
乔伊斯・卡萝尔・欧茨是美国著名当代小说家，因其以现实的笔调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国内外评论家长期以来把她当成现实主义小说家或者是女性主义小说家。实际上，乔伊斯・卡萝尔・欧茨的作品涉及面颇广，作为由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她对身份认同及模仿等后殖民主义关注的焦点也有深刻的描写和理解。《掘墓人的女儿》虽说２００７年才出版，但是欧茨对这部小说构思已久，２００４年欧茨发表的短篇小说《表姐妹》就是这部小说的组成部分。林斌在《外国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９期上发表的《大屠杀叙事与犹太身份认同：欧茨书信体小说（表姐妹）的犹太寻根主题及叙事策略分析》从大屠杀叙事的角度探讨了欧茨自身犹太身分寻根的心路历程。汪凯在《外国文学动态＞＞２００８年第一期之后对《掘墓人的女儿》有过介绍，从从后殖民理论角度对该小说的研究至今仍是窄白。本文以模仿为切入点，分析以女主人翁蕊贝卡为代表的犹太移民家庭的模仿行为，研究三代人的模仿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天系及走向，揭露“主体性”的逐渐沦丧是该移民家庭身份同质化的根本原因。
一、父亲雅各布・施瓦茨的模仿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之中写道：“模仿成为殖民权力与殖自尊和虚荣心受到伤害的她不假思索地嫁给了查尔斯。而婚后第七周，查理去世了。但足这并没有对她造成什么伤害，因为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卫希礼。
战后的混乱与无助又让她为了三百美元塔拉的税款，也为了养
民知识最难以解释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州”“模仿代表讽刺性的妥协。州“在巴巴看来，模仿是殖民统治力量的殖民策略，希望造就拥有“他者血统，宗主国内在”的“部分模仿者”、“翻译员”、“戏剧演员”。巴巴还认为“模仿”本身就是一种解构，在建构殖民权力与权威的同时，也消解了殖民话语。他认为“模仿”的结果“似是而非”本身，就是对这种策略的一种否定，这样的“似是而非”的属民对殖民统治力量构成威胁。
父辈的模仿属于被动模仿，所谓被动模仿，即是在强势力量如殖民统治力量的强迫之下，被统治者或者是被胝迫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以及文化，被迫接受或者学习新的语言或者是文化。其结果是作为“他者”的属民成为所谓的“翻译员”，“部分模仿者”。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的某一天，雅各布・施瓦茨带领一家人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纽约密尔本。到达这片土地之初，他们就被打上了“他者”的标签。从本地人的视角来看，这家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披头散发，臭气熏天”，把１毫无疑问，他们是逃难者，是所谓的“移民”。
为了生存，雅各布・施瓦茨告诫家人“要隐藏弱点圳…，因为“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他禁止家人说德语，对犹人人的身份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当别人问到：“施瓦茨！是个犹太名吧？是吧？我指的是希伯来名字！圳”雅各布・施瓦茨【旦Ｉ答道“不是，是德国名。我能够回到她的身边，她用一贯的方法安慰自己：“我等明天【口Ｊ陶乐去再想罢。那时我就能够忍受了。明天，我想一定有法子町以把他拉回来。无论如何，明天总已换了一天了。”心１在她看来，失去的还能夺
回来，她永远期待明天，只是她还需要回到生她、养她的红土地——
陶乐，去恢复力量，去重新振作！
对丁．斯嘉丽来说，陶乐就是一种信念。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能适应。（丁玲）没有信念人们就不会有意志，更不会有积极丰动性的行为。信念是一种心理动能，其行为上的作用在于通过士气激发人们潜在的精力、体力、智力和其它各种能力，以实现与基本需求和欲望和信仰相应的行为志向。正
活一大家人，抢走了妹妹的情人——弗兰克，冈为她知道妹妹嫁人后
会弃整个家于不顾。所以她为了整个家，为了陶乐，斯嘉丽牺牲了自己的第■次婚姻，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这没有爱情的婚姻如同一把枷锁再次将斯嘉丽牢牢锁住。她在这次婚姻中，斯嘉丽在完全不属于女人的生意圈、男人圈，甚至“敌人圈”中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怀有身孕还抛头露面。她的这些行为被人们指责、痛斥、鄙弃与嘲讽，这也告诉我们，…个女人要成功就要比男人多十倍、百倍地付出，世俗与社会无法接受和容忍一个弱女子在男人的世界比男人还要成功。这次婚姻又是以丈大的离世而结束。这两次无爱的、带着功利性目的的实用主义婚姻，并没有对斯嘉丽造成多大的伤害，因为她的心里一直念着的是卫希礼。
军火投机商瑞德对斯嘉丽却一往情深，一直在爱着她，而且他十分富有。于是，第二次守寡后，斯嘉丽便答应了他的求婚。但斯嘉丽对卫希礼仍念念不忘，她瞧不起瑞德，还经常伤害他。他们共同生活的六年里，充斥着猜忌和同床异梦。媚兰去世后，斯嘉丽才意识到，
是对养育她的红土地——陶乐的这种信念使斯嘉丽在战争时变得勇
敢、坚强，在回到荒茺的序园后能够重新撑起这片天，在失去爱女、失去爱人后能重新燃起希望。只要有希望，一切皆有可能！
注：［１］［２］引自《飘》，傅东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４０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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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根本不爱卫希礼，而瑞德——这个她曾ｆ＋分痛恨鄙视的人，自己却
深深地爱着。“能用有力的双臂抱着她的瑞德，有宽阔的胸脯能让她的头枕在上面的瑞德，他讥讽的笑声能使她用适当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事情。他还完全能理解她，冈为她也像他一样，能够以事情的本来面目去看『ｕＪ题，不会被名誉、牺牲或者人性中崇高的信念这些不切实际的观念所阻碍。瑞德一直默默地站在她身后爱着她、理解她，随时准备帮助她。”……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瑞德已被她伤透了心，弄得疲惫不堪，已决意离开斯嘉丽了。这又说明了斯嘉丽这个自认为是个调情高手或是爱情专家的人，其实在感情上却很愚钝，自己心爱的人在身边那么多年却丝毫没有察觉，等发现时，爱人却已遍体鳞伤，对爱情也失去了信心，已决定放弃、离开。
但瑞德走了，斯嘉丽却没有自暴自弃，她没有放弃希望，她永远对“明天”充满信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真挚而纯洁的爱情最终
【３】李立．顺性而行．逆世而为的传统颠覆者一一浅议Ⅸ飘》之
郝思嘉形象【Ｊ】－电影评介，２００９年１９期，Ｐ．１０７—１０８．
【胡罗闵钰．解读《飘》的“明天意识”【Ｊ】．昆明大学学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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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周娟．脂粉堆里的英雄—评现实主义者郝思嘉【Ｊ】．湖南
医科大学学报啦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１卷第３期：Ｐ．２７－１２９．
作者简介：
苗艳（１９８１一），女，山东省枣庄人，在职硕士，助教，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单位：枣庄学院。
万方数据
们是德国清教徒，我们的信仰源自１Ｇ世纪马丁・路德金的理念，在美困的信众较少而已！圳”即便如此，他蹩脚的英语，异国的姓氏使他的模仿不伦不类，在以白人新教徒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中，他成为一个蹩脚的“翻译员”，原本是数学老师的他从事着最卑下的上作：掘墓
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伺候死去的基督教徒！圳”他在坟墓表上
喃喃自语黑格尔、叔本华；他卑躬屈膝，无休无止地工作……对主流社会而言，他依旧是一个“部分模仿者”，在他们眼中，他们是他的统治着，他们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模仿”，使他归顺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雅各布・施瓦茨的“似是而非”对他们构成威胁，他贪婪成性，而且犹太人会“雎干你的每一分钱。川”他虐待妻儿，最后杀死了沉默的无声的施瓦茨太太！雅各布・施瓦茨在东方主义者的
心目中，已经定型——残暴、贪婪．无法沟通：无论他再怎么模仿，他
也是个蹩脚的“翻译者”，他的存在对主流社会是一种威胁，他必须走向死亡。但是，出于统治的需求，作为实施统治策略的主流社会无法伸出黑手，雅各布・施瓦茨最终饮弹自尽。他死后，密尔本的人们这个“模仿者”也仅仅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密尔本甚至记不清楚他的名字；他的墓碑也是荒草丛生，人进无至。雅各布・施瓦茨的模仿以及其对犹太身份的逃避，导致其作为犹太人的“主体性”丧失，他想极力美国化的过程之中，成为作为统治策略“模仿”的牺牲品。
二、麓贝卡的模仿
蕊贝卡与她的父母亲有所不同。她的模仿由被动模仿转为主动模仿，主动模仿是模仿者借助于模仿对象而进行的主动的自我改造，因此它常常变成被模仿者的变异体，最终结果不是“翻译员”或“部分模仿者”；而是模仿者通过模仿，形成“杂合身份”。
蕊贝卡的模仿，最初也是一种被动模仿，他的父亲告诉她要“隐藏缺点”，所以她努力学习英语，在班上获得“拼写小蜜蜂”的奖项。对于她的犹太人身份，她也是极力隐藏，她的第一任丈夫叫她“吉普赛女郎，犹太小妞”ｂ１的时候，她总是心生不悦。她在内心悄悄地说：“我不是吉普赛女郎，犹太小妞。我在美国出牛，我是美国人！州引她认为她丈夫对她和孩子的虐待，就是冈为她的犹太人身份，就足因为她是犹太人，他才会打她．虐待她。所以她逃离了她的丈夫。
她把自己的犹太名字“瑞贝卡・施瓦茨”改成美圉式的名字“哈泽尔・琼斯”，把儿子的名字改为撒迦利哑，她说：“他的名字叫撒迦利哑，出自《圣经》。圳引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原本是对基督教深不以为然的。不仅仅是名字，她对自己的外貌，行为举止都有意识地主动改变。“她的脸还不是哈泽尔・琼斯的脸，而是肤色偏黑，那是一种油光光的黄褐色的皮肤，她会用明亮的化妆品来掩饰，先抹化妆水，然后再扑粉，搽完脸后，她还会小心翼翼地用粉覆盖脖子，小心仔细地摸匀。她还会认真地伪装发际线处加拉格尔从未发现的细微的疤痕……川３１她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致于当她在街头巧遇她的二哥时，他二哥都没认出她来。为了和过去切断联系，她狠下心米，与她失散多年的亲生哥哥相逢而不相认。虽然她被主流社会接受，她也嫁给了他的第二任丈夫，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这个丈夫尊重她，爱她。但是她的内心明白，她丈夫所尊重所爱的是“哈泽尔・琼斯”而非“瑞贝卡・施瓦茨”。“那晚，在加拉格尔身旁，她想道：“我要叫醒他，告诉他我是谁。告诉他我的生活是一个谎言、是一个拙劣的笑话。根本就没有哈泽尔・琼斯ｏ
ｏ・ｏ
ｏ・”Ｃ３］最终她还是没有告诉他丈夫她的秘密，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玩着犹太人才玩的纸牌游戏；悄悄地给她的犹太表妹写信。在她的内心，她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同样也觉得犹太身份难以逃脱，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形成集体身份选择之际，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及巨大的精神磨难，形成一种焦虑与希望、痛苦与欣然并存的主体体验。起初，她极力逃避自己的犹太身份，造成犹太主体性的逐渐丧失，但是与家人的巧遇，与犹太表妹的通信，使得她霞新获得了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认知，她虽然没有公开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始终同作为犹太人的过去保持着秘密的、密切
万方数据
作品研究２０１０．０４．８
的联系，并存对自己的身份形成一种“杂合身份”的认知。从被动模仿到主动模仿的过渡，形成了被模仿者的变异体，表现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力更生。
三、小结
通过对《掘墓人的女儿》中以父女俩为代表的两代移民的模仿行为的研究，本文认为：
模仿与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模仿过程之中，一味地否认原有身份，将自我身份置身于作为统治策略的“模仿”之中，这种“似是而非”的“翻译员…‘部分模仿者”，在主流文化或者强势文化看来，虽说是作为统治策略，然而却是强势文化的讽刺性妥协，对强势文化而言，始终是一种威胁。因此，从弱势文化主体角度ｌｆｉｉ言，被动模仿带来的是主体性的消失，即不能融入强势文化，又无法自我承认或【廿Ｊ归弱势文化，第一代移民往往无所依从，主体性一旦消失，就成为真止的无根之人。雅各布・施瓦茨最终饮弹自尽，是一种隐喻，喻示了以雅各布・施瓦茨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在主体性丧失之后，两不着边的主体体验。而以“瑞贝卡・施瓦茨”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的模仿行为，从作为统治策略的被迫的被动的模仿，变成一种主动模仿，这种模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种自愿而非强迫的行为，它表现的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自力更生的能力，它并不是亦步亦趋，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是亦步亦趋，其中依然隐藏着不易觉察的新东西，它常常变成被模仿者的变异体。它在接受主流强势文化的时候，带着一种否定的态度，例如蕊贝卡虽然给自己的儿子改了圣经中的名字，但是她自己对基督教文化是不以为然的，她在融入美国主流强势文化的同时，依然与作为过去的犹太主体性保持着干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虽说是隐秘的，但足却不同于她的父亲的会盘抛弃。她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形成集体身份选择之际，虽然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及巨大的精神磨难，形成‘１种焦虑与希望、痛苦与欣然并存的主体体验，这正是“杂合身份”形成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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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石海峻．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模仿Ｕ．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８１汪凯．袋伤痕累累的记忆：评乔伊斯・卡萝尔・欧茨新作
＜掘墓人的女儿＞》叭外国文学动态，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作者简介：杨玲（１９８２一
），女，Ｉ四ＪＩＩ广汉人，电子科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掘墓人的女儿》中的模仿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杨玲
电子科技大学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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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墓人的同义词篇四
《试论《掘墓人》中的以超现实主义笔法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试论《掘墓人》中的以超现实主义笔法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摘要：《掘墓人》是黎巴嫩阿拉伯诗人、作家、画家—纪·哈·纪伯伦（Kahlil Gibran）于1920年出版的《暴风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纪伯伦以超现实主义笔法，塑造了描绘了一个敢于 “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我是自己的主”的“疯狂之神”的形象。全篇充满暴动和激情，是纪伯伦发出反叛的最强音。在这个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人即上帝”，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这一时期，纪伯伦深受尼采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笔者认为，透过《掘墓人》中的通过超现实主义笔法分析来探讨纪伯伦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关键词:《掘墓人》 超现实主义 尼采 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一1931)，是阿拉伯近代文坛上极有成就、极具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又是一位杰出的画家。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性散文的主要奠基者， 开辟阿拉伯二十世纪新文学道路的先驱者之一。《暴风集》成书于1920年，《掘墓人》收于其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次大战的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特别是对于长期受压迫和战乱的黎巴嫩更是一次世纪性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一场猛烈的革命”。他呼唤着摧枯拉朽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
《掘墓人》的主要讲述了一个夜雾笼罩星光的夜晚，“我”独自走在峡谷，与一个“疯狂之神”相遇。在“疯狂之神”的教诲、鼓励和怂恿下，“我”也变得“疯狂”。休离妻子，并且 “我”给孩子每人一把铁铣，“只要看到死尸，就把它埋入土中”。打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挖掘坟墓、埋葬死人。
文章一开始就是一段环境描写。首先，“一个夜晚”具有这样的特点:“夜雾笼罩星光”,“寂静的令人恐怖”。夜晚即黑暗，无光亮，唯一的光源是来自自然界的星光，“恐怖的寂静”既来自自然界，也来自“我”的内心。再来，“我”身处的峡谷是“生命荫影”，是尸骨成堆。可见峡谷是没有生命的，是绝望的所在地。谷里有着一条血泪之河，这条血泪之河“如蝮蛇般滚波逐浪，又像罪人的梦幻，奔流不绝”，这个比喻句让读者产生陌生感，难以理解。河怎么会像蝮蛇，会像梦幻？如果说是单纯的比喻句是理解不到，这里是使用了象征的手法，这条似蝮蛇、似梦幻的血泪之河象征的是死亡，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我”的现在的处境是直面死亡的。尼采提倡象征是为了让人更准确更形象地把握现实，理解现实。受尼采这一观点影响的现代派作家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例子。例如，“托·斯·艾略特的《荒原》一诗以荒原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神空虚、理想破灭、道德堕落、文明崩溃的西方世界。”①在文章中，象征手法运用自如，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最后。站在岸边的“我”，“茫 然地听着精灵的低语，注视着虚无的大千世界”。这里“我”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作者都没有交待。也许是死亡之声，也许是瞬间领悟了真谛后的“虚无”、活着无意义。“我”
②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本无意义，“上帝死了”。在充满寂静和黑暗的峡谷里，除了星
光，没有上帝，只有“我”一个人。 ①
② 杨恒达 著 《尼采美学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 第305页 《尼采四卷本著作》，第3卷，第75页
整段运用的意象有夜雾，星光，峡谷，尸骨，血泪之河，岸，精灵，低语，梦幻，蝮蛇。这些意象丰富新颖，产生了“神奇”、“奇特”的艺术效果。但使用时让人感觉怪诞、晦涩和不可理解。
第一段就为文章定下了基调，世界是虚无的，人生本无意义，没有什么上帝和救世主，人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救自己。亦如“我”处于峡谷中只有自己去面对死亡，追缅活着价值一样。
接着，一个影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有着沉重的脚步声，庞大恐怖，两眼如灯，可以“歪身坐在一块大石上”。在后面，“他用一支胳膊支撑着身子，圆突的肌肉如充满决心和活力的冬青槲的根基”这是影子第一次以实体出现。影子的形象充满了肉感，是以人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作者制造了一种诡异感，使用陌生化语言，给人以陌生感。
影子以“疯神”自称，说“我是自己的主”。疯神没有偶像崇拜，没有“接受祖辈、父辈礼物”。他渎骂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热，膜拜自己。“他哈哈大笑如暴风怒吼”，“他用奚落的目光瞧着我”，“他笑了，一脸奚落、嘲讽的神情”等等都可以看出“疯神”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对话，鼓动“我”改掉父辈传给的名字；鼓动“我”放弃吟诗作文，去掘墓穴埋葬形同死尸的活人，改造世界；鼓动“我”休离妻子，教自己的孩子也去掘墓穴。
最后，“疯神”回到了“那魑魅魍魉聚集的地方去了”，他是不与一般人生活，而是与高超的人，“超人”生活的。而“我”从此也去掘墓穴，“我就我一个人，没有一个帮手”。与首段“我独自一人彳亍在生命荫影的峡谷”相呼应。最终“我”以孤独结局。
作者借“疯神”之话，传达出自己所认识到的的“疯狂”的深广含义。纪伯伦认为改造世界的手段不再是悲伤、哭泣，而是破坏、摧毁。“疯狂就是智慧的集中表现，疯狂是最佳状态的清醒，疯狂就是勇敢和力”，亦如“疯神”说：“我是一个强有力的疯子”， “哲理是人类中弱者的一个特征”，只有疯狂才能强有力，才能去打破传统。
纪伯伦在《掘墓人》中号召人要做自己的主，是自由的， 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更不是上帝的奴隶，人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救自己。在一战中受压迫的黎巴嫩需要这样的新人种，消除奴性，为民族崛起而努力。这明显是受了尼采的“上帝即死”的概念的影响，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在《掘墓人》里也说道：“你除了自己谁也不信，谁也不尊；你只爱自己内心之所好，祈求自身的求生。”
“尼采思想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一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更为广泛更为强烈地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纪伯伦也深深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他剔除了自己思想感情中的哀怨、哭诉、柔弱成份，把一股阳刚之气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无疑，尼采是纪伯伦孤独的最大抚慰者，也是他步入创作新阶段的引路人。”纪伯伦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是的，尼采是一位巨大，真正的巨人！你愈去读他，就愈增加对他的爱。或许他是现代所有灵魂中最活跃。最自由的灵魂。他写出的东西，在今在认为伟大的许多东西消逝之后，仍将长存。……读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到的所有世纪的书中最伟大的一本书。”
在解读文本的时候，笔者发现“我”所处的这样的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塑造的“疯神”形象和环境特点带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无意识”的沉睡状态，是把握这②①①
② 杨恒达 著 《尼采美学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 第287页 郅薄浩 《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J]. 国外文学. 1994年01期
篇文章的关键。在文本中这样写道“我低头，思索他的话，竭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搜索他讲的梦境。”，笔者认为“我”是出于“无意识’的状态的，在一个“彼岸”的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宣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世界，后一世界比前一世界更真实。强调诗人听从潜意识的召唤，写梦境，幻境，事物的巧合，提倡自动写作法，把梦幻和一刹那的潜意识记录下来，达到“纯精神的自动反应”。 这明显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同时超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一个文学艺术流派，为现代派文学开创了道路。它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一支，与表现主义流派、象征主义流派、意象主义流派等都受到了尼采美学思想的影响。
试着把“我”与“疯神”的相遇看作梦境或出于无意识的状态，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影子的形象与现实人的形态的矛盾。如影子“两眼如灯”“沉重的脚步声”等。就是在“我”的梦境中有一个影子，但这个影子并不存在于现实，只是我潜意识状态下的一个形象。
纪伯伦在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时，充满出人意料的形象隐喻和象征，但晦涩难懂，语言缺乏逻辑性，规范性，易造成语义的多重理解。如前面在分析第一段时提到的部分。还有在文本中“自己的妻子”则是旧道德传统延续的象征，“与精灵新娘结婚”则象征创造新的人种的途径。在没了解作者的思想和生平的前提下，这些都让读者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本文试着从《掘墓人》中以超现实主义笔法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角度，来反映纪伯伦受尼采哲学思想影响后的思想转变。当然有浅薄和不当之处，还望老师雅正！
掘墓人的同义词篇五
《谎言是谎言制度的掘墓人》
谎言是谎言制度的掘墓人.txt单身很痛苦，单身久了更痛苦，前几天我看见一头母猪，都觉得它眉清目秀的什么叫残忍？ 是男人，我就打断他三条腿；是公狗，我就打断它五条腿！ 723车祸的一个答案
7.23车祸有几个诡异的地方，让我觉得似乎冥冥之中自有猫腻：
25岁的王海茹在事故发生后见到D3115次列车司机软瘫在一边，她心生同情，没有更多质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他非要让我停”。南都周刊《谁叫他停下？》一贴中提供了新的线索
1.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前苏联的悲剧。
我要说的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当局习惯性的对民众隐瞒实情，只说是火灾。附近农庄的人们毫不知情，甚至举行婚礼，辐射最重的前15天过后，才得知真相。民众对政府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有人回忆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政府该推翻了。事故20周年时，戈尔巴乔夫承认切尔诺贝利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颗稻草。我看戈尔巴乔夫说的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谎言才是最后一根稻草。日本、美国等国家都发生过重大事故，但国家依然健康，唯独依靠谎言治国的国家，才会崩坍。
不幸的是，同样的事情再度上演于中国。723事件，政府又一次将自己推向人民的对立面。网友阿里爱爱说：刚刚，CCAV新闻频道午间新闻总共用了20分钟报道7·23列车脱轨事件，其中12分钟是在歌颂武警消防，歌颂医院，歌颂抢险救助安排多么及时多么合理，其中7分钟是在描述中央是多么重视，领导是多么亲力亲为视察安抚。只有1分钟实在讲述列车相撞和脱轨的情况。而去挖掘这起事件的原因和纠其责任，0分钟。7月26日《人民日报》头条歌功颂德：“党的恩情比天山高”！香港苹果日报粗口大骂痛批政府：“只要通车，不要救人，他妈的！”
谎言治国术特征是这样的：在重大灾难面前，习惯性的控制信息、不即时公布调查真相、不公布遇难、伤害者真实信息，反而一味追求所谓稳定和谐，通过河蟹的高压手段抑制汹涌的舆情，习惯性的操作新闻“化坏事为好事”，对救援抢险进行大幅度报道，而刻意回避问责、回避道歉、回避公布真相。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场景：每次大面积遭灾死人，都成了一部分人请赏庆功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我认为这根源是不尊重人权的历史传统。不尊重人权，所以723事故后，才强调维稳通车、强调迅速掩埋现场、阻止受害者的悲痛。
维稳是硬任务么，政权高于人权，国家利益受损的时候，人民利益让让路吧。
2.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上周六，赖昌星回国了。某些人兴高采烈，某些人阵脚大乱。某人说：不要慌张。谎言还没开始启动，723事故就来了。这要追溯到从前。
3.从前
从前有一个很大的帮会叫血旗门，老帮主洪潜天临终时，将门主之位传给帮内的一个新兄弟，又为这个新兄弟指定了一个小兄弟做接班人。新帮主上任跟帮内其他兄弟不睦，帮内分化成对立两派，互斗不休。新帮主任期内出了赖昌星这样的恶心事件，帮主的兄弟很受牵连，但都被新帮主压制住了。好不容易等到新帮主去世，小兄弟欲全面控制局势，将赖捉拿回帮，准备重创对立派，以稳定自家根基。
但是，万万没想到，小帮主治下的一名叫高铁的兄弟出事了。没想到，高铁杀死无辜民众甚多，实属罪大恶极，但高铁自恃有后台，百般抵赖（高铁本属于新帮主辖制，但是小帮主略施小计给他作了换头术，收服）。高铁的新头遇到倒霉事，这给小帮主带来不小的麻烦。 如此有力的武器，对立派自然不会放过，于是四下合围借机逼迫小帮主退位。
退当然是不可能的。不退，也很难。
退与不退，都是茶壶煮饺子，肚子里一清二楚，肚子外什么都看不见。
高铁出事，有人说是偶然事件，有人说背后猫腻定然有暗中策划。究竟是偶然还是定然？偶们看不到真相统统不知道。
因为在血旗门，这等牵扯宫廷内幕的消息都属高度机密的内容，绝对不能泄密。我们只能看见血旗门对外仍然表现出一团和气，面子上很光鲜。
这个类似宫廷内幕的故事主要想说，血旗门帮内掌权的策略主要是依靠谎言，谎言不一定是假话，而是对你截留一些信息，隐瞒一部分内容，通过内幕控制，刻意制造信息不对称。要是没了内幕，便无法治国（想必大家都有深有体会）。因此，内幕就成了生命线，谎言就成了救心丸，关键时刻总要说谎。
4.为什么能说谎？
说谎是需要技巧的。有个集体失语的现象可以参考。723事发后，有人说：特地去看了下前不久被评为共和国脊梁的几位名家大腕的微博，@倪萍，李双江，刘兰芳，没有一个人对动车事故发表过什么看法。按理说微博上写不写什么是你们的私事，但这个国家出了那么大的事，作为脊梁的你们总该有点担当吧。他们是组织的喉舌和宠物，是牵线木偶！组织让说什么才能说什么，组织不想说，打死也不会说。谎言体制需要的人关键时刻能去堵抢眼背黑锅龟缩头，不能当大家面说皇帝光屁股。
有人问：为什么官方的应对词总是那样虚伪弱智？
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个形式，公众又不是上级领导，随便捏造个答案扔过去，你爱听不听！so，回答得多弱智都不要紧，因为还有五毛网警、还有版主网管、还有军车武警，不怕你不服！微博上一位网友说：晚上打车回来遇见一位愤怒的司机师傅：“船沉了捞不着人那叫失踪，地震了城都被埋了也是失踪，一把火人烧焦了分不出来也叫失踪，现在就两节破车厢掉桥下，顶多胳膊脑袋不在一个地方，找起来很费劲吗？这也能失踪？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什么才叫失踪？！”
你生气了是不是？气死拉倒。老子手里有枪，你能怎样？老子手里有钱，你能怎样？老子手里有权，你能怎样？老子手里有枪有钱有权，你能怎样？
5.和谐
谎言的最终结果是想进入和谐境界。和谐是什么？我常常在想。
我脚的，和谐不是冲突的反义词，相反，这两个词应该是二位一体，犹如太极图的阴阳鱼，和谐就是冲突，冲突就是和谐。
冲突往往源于反对，源于异议，冲突是人间常态，有冲突才是和谐的现象，没有冲突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
或许该问，为什么我们的冲突越来越多，而没有一点和谐的感觉？
没有和谐的感觉，是因为缺少化解冲突的机制。
我们有的是河蟹--高压手段，阴暗策划。
我们缺的是民主--对话机制，平等协商。
民主的社会里，冲突天天有，但是，不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前，高压机制压制了一些冲突，但这是没用的。因为我们看见，冲突来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猛，压服了旧的，新的冲突马上以更猛烈的面貌出现，总有一天，河蟹会完全崩溃。
在冲突一次次加剧的过程中，谎言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谎言将是谎言系统的掘墓人，是压死河蟹的最后一根稻草。请你们说的更多一些吧。
6.末了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谁叫他停下？》，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谎言系统中有很多答案。
我们试着回答一个：
问：谁叫他停下？ 答：调度。
问：调度为啥让停下？ 答：调度被胁迫。
问：调度被谁胁迫？ 答：恐怖分子（三股势力、腐败贪官„„）
问：抓到了吗？ 答：抓到了。
问：口供如何？ 答：招认
问：犯罪分子在哪里？ 答：监狱畏罪自杀了。
当然，你也可以有自己版本的答案。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无限逼近真相，但可惜，哪都不是真相，不能相信。因为它出自谎言系统。
掘墓人的同义词篇六
《铁老大的“掘墓人”盛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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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老大的“掘墓人”盛光祖
作者：
来源：《时代报告》2013年第04期
铁道部曾是中国最大的部，包揽铁路融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大权，它还拥有专属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系统以及自己的通信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偌大的铁路系统就是一个准军事性的“独立王国”，也被称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2013年3月10日，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后，铁道部将不复存在。跟共和国同龄的盛光祖，成为最后一任铁道部长。
自1968年到2000年，盛光祖将最璀璨的年华献给了中国的铁路事业。2011年2月，62岁的盛光祖高龄出征，坐上铁道部头把交椅。也许那时，他就已经清楚自己肩上的重大使命——亲自改革掉自己工作30多年的铁道部。
在盛光祖的一生中，他行政编制的最后三年，成为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暴露在聚光灯下次数最多的三年。铁路降速、安全事故、资金问题、天价宣传片，再加上春运一票难求，落在他肩上的没有一副轻担子，而“7·23”动车事故，更是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盛光祖的身上，承载了中国铁路太多的精彩与沉疴，他励精图治，贡献才干，带着改革的斗志书写了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
掘墓人的同义词篇七
《朱必圣》
朱必圣
一
何为大众？是一群人构成？仅是人的群体就可以称之为大众吗？剥离开一切文化、思想和精神，单就人群而言，这样的大众除了具有数量的含义之外，实在难能包含其他的意义，我们难以言明它的本质，这样的人群就成为陌生的大众。也就是性质模糊、意义含混的人群。
我们生而为人，他就不能等同于任何物件，没有人能将这样的大众视同为物件。因为他们的存在不是作为物件的存在，物件的存在仅仅是“在”这一属性就可证实，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愿望，没有“在”之外的任何追求，没有价值、意义、理想一类的精神观念。如此的“在”是可以移动的，只要有人将它移开，使它离开存在的现场，这就可以不“在”了，就本质而言，这样的物件的“在”是没有存在的愿望的一种“在”，“在”与“不在”对它而言都没有意义，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绝对被动的“在”，没有任何主观愿望的“在”，它永远不能成为“主体”。在世界这样的现场中，它永远只是作为客件存在，它不能对世界这一存在现场产生任何价值和精神的影响。如此绝对被动的“在”，对于世界现场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而言，这样的“在”如同于死。
生而为人的每一位，请记住，你的存在并非如同于死的绝对被动的“在”，你不同于任何物件，无论这物件具有怎样的金钱价值，你也比它高贵不知多少。因为你的存在，你的每一行为，每一观念，每一思想，每一追求，每一愿望都是直接构成世界这一存在现场的一种因素。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你是存在的责任人之一。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哲学家在此言明了你的存在的明证不是物件般的，而是思想和精神性的。在与思相联，这是人类存在的性质。对于人类而言，“在”无法离开思而独存，“思”由“在”而生，但并不因“在”而亡，如此的“在”就成了沉思的“在”了。人类群体的每一个人如此，整个群体也是如此，群体的“在”也就体现于群体的“思”中，于是，人类的存在就有了种沉思的性质。
生而为人，就不能脱离开“思”，人类的存在是具有存在愿望的，它具有思想、诘问、理想等精神性质，“思”就是以思想、诘问、理想等方式来表明存在的愿望。“在”不是独立的，所有生而为人的，为此都负上了“思”的天职，精神追索也由此赋予了人。
如此，人类以何为“思”？也就是说人类“思”何？关于存在的本原问题永远都是“思”的源头。就是：“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自有以来，人类的哪一门哲学不是深切地包含了如此的诘问呢？我想存在本原不是这样由疑问而生，如此的疑问必然产生于人类一次本质的怀疑。如果打开《圣经》，它的第一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到创造确立存在，创造是存在的本原。在创造的面前是谁打上了问号呢？就是今天为怀疑所困的人类。试想谁能有这样的权力在创造的创造面前打问号？也就是丧失信仰的人。在人类的心灵中，信仰和怀疑是不能共存的，拥有
信仰就可以消除怀疑，相反，被怀疑侵占的心灵也就丧失了信仰。人在为何而“思”，原因就在于怀疑的心灵。这种心灵就是“思”的心灵，信仰的大众至此成了怀疑的大众。
怀疑是人类认识的黑暗屏障，它遮蔽了存在的真理。怀疑的大众站在这样的屏障之外来猜想屏障之内的真实，如此的猜想只能是模糊的、陌生的，怀疑的大众终没能认识那屏障内的真理。怀疑的大众就成了不明自身存在本原、也不明存在性质的陌生的大众。
陌生的大众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存在的困惑，生而为人地陷于不明自我的本原，不明为何而生，也不明生而为何。“思”与“在”并存的存在中，“思”的蒙昧性使“在”也笼罩在价值和意义的迷团里。陌生的大众其陌生所在，就是丧失存在的精神性。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和医生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文化危机和它的精神原因》一文中谈到人丢失精神文化的事实，他说：“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人们开始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对和批判，人们遣责它的乐观主义浅薄，它的伦理学多愁善感。但是，理性主义不很完善地所做的一切，它鼓舞人接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文化理想，批判它和取代它的精神运动并不能继续推进它。这样不知不觉地，文化信念的动力逐渐丧失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同样也显得过时了。现实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最后，从19世纪中叶起，理想不再来自理性，而是取自现实，我们因此也日益陷于无文化和无人道之中。这是我们文化史中可确定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事实。”（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2月版。）文化信念的沦丧带来精神文化的丧失，在人类陌生的队伍中，蹒跚着一群群丧失信念的人。从此，人们只会有混乱的体验，而不再有清明的思想了。
二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写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的第一篇《生活秩序的界线》中将群众作为公众的同义词来定义，群众是“指由于接受某些观点而在精神上彼此相联的一群人。”（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所以大众的根源是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观念，具有相同的思想观念，才会形成精神上相联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就自然组织在共同的思想观念上，在相同的价值方向上形成社会影响。今天我们来考察一下，人类社会最为广大的大众接受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使他们相联的精神是什么？我想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大众了。
既然谈的是人类这个最基本的大众，那就得撇开不同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下的民众。今天人类在什么样的观念下相联系？我想首先是生而为人，这是共同的。所以基本的观念就是生存观念，以及作为人的人性的目标。古希腊哲学由探讨世界的本源出发，开始探研人类的生存问题。从米利都（Miletos）的泰利士到爱菲索(Ephesos)的赫拉克利特，从相信世界的本源出自物质的到由绝对意识主导。赫拉克利特认为：“这道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一切都遵循着这个道，然而人们试图像我告诉他们的那样，对某些言语和行为按本性一一加以分析，说出它们与道的关系时，却立刻显得毫无经验。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不知道自己醒时所做的事情，就像忘了梦中所做的事情一样。”请注意，赫拉克
利特又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由此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群迷途的人们，正陷在重重迷惘之中。他们谈论的一切话题全都离不开本源。我们由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让人疑惑的是，在我们没有完全明白我们的去向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已经在这迷途上了？从哲学的源头来看，人类的思想全都是来自迷途者。
如果我们要知道人类这个最基本的大众的实质，答案就在于此了。他们全都是路上人，全都是迷途者，这是迷途的大众。将这样的大众联系起来的根本因素就是迷途，是迷途者的精神。
由此，人类最广大的人群在存在面前，充满疑惑。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也没有人是存在的真正知情者。他们全都是不明真相者，没有真相，也就没有确知，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的大众就像一块黑暗中的石头，因其不具自明性，它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明亮起来，而是要靠启示，需要阳光将它照亮，使之成为宇宙间闪亮的一群人。
三
大众是一个受影响的群体，也是一个意志蒙昧、思想不清晰的群体。但人类所有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众的支持，或者这样的大众如果不是受哪一个群体思想和意志的辖制，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此没有人将它的思想影响或输送入大众的心灵，将这样的力量集合起来，并且引导到一个既定的目标上面，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像面对着一块巨石那样，那是一块任何个人、少数人全然不可撼动的巨石，如果不是某一个个人，或者某一个包含少数人的团体集合这样大众的力量，就完全不可能推动历史的巨石。
个人是渺茫的，个人是孤独的。由一种思想、一种意志集合起来的大众是强大的，而未经集合的人群只是每一个分散的个体，他们都在体验着个人的渺茫和孤独的个性特征，利用了个人渺小而怯弱的心理而形成的盲目的性格，有许多机会主义者利用这样的大众的盲从和依赖性，将他们引到个人的目标和思想上来。
大众的盲目常常使得他们陷于苦难，常常使得他们成为自身的掘墓人。等到有人从中觉醒过来，要起来寻求自身的出路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圈锁在一种少数集团的势力之中。
大众的软弱就体现在这，他们缺少思想，缺少启示，如此才入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圈套。人类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任何一次战争，哪一次不是因为某一个居于社会和大众之上的人的所谓的一声令下，就集合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大众，举着闪亮的刀锋，端着子弹上膛的枪而冲向跟自己无怨无仇的人呢？这种将他人和自己陷于死亡的战争不就是发生在某个人，或某个少数群体的一声命令下吗？一声“冲啊！”，多少蒙昧无知、徒有盲目激情的人群就是将无情的刀剑、冰
冷的子弹残酷地刺入和射入那些同样盲目的另一个群体的人们的胸怀，而在和平的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同时出现在一个酒会上，或者他们之中还会彼此举杯，互相祝愿；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夫妻、成为挚友或亲族。在战场上，除了一阵阵升腾而起的硝烟，谁能够看得清人类的血液之中洋溢着如此温情的爱意呢？而这些全都是被少数集团或某个变态的独裁者所蒙蔽。
“每一样东西都应一时的需要而来，然后被用完，然后被扔掉。就连住所本身也是机器的产物。”写作《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写道大众存在的地位和意义，它们就如同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应时而来，然后利用过了就受到抛弃，那些历史狂人都是利用群众的好手。
独裁者大都喜欢陌生的大众，他们的存在完全依附于这样的大众，他们靠欺骗陌生的大众为生，如果这些大众被他们蒙骗住了，他们反过来又蔑视大众，无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独裁者得到这样的大众后，就成了凶残的、非理性的，这些大众都成了他们盘中的食物，他们以这些大众的利益、甚至是大众的生命来喂大自己，这些人在大众之上膨胀起来，而广大的群众反而成为渺小的，软弱可欺的，成为他们脚下的尘土，他们可以随意践踏，随意在他们上面吐唾沫。他们以大众为坛，自己在他们的上面设立高位，他们坐在上面，接受大众的膜拜，直到他们磨破了膝盖。
四
大众成为陌生的，许多历史年代中，他们只是一件容器，只有一个精神的躯壳，有人将个人的思想、甚至谎言都倾倒在其中，使他们成为盲目的一群人。他们面目模糊，谁都可以打着他们的旗帜贩卖个人的货色。在理性的时代，他们没有独立的思考，而在非理性的时代，他们就成了迷狂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大的德国大众就是在暴君及其同伙的煽动下，而成为纳粹的帮凶，他们以为投入的战争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它可以改变德国及世界人民的命运。他们以为这样的目标是伟大的、崇高的，献身这样的历史他们是自豪的，他们完全被希特勒这样的狂徒蒙住了眼睛，无视显而易见的血腥。即使许多人清醒了，他们也被手中沾染了的无辜者的鲜血所缠住了，他们狂野的、非理性的火焰已经不可扑灭了。
大众常常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将自己推下悬崖呢？仅仅因为一个狂徒意义蒙昧的“革命”的口号？在极权主义时代，人们生活在庞然大物的阴影之下，他们抛弃家庭、亲人甚至生命，将一切极权主义鼓吹的政治无关的一切事物都视如粪土，万众一心投身于狂热的革命。那时，他们不是儿子、父亲、母亲、兄弟，他们只有两种关系，要么是革命的同志，要么就是敌人。
而在现代社会，大众仅有一种性质，就是物质的大众。大众的利益最根本的只体现为经济利益，经济决定一切。大众的一切权力是经济赋予的，经济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经济甚至可以赋予他们许多快乐，物质享受的快乐，这是一切贫困者所不可能拥有的；经济同时可以赋
予他们社会的信用，他们是经济社会令人可敬的人，是经济社会的中心人物，成了人们的榜样；他们成了经济社会的成功人士的代表，他们不仅拥有财富，而且拥有荣誉，所以他们是特殊的。
经济社会产生经济人，产生物质大众。这是因为现代的环境变得非常精神化了，它“使人失去了他自己的世界。人就是这样地被抛入了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功能这是现代社会对这样大众的一种本质界定，大众的意义完全由社会功能来衡量，只有其在社会中担负有某种实利性质的功能作用，他才被社会承认，否则将被视为多余的人。经济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它将每一个人都视同车间里的机器，只有它能够运转，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他才是存在的，否则是不存在的，视同废物。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开头部分的甲虫，就是如今经济大众的化身，他们保持着人的体验，人的感知，人的思想，但是一切行为、形象如同甲虫。人保持着他的某一项功能，并追求他的效率，而别的都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经济社会引人注目的是娱乐和广告，娱乐成为自我慰藉的一种方式，现代娱乐就像一张包装纸，人人用它是要将自己包装成快乐的样子，无论人们是什么货色，都用娱乐这样一种包装纸，将一切大众都包装在同一种封面里。广告在现代的经济社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大大超出了产品的宣传品这样的性质了，而几乎要演变为现代神话。比如中国联想集团的著名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比如你随便走进一家比萨饼店，你的桌子上面就会有一张宣传品，上面写着：“知道我的爱有多深”，上面是两块“心”形的比萨饼。如此，你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类的产品全都要赫然登基，要在人类之上称王称霸似的，它们要作人类的主人，好像唯有它们才是世界的希望，唯有它们才是人类的出路，才是人类的真正的爱似的。如今的大众都生活在巨大的广告牌的阴影之下，以它们提供的方式生活和娱乐，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是社会的消费者，只要他们仍然听信广告语，仍然热爱着物质，在经济社会他们就具有了消费的功能，从而形成了产品的市场，从而也就实现了产品的利润。前段时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学习的革命》，据说，销行本书的北京科利华公司为此书竟花费了3000多万元的广告费，硬是将此书称为能够改变人一生的“圣书”。
现代社会有一个时髦的词“包装”，其实质意义就是不实之辞，就是谎言。它可以将虚假的东西包装成真实的，要以表面来掩盖实质。公司股票上市也要包装，名为包装上市，就是由于如果根据其真实情形，它没有条件上市，所以要加以包装，让那些只认包装的大众受欺骗而上当。
现代社会成了一个崇尚躯壳的社会，由实质蜕变为虚假。这一切都是为着对付大众的，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幕，隐藏真实。在这样的社会里，识别真假成了人们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否则它会处处受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