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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快递公司刚好赶上了中国飞一般的发展速度，物流成为多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三通一达”的成长更为显著。据2012年数据显示，他们四家达到全国快递业务量的55%。
2013年10月18日晚，“申通快递20年”庆典上，随处可见桐庐籍快递人——加盟者已经超过5万人，员工逾15万人。
而在他们的发源地，夏塘村，聂家小楼正在施工之中。各5层高的两栋楼，每层约10间房，材料显示着主人的经济实力，建筑工人说这里用的钢材粗得“在上面开个大货车都没事”。
没变的是门口的一棵大树，和家门的方向。老乡说，“做生意的人信风水”。
附近三五公里远的子胥村、歌舞村，历史上曾是伍子胥出逃、文人严子陵隐居的地方，现在也全都成了“快递村”，因为它们都是“四通一达”老板们的老家。
“我们村里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做快递，看都看会了，听也听会了。”村干部说。
跟政策赛跑，跟老乡赛跑
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告别了黑户日子。此时，创业十多年后，申通才敢把“快递”一词加入公司名中。
最初的十多年里，申通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黑快递。
这是因为，旧邮政法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由邮政企业专营”，而早年民营快递的主营业务正是以文件为主的商务件。
它们和邮政系统玩了十余年“猫捉老鼠”的游戏，规模稍大的快递公司每年上缴罚款就高达百万。
“那时候的货车在高速上飞一样地飙，邮政和警察联合起来堵我们，车速快到甚至来不及转弯，哐一下，撞也就撞了。”一位当年负责运送的申通“元老”回忆。而守在“家”的同事，常常得在邮政来人的时候把货藏在屋顶上。
一位2000年进入申通的负责人笑言，“当年押车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最后房东忍不住问我们是不是小偷。”
这让最初的开始充满苦难记忆，但桐庐人能捱得住，因为实在太穷了。
2013年秋天，坐在上海总部宽敞的办公室里，赖梅松西裤下穿着一双千层底布鞋。他初中毕业后，因200块钱的困难不能继续学业，开始外出打拼。
这几乎是第一批桐庐快递人共有的经历。
一位申通的地方分公司经理说，在加入申通前，蹬过半年三轮车，“我还记得14岁去印刷厂玩的时候，看到我们陈总(陈德军)搬着一大卷布的情形。”
因为“穷怕了”，桐庐人肯吃苦、能抱团。
1993年，申通在杭州市湖墅北路的一间破屋子里成立时，只有一副桌椅，一个沙发，六七个人。这位分公司经理说，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都是趴在老板桌子上睡觉的。
送件也苦。坐火车时常没座，抱着货站一夜。陈德军在上海骑自行车送货时，半年不到，翻烂了10张地图。
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告别了黑户日子。此时，创业十多年后，申通才敢把“快递”一词加入公司名中。
很快，老乡们的赛跑就拉开了序幕。
加盟，是申通最先采用的有效“武器”。自上海、杭州、宁波之后，它迅速铺开了深圳、苏州、无锡等地的网点。“做了一年后，聂总给我四个人，让去苏州干。”当地分公司经理回忆。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先到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圆通六年后进入苏州时，仅能分到申通业务量的1/10。
加盟制的特点是网点除了向总部缴纳保证金、中转派送费和信封面单费以外，自担成本，自负盈亏，从上到下都是“老板”。
【中通快递赖海松】徐勇认为，这是农村出身的老板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模仿，迅速扩张，又分散风险。
有趣的是，“双十一”前夜，马云接受采访时说：“所有快递人员把爸爸妈妈、二姨等都拉出来做快递，这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而赖梅松却认为，这要归功于加盟制度，“忙的时候，加盟商加钱，快递员就能带动全家一起送货。国企和直营就不行，网点花钱要向上报批。加盟网络机制灵活，有发动群众的爆发力。”
之后进入的韵达、圆通、中通完全复制了申通模式。
但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因为加盟制“诸侯割据”。2010年起中通推行股份制，总部与网点员工都持有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赖海松说：“各方诸侯利益主体太多，每个人都要算自己的账，感觉到总部政策推行受到了阻力。”
不相往来，道路依然“相通”
就连他们新的总部，也都在十多年后搬到了上海的同一个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他们几乎总是在相同的时点，作出相似的商业选择。
【中通快递赖海松】同为“桐庐帮”，“三通一达”间的合作却不多。
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虽然申通、圆通、中通老板同住上海佘山，但彼此间关系却颇为微妙。比如，在南方周末记者参加的一次申通举办的行业研讨会上，会前半小时，第一排桌面上分别摆了四位董事长的名牌。然而在开始前五分钟，除了申通自己的老总陈德军外，剩下三人的名牌都被悄然撤下。
“走出大山以后，他们相互之间是不沟通的，自己做自己的生意。”韵达一位元老级高管如此评价。
上海桐庐商会一位与这些老板都很熟稔的人士，则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但不相往来，却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高度“相通”。
就连他们新的总部，也都在十多年后搬到了上海同一个地方。2010年左右，四家公司先后迁到上海青浦区，在大片的荒地上展开了“圈地运动”。
那是江浙沪的交界处，也在上海发达的轨交线路都难以触及的地方。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西段终点后，仍有约20公里的车程。
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上灰尘弥漫，货车熙攘，路边满是厂房。向东北方向继续走，沿途是大片废弃的耕地，荒草间有零星民居。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其中一家快递公司老板时，旁边的垃圾回收站焚烧垃圾，漫天烟雾，老板打电话叫人来处理，挂电话时随口便说了一句，“那个地方我要把它买下来。”
不只是对于总部地址的选择相同，从过去到现在，几乎总是在相同的时点，他们作出相似的商业选择。
例如，现在这些以亲戚邻里为高管的桐庐快递们，开始同时高薪外聘人才，管理层“换血”。韵达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引进外资管理团队，“花一两千万都没问题。”
相峰则是2013年6月进入圆通快递任总裁的，之前他先后就职于通用汽车和美国UPS公司。外资企业的工作习惯在他身上仍能看到，对于秘书倒水、递烟的每个动作他都会说“谢谢”，言谈间会跳出英文单词。
也比如，他们对危机的共同意识。
2013年11月11日20点左右，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先后突破1000万业务量大关，各项数据几乎均比去年翻了一番。
但电商的狂欢并没有让他们丧失警惕之心。
早在业务量激增的2009年，圆通决策层就已经担心当电商自建物流，快递企业怎么办。而申通杨浦公司胡经理说，他们讨论过这样一个画面，“也许两三年后，你一觉醒来，走到公司里面，发现一票货都没有了。”
“根据美国的经验，最后留下来的大型快递企业不会超过5家。”坐在韵达总部的办公室里，一位桐庐籍的负责人说，“在国内，京东代表的电商算一家，顺丰算一家，中国邮政算一家，可能以后菜鸟网络也是一家……‘三通一达’的机会不多了。”他掰着指头数完，留下一根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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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淘宝
对于民营快递业来说，淘宝的出现带来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也最让人爱恨交织。
2005年5月，淘宝与圆通签了推荐物流供应商协议，首次实现官方合作。次年5月1日，淘宝和圆通以快递一把剑的方式开启官方合作。当天交易量386单。而后的下半年，猛增近4万单。宋先生说，“那时候太厉害了，交易量每个月都是百分之几百的增长！”
电商巨大业务量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抗，中通、申通、韵达也纷纷进入电子商务平台。此前，快递企业以商务件为主，快递员只跑写字楼。与电商合作后，网购件逐渐成为“三通一达”的主营业务，快递员的身影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小区和生活楼里。如今来自淘宝的业务在这四家公司能占到60%—80%。
业务量飙升带来的甜蜜并没有维持多久，“量大”的淘宝店们掌握着强有力的谈判优势，引得快递们竞相降价。
一家快递公司的副总裁则坦言，在连续两年业务量增长近100%的情况下，利润率却在下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快递业业务量增长六成，收入增长仅有三成。
桐庐同根生
在桐庐县夏塘村，村干部说，村里有650人，其中400余人在外做快递生意，留下来的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不到20人。
这个两旁青山、一排新屋的小村，正是民营快递业一个重要的发源地。村里一条半干涸的小溪上，跨着一座不足十米长的“腾飞桥”。这座桥是为了纪念快递“鼻祖”聂腾飞而建造的。
1993年，在杭州一家印染厂打工的夏塘村年轻人聂腾飞发现了一门好差事，和工友詹际盛做起了“代人出差”的生意——
随着邓小平南巡与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进出口贸易红火。需要往来于沪杭间的外贸公司随即遇到了一个难题：报关单必须次日抵达港口，而EMS需要三天。于是，聂腾飞们发现了商机，他每日凌晨坐火车从杭州去上海，詹际盛在火车站接货后送往市区各地。跑一单100元，除去来回车票30元，能赚70元。申通快递由此出世。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在广东顺德，比聂腾飞小一岁的王卫也发现了“时间差”的生意，在深港间开展了相同的业务，公司起名“顺丰”。二十年后的它们，构成了中国民营快递的版图。
申通成立一年后，聂腾飞安排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接替詹际盛的上海业务。詹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
五年后，聂腾飞车祸去世。弟弟聂腾云离开申通，成立韵达快递。申通由陈小英兄妹接手。2012年，申通收购了天天快递，由陈小英的第二任丈夫奚春阳任董事长。
2000年，陈德军的初中同学张小娟，劝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创办圆通快递。两年后，与他们一同长大的赖梅松成立中通快递。
“三通一达”的成长更为显著。据2012年数据显示，他们四家达到全国快递业务量的55%。
2013年10月18日晚，“申通快递20年”庆典上，随处可见桐庐籍快递人——加盟者已经超过5万人，员工逾15万人。
跟政策赛跑，跟老乡赛跑
最初的十多年里，申通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黑快递。
这是因为，旧邮政法规定“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由邮政企业专营”，而早年民营快递的主营业务正是以文件为主的商务件。
它们和邮政系统玩了十余年“猫捉老鼠”的游戏，规模稍大的快递公司每年上缴罚款就高达百万。
“那时候的货车在高速上飞一样地飙，邮政和警察联合起来堵我们，车速快到甚至来不及转弯，哐一下，撞也就撞了。”一位当年负责运送的申通“元老”回忆。而守在“家”的同事，常常得在邮政来人的时候把货藏在屋顶上。
一位2000年进入申通的负责人笑言，“当年押车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最后房东忍不住问我们是不是小偷。”
这几乎是第一批桐庐快递人共有的经历。
送件也苦。坐火车时常没座，抱着货站一夜。陈德军在上海骑自行车送货时，半年不到，翻烂了10张地图。
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告别了黑户日子。此时，创业十多年后，申通才敢把“快递”一词加入公司名中。
很快，老乡们的赛跑就拉开了序幕。
加盟，是申通最先采用的有效“武器”。自上海、杭州、宁波之后，它迅速铺开了深圳、苏州、无锡等地的网点。当圆通六年后进入苏州时，仅能分到申通业务量的1/10。
加盟制的特点是网点除了向总部缴纳保证金、中转派送费和信封面单费以外，自担成本，自负盈亏，从上到下都是“老板”。
徐勇认为，这是农村出身的老板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模仿，迅速扩张，又分散风险。
之后进入的韵达、圆通、中通完全复制了申通模式。但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因为加盟制“诸侯割据”。2010年起中通推行股份制，总部与网点员工都持有股份，形成利益共同体，赖海松说：“各方诸侯利益主体太多，每个人都要算自己的账，感觉到总部政策推行受到了阻力。”不相往来，道路依然“相通”。
同为“桐庐帮”，“三通一达”间的合作却不多。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虽然申通、圆通、中通老板同住上海佘山，但彼此间关系却颇为微妙。“走出大山以后，他们相互之间是不沟通的，自己做自己的生意。”韵达一位元老级高管如此评价。上海桐庐商会一位与这些老板都很熟稔的人士，则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摘自《南方周末》）